關注世界正在經(jīng)歷的各種苦難，是獲得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作家韓江的寫作重心之一。縱觀韓江的大部分作品，我們發(fā)現(xiàn)思考苦難、書寫苦難的各種樣態(tài)，重新想象苦難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成因，探察苦難的暴力本質，揭示個體、群體的無奈、掙扎和抗爭，盡情書寫苦難生存下個體極其復雜多樣的心理體驗和種種不堪，揭示苦難經(jīng)歷夢魘般的壓迫性和毀滅性特征，是貫穿韓江作品的主線。就韓江作品的主題而言，不論是其短篇還是長篇，其標識性特征就是苦難書寫，因而我們有理由認為“苦難”就是她不斷書寫、呈現(xiàn)和挖掘的母題。

“苦難”母題除了構成韓江作品統(tǒng)攝性主題之外，還是構成她作品結構的基本元素。換句話說，這個母題如同她的一個心理情結，沉淀到她的意識深處。韓江正是圍繞這個母題，通過不同的排列組合方式，精心設計出了無數(shù)的情節(jié)，不斷寫出精彩紛呈的故事。

苦難與人性的覺察

韓江的歷史敘事主要有2014年出版的《少年來了》和2021年出版的《不做告別》等。前者以韓國的歷史事件為背景，盡管韓江動筆寫作之前，做了大量的實地調(diào)查和資料查閱，但她的著眼點并不是以歷史學家的視角，直接描述和還原慘案的真相，而是用文學的方式書寫歷史事件造成當事人和后來者的創(chuàng)傷經(jīng)歷，揭示人性中暴力的一面。《少年來了》再現(xiàn)了歷史悲劇，揭示了生命在暴力面前的脆弱與無助，作者并未過分渲染其血腥場面，而是用濃墨重彩描繪東浩和朋友之間的守望、不舍、支持、懷念以及對他們心理上造成的深遠影響，進一步探討人性善惡本質之所在。

韓江在噩夢和死亡意識的不斷侵擾中寫完《少年來了》后，接受了記者采訪。她解釋了寫這部令她痛苦不堪的小說的動因。她的初衷是希望通過再現(xiàn)歷史悲劇而回答自己心中的問題：“人原本就是殘忍的么？屈辱、毀壞、殺戮，這就是被證明的人的本質嗎？”顯然，《少年來了》的寫作未能回答她這個帶本體性意味的問題，也沒有把她從歷史創(chuàng)傷的噩夢中解脫。她于是花費7年的時間，于2021年寫下另一部反映個體和民族傷痛的小說《不做告別》。

這部作品雖然是圍繞駐韓美軍和韓國軍隊屠殺濟州島數(shù)萬民眾的事件展開，但重心還是這場慘絕人寰的瘋狂殺戮如何改變幸存者和后來者的人生軌跡，揭示的是生存的無奈和人性的脆弱。作家慶荷的朋友仁善在濟州島家中做木工活時，被電鋸傷了兩根手指，緊急住院，請求慶荷前去她家照顧她的小鳥。慶荷翻閱仁善家的家族史時讀到了關于濟州島大屠殺事件的記載，并發(fā)現(xiàn)仁善和她母親收集了大量屠殺場景的圖片。那些圖片記錄著“那個冬天有三萬人在這個島上被殺害，第二年夏天在陸地上有二十萬人被屠殺”的悲慘場面。翻看這些圖片，給慶荷造成巨大的心理創(chuàng)傷，導致她噩夢連連，身體被各種疾病侵襲，人整日處于精神恍惚狀態(tài)，個人的認知圖式幾近崩潰。

與慶荷相似，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均被大屠殺的記憶和毀滅性創(chuàng)傷折磨，痛苦不堪，又難以自拔。仁善的母親是大屠殺事件的親歷者，兒子被槍殺的情景始終占據(jù)著她的腦海，揮之不去，掙脫不得，覺得自己“只有睡在鋒利的鐵片上，才不會做噩夢”。她的哥哥活不見人，死不見尸，也令她寢食難安。慘痛的歷史后遺癥使她幾乎喪失生活的能力。她時常失憶，渾渾噩噩，這倒也能幫她挨過時間的折磨，但她也會有偶爾清醒的瞬間。殊不知，清醒的瞬間反而讓她哀痛欲絕，因為她會遭到“銳利刀子般的記憶”的無情侵襲。這時，她會喋喋不休，不斷呼喊著讓女兒仁善救救她，其喊聲“就像被手術刀切開身體的人一樣，就像血淋淋的記憶不斷涌出一樣”。顯然，這個痛苦、無奈和絕望的老人和小說中許許多多有名無名的幸存者一樣，呼喊著要掙脫濟州島大屠殺夢魘般記憶的折磨。作品最后，仁善的母親重回濟州島，沉默寡言，不知道是不能回憶還是不愿意再回憶，似乎變了個人。

直視生活之下的暗涌

韓江文學除敘述創(chuàng)傷性歷史事件導致人物悲痛欲絕以外，其更多的作品書寫的是普通人物無法明言的、不可言說的和似乎不可表征的創(chuàng)傷經(jīng)歷造成的苦難生存。這類創(chuàng)傷無處不在，卻看不見、摸不著，由韓國歷史傳統(tǒng)、政治體制、文化、習俗、死而不僵的父權制、夫權制、等級制、男尊女卑等等根深蒂固的觀念造成，形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wǎng)，令生活在其中的個體感到窒息。這張網(wǎng)由一個個堅實的結構織就，不僅具有牢固、穩(wěn)定、不易變形等特點，還有強大的蒙蔽性、傳承性和感染性。我們不妨將這類社會性創(chuàng)傷統(tǒng)稱為結構性創(chuàng)傷。

毫無疑問，飽受結構性創(chuàng)傷之苦的典型人物就是《素食者》中的英惠。她主動從人變成樹的過程，其實就是她企圖擺脫苦難、獲得新生的過程。英惠逃避的是“高壓鍋”一樣構成現(xiàn)代社會存在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架構的一切要素，這些要素對于英惠而言，就是造成她苦難的源頭，唯有斬斷，方能獲得新生。然而，她又豈能憑一己之力消除這個源頭？她要么像其他千千萬萬的女性，選擇妥協(xié)，要么憑借堅不可摧的意志，改變自己，成為一棵樹，遠離悲痛，開始新生。英惠選擇了后者。

英惠變成一棵樹的愿望和決心是合乎情理的，因為她的成長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被壓抑個性、一步步“物化”的過程。她童年時生活在威嚴的父權制的陰影之下，時刻被規(guī)訓著，被懲罰著，被塑型著。她的父親性格暴戾，從小對她非打即罵，給她的身心造成極大的傷害。父親曾因寵物狗咬了英惠，將狗殘忍虐殺還不解恨，還要燒熟，強迫英惠吃下狗肉。年幼的英惠無力反抗，這讓她感受到了人性中可能存在本源性的惡，其本質就是殘暴和征服。親眼目睹小狗被折磨致死的經(jīng)歷，成為了英惠內(nèi)心深處永遠無法抹去的陰影，與凜然不可冒犯的父權一樣，令她唯恐躲之不及。

婚后，英惠的丈夫將她視為一個只負責料理家務、滿足自己生活需求的工具。丈夫對她視若無物，漠不關心，早出晚歸，不和她談論工作的事情，也從不與她交流思想和情感。丈夫長期的忽視和利用，加劇了英惠的痛苦。高高在上的夫權讓英惠感到壓抑、孤獨、無助和窒息，最終導致她噩夢纏繞，揮之不去。自從她在夢中看見滴血的肉塊和自己咀嚼生肉的場景后，英惠決定終生不再食肉，堅決要與導致她悲痛欲絕的一切決裂，即使要割腕自殺，也絕不退縮。實際上，她在夢中體驗到的痛苦和恐懼，也是她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所遭受的精神折磨的反映。夢中的血腥和暴力場景，是她內(nèi)心深處對父權制和夫權制壓迫感到憤怒的具象化表現(xiàn)。拒絕吃肉意味著她認識到父權制和夫權制固有的暴力本質，因而才會誓死抵抗她父親餐桌上強迫她吃肉的暴行。堅持素食，不僅是她抵抗結構性創(chuàng)傷對她傷害的舉動，而且是她試圖擺脫舊有自我認知的一種方式。英惠希望通過拒絕吃肉，擺脫苦難，切斷與夢中那種暴力和血腥的聯(lián)系，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用作者接受采訪時的話說，就是拒絕成為“人類的一員”，而變成僅僅需要陽光和水等自然饋贈就能生存的一棵樹。

同理，《白》《失語者》以及被視作《素食者》姊妹篇的短篇小說集《植物妻子》，展現(xiàn)的仍然是韓國社會結構性創(chuàng)傷逼迫女性不斷尋求新生的錐心泣血的心路歷程。這里僅以同題中篇《植物妻子》為例，作品中，“我”的妻子曾經(jīng)懷揣夢想，渴望到別的地方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后來遇到了“我”，因為愛情放棄了自己的理想，選擇與“我”結婚，進入了婚姻生活。換句話說，妻子是在并未完全擺脫父權制枷鎖的情況下走進了夫權制的牢籠，于是，她很快就被現(xiàn)實生活的瑣碎磨去了昔日的浪漫情懷。丈夫“我”忽視妻子的存在，他要么視妻子為自己的附庸，要么把妻子當成實現(xiàn)自己人生價值的工具，不久，妻子開始抱怨。“我”對幸福生活的期待被妻子的抱怨聲淹沒。于是，“我”在忍無可忍之時，與妻子爭吵，還動手打了她。

之后，妻子身上出現(xiàn)了無法消退的淤青斑塊，不斷擴大且顏色日漸加深。她開始食欲不振，時常嘔吐，精神萎靡，對曬太陽和裸露身體有著不可遏制的欲望。有一天，“我”出差回家后，發(fā)現(xiàn)妻子跪在陽臺上，已經(jīng)變成了一株植物。她的臉如樹葉般光滑，頭發(fā)有野草般的光澤，牙齒消失，舌頭如水草般晃動，只能發(fā)出要水的聲音。

《植物妻子》通過一個普通女性變成植物的荒誕故事，揭示了婚姻、夢想、人生、對自由的追求等等，在現(xiàn)實中因結構性創(chuàng)傷因素的存在而逐漸破碎的過程。“我”的家暴使妻子身心受到傷害，她身上的淤青斑塊日漸擴散，至死未愈，象征著父權制和夫權制，是女性苦難的根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丈夫的“我”在妻子變成植物后，買了最好的礦泉水，按時澆水照管這株植物，于是，富于犧牲精神、懂得感恩的植物妻子，在枯萎之前竟然給“我”留下了很多甜美的果實。終于，已經(jīng)植物化的妻子再次成為了丈夫賴以生存的有限資源！

女性命運的后現(xiàn)代敘事

如果用一個詞概括韓江文學的特點，那就是抗爭。她筆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與命運抗爭，與一切造成人們苦難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習俗和社會架構抗爭。同理，如果用一個詞概括韓江的藝術手法，那就是集大成。具體而言，韓江作品里充滿懸念、離奇、虛幻、隱喻、象征、反諷、意識流、拼貼、片段化、蒙太奇、復調(diào)、荒誕、諷喻、超現(xiàn)實主義的深層意象。最能體現(xiàn)她嫻熟運用現(xiàn)當代藝術手法的是在人物塑造、情節(jié)設計和主題呈現(xiàn)方面。

在人物塑造方面，韓江打破了以人為中心講述完整故事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運用象征、意識、蒙太奇、隱喻等手法呈現(xiàn)人物經(jīng)歷的片段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著重表現(xiàn)人的異化和生存困頓。于是，她筆下的眾多女性人物，不僅成了社會的局外人，而且成了自己的對立面。比如，《植物妻子》由8個中短篇構成，人物基本上都是沒有姓名的路人甲。作者抹去她們唯一具有個性標志的姓名，反襯她們身上的普遍性和無主體性。她們都是“空心人”，其命運不外乎兩種：要么像英惠的姐姐那樣，在渾渾噩噩中度過，要么像英惠那樣，在個性意識初醒后，踏上不斷“物化”的不歸路。《素食者》中的英惠具有強烈的反叛意識，因為她意識到自己不過是生活中的一個“物件”，一個供人利用的工具。她少女時代是體現(xiàn)父親無上權威的道具：父親勒令她喝下狗肉湯，她不得不服從，父親的意志碾壓了她的個體意識。她婚后成為丈夫理所當然的附庸和陪襯，被迫參加丈夫為了升遷的應酬，備受凌辱，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她半瘋癲后被姐夫誘惑參加人體繪畫展覽，被姐夫利用來實現(xiàn)他自己的藝術理想。此后，她進了精神病院，希望變成一棵樹，徹底擺脫人生困境。

面對混亂的客觀世界和人自身的異化，備受心理折磨的眾多人物，被各類有形無形的創(chuàng)傷造成的苦難經(jīng)歷，消解為無主體性的植物人，即便像《素食者》中的“主人公”英惠也不具備傳統(tǒng)“主人公”身上應有的特點：她幾乎從不主動說話，她的“物化”過程均由他人講述。韓江妙用反諷，讓英惠的沉默不語爆發(fā)出怒海狂濤般咆哮的審美效果。韓江在主人公設計方面，妙用無聲勝有聲的反諷藝術，這在反英雄林立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中也是不多見的。

在情節(jié)設計方面，韓江工于多視角敘事，讓讀者自己去拼湊和理解事件的全貌，而不是由作者或者單個敘事者提供一個連貫的敘事線索。在《素食者》中，通過丈夫、姐姐、姐夫等不同人物的視角去展現(xiàn)英惠的內(nèi)心世界和行為動機，由于受敘事者視角的限制，讀者在對英惠作為“歷史”的人的了解受到限制的同時，她經(jīng)歷的神秘性、層次感和復雜性頓時顯現(xiàn)。

韓江入木三分地挖掘苦難母題的意義時，借用多種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手法，通過荒誕的情節(jié)內(nèi)容，極其精妙地解構荒誕的社會現(xiàn)實和人們因之而扭曲的精神結構，而她運用得最嫻熟的是諷喻、象征和夢幻。概而論之，諷喻的喻體是不明確的，是抽象的，是概念化的。韓江正是利用諷喻的這個特點，別出心裁，用“肉”象征韓國男權制壓迫女性的暴力本質。《素食者》中，英惠從拒絕吃肉到拒絕一切食物，再到變成植物的過程，象征著她對暴力和壓迫殊死反抗的決心。吃肉還是不吃肉，倏然間具有了本體論意味：是服從結構性創(chuàng)傷的生存方式，繼續(xù)做受壓迫和歧視的文化受害者，時時處處置于“秩序”的控制之下，還是換一種生命樣態(tài)，追尋另一種自我身份，是擺在英惠們面前攸關生死的問題。英惠和《植物妻子》中的眾多女性人物在靈與肉的撕裂中，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后者。

夢幻在韓江作品中占比很高。韓江翻空出奇，將夢的隱喻性和暗示性發(fā)揮到了極致。比如，《不做告別》就是以夢開頭的：“我站立的原野盡頭與低矮的山相連，從山脊到此處栽種有數(shù)千棵黑色圓木。這些樹木和各個年齡層的人相同……仿佛數(shù)千名男女和瘦弱的孩子們蜷縮著肩膀淋著雪。”這樣的夢不僅預示了全書的主題，還展現(xiàn)了人物的命運、情感和心理狀態(tài)。在《素食者》中，英惠的夢出現(xiàn)在小說開頭、發(fā)展、高潮、結尾等部分，起到了聯(lián)結故事和人物關系的作用。就作品結構而言，沒有她的噩夢，就沒有這部小說。夢還是英惠言不可言說之事時的萬能語。一句“我做了個夢”，讓所有質疑她不吃肉決定的人閉口，似乎是說“你懂的”。

韓江在其不算長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擅長以富有詩意的語言，融通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各種敘事技巧，以虛妄離奇的情節(jié)，書寫創(chuàng)傷性歷史事件的殘暴與無情，揭示個體生命試圖掙脫苦難而忍受的靈與肉的撕裂，采用非傳統(tǒng)的混合、疊加、錯位、裂變、夢幻等手法和象征、隱喻以及諷喻等手段，探索和重新建構一個被極度“物化”的邊緣人物的心理現(xiàn)實，撕開結構性創(chuàng)傷的面紗，將初具個性意識的主人公們錐心泣血的心路歷程，以荒誕、怪異、暴力、血腥的方式呈現(xiàn)給讀者。這樣的作品是殘忍的，無理的，暴力的，悲哀的，同時也是美麗的，因為，借用魯迅的話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韓江自己也說：“只要我們的內(nèi)心擁有提出疑問的力量，即使看似微弱，希望就不會消失，始終會存在于我們之間。”這個希望之光，就像《不做告別》里仁善的鳥一樣，是可以死后復活的。我們有理由期待韓江寫出更多沉博絕麗的作品。

（作者系外國語言文化研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