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搞文學史的人，有一個很大的缺憾，就是只以作品和作家來撰寫“文學史”。其實真正的文學史，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內容，就是支撐文學事業的組織與那些重要事件的產生過程，當然也應該包括傳播和刊發作品的那些載體（或者說平臺）。試想一下：沒有文學雜志、沒有出版社，許多人能成為作家嗎？假若沒有傳播平臺，有誰知道你的作品？所以我一直認為甚至有很深的體會：很多時候，做一件文學上的事，遠比寫一部作品要難得多。

《中國作家》紀實版的誕生過程，也不例外。現在它已經成為中國唯一的刊發長、中、短篇報告文學（包括紀實作品）的國家級陣地。今天活躍在文壇上的許多作家，就是因為《中國作家》紀實版的存在而存在，如果做個統計：近20年間，獲得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和魯迅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的報告文學作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因為《中國作家》而走向文壇的……這個數字只會多而不會少。

然而，作為《中國作家》紀實版的創辦人，我自然比任何一位編輯與主編更了解和珍愛這本來之不易的“報告文學”大刊。

創辦的起因并不復雜，但也打破了中國文學期刊的一個“禁區”。在《中國作家》紀實版創刊之前，沒有一本國家大刊是“一刊兩本”或“一刊三本”的，也就是說，按以往出版規定：批你一個刊號，你就只能辦一本刊物，而《中國作家》紀實版創刊，就打破了這一“規矩”。

首創一本國家級大刊，而且“不動聲色”地完成它，本身就需要不一般的勇氣和智慧。關于辦《中國作家》紀實版的想法，是我到《中國作家》之后就有的，但最初我根本不可能實現這一愿望，因為中國作家協會按照上級的要求，早已歷史性地完成了文學陣地的布局：文學理論與新聞陣地，由《文藝報》承擔；發表文學作品，由《人民文學》《詩刊》《民族文學》《中國作家》這四本大刊完成；出版文學書籍，由作家出版社完成。后來還有《小說選刊》《中國校園文學》等，則是根據新形勢下的需要而新增的。一直以來的分工是：《人民文學》作為“國刊”，創刊最早，是綜合大刊，即發表中短篇作品為主；《詩刊》發詩歌；《民族文學》刊發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國作家》相對創刊晚些，主要以中篇作品和報告文學為主。這種分工只是一種在作協內部的默契，沒有誰說一定可以刊發什么而不能發表什么，除了《詩刊》只發詩歌以外，其他幾家雜志完全由刊物自身決定，想發什么就發什么，只要你不超出刊物頁碼的規定就行。

但，可能是我到了《中國作家》和中國作協后，在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們的決心與努力下，使得這種比較僵化的辦刊方式被慢慢打破。當然首先是我所在的《中國作家》開始了一場并不那么輕松的“改革”——

其實這種所謂的“改革”，早在各編輯和主編那里就有所“騷動”，只是一般人不會大膽去做而已。要知道，我們的“陣地”管理是非常嚴格的。尤其是像中國作家協會管理的這幾個國家大刊，誰想有所“變動”，弄不好坐牢都有可能。

然而，最終還是被當時我任主編的《中國作家》打破了。我主辦《中國作家》紀實版有兩個原因：一是我本人是以創作報告文學為主的作家，但很早發現中國這么大的國家，竟然沒有一本刊發報告文學的專刊，而像小說、詩歌的刊物，滿地都是。為什么沒有一本《報告文學》？中國作家協會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說白了，報告文學一直以來就不受人重視，或者說沒有真正受到重視。要不然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遺憾的是，到今天為止，中國還沒有一本《報告文學》雜志，下面我會說明“為什么”的。曾經我在兼任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主任時，與集團同事一起，進行了長達三年時間的努力，花了200多萬元的代價，硬是從一家公司手里拿回了原本叫《環球企業家》的雜志，準備辦《報告文學》雜志。為這，我曾利用全國政協委員的名義，與中宣部副部長、主管新聞出版的蔣建國同志進行了長達兩年多的爭取，最終他同意批準我們把《環球企業家》改成《報告文學》。當一切工作準備就緒，我向黨組書記錢小芊同志匯報時，他很認真地問我：“建明，《中國作家》紀實版也是你辦的，現在你再辦一本《報告文學》雜志，那《中國作家》紀實版咋辦？”我沒想到他竟然把我問住了！是啊，我是中國作協報刊社的具體負責人，怎么可能為了自己的“愛好”而辦一件連自己都不知如何處理為好的事呢？

回頭再說當時創辦的《中國作家》紀實版的起因吧。

我是1996年初調到《中國作家》的，之前在中央某部機關任《新生界》文學雜志主編。在這本雜志時，干過一整本雜志刊發一部長篇作品，而且嘗到了甜頭：因為那種傳統的“大拼盤”式的辦刊（就是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評論文章等同發一期的辦刊），根本不如一期刊發一部好作品的發行量和影響力。現在也是如此：許多文學刊物，把一部好長篇，摘上三五萬字發，再配上其他中短篇，結果發行量根本上不去，充其量只能看老訂戶的面子上勉強辦刊，幾十年了，苦日子一直沒有多少改變。1998年，山西作家趙瑜寫了一部《馬家軍調查》，這是個長篇，內容非常好。我們編委會討論后，決定全文發表。但30萬字怎么發？有人提出分兩期發。當時作為總編室主任和負責發行的我提出反對意見，理由是：《中國作家》當時是雙月刊，即兩個月才出版一期。如果一部作品分兩期發，等于讓讀者兩個月后再看后半部分，周期太長。從閱讀角度看，是個大忌，發行更不用說，肯定大打折扣。后來責編、二編室主任肖立軍也支持用整本《中國作家》一期發完全稿。

別小看這事，它可是在國家級大刊中第一次作了歷史性的突破。我們《中國作家》是首創。

《馬家軍調查》發表后的影響大家都知道，可謂“洛陽紙貴”。但事實上開始并沒引起太多注意。記得我當時帶著總編室的工作人員，蹬著平板車跑到王府井和五四大街去擺攤賣，仍然沒有什么起色，直到馬俊仁跳出來要跟我們《中國作家》和趙瑜打官司后出現轟動效果，才好賣，賣瘋了。事后我對趙瑜兄說：你知道我們為了發這期雜志受了多少累和苦？光在印刷廠，我記得至少守過三宿——為的是緊盯印廠能不能及時印出刊物來，另一個緊盯的任務是：別讓人從中作梗出現盜版……

《中國作家》發表《馬家軍調查》的趣事還多著呢，我們另行作敘。但這一期雜志刊發整本的報告文學作品，給了我和全雜志社極大啟發：報告文學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并不像一些人認為的沒人看，實際上愛看優秀紀實作品的讀者遠比看小說的要多得多。《馬家軍調查》之后，我們又發了楊沫兒子老鬼的一部長篇小說，這一次又很成功。1998年下半年，由我創作的長篇報告文學《落淚是金》，再次一炮打響，當時雜志發行超過20多萬，而且市面上出現了盜版。這三次試驗，可以說，堅定了我和雜志社同仁們辦大刊、刊整本一部作品的信心。

2004年，我正式出任《中國作家》負責人。就開始籌辦“報告文學”陣地。但在中國作家協會現行的編制與格局下想另辦一本大刊，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除了經費問題，更多的是原來行政編制是一本刊物，就是一個局級單位。怎么可能現在因為我們想再辦一個刊物，而在《中國作家》雜志社之外，再擴編一個正局級單位呢？ 唯一的辦法是：在雜志社現有編制下進行內部“消化”，即你想辦刊，你要負責一切：包括用人、經費和其他等等。否則你就別去想這樣的事！

“干不干？我想既然我們想把雜志辦好，就冒這個風險吧，大不了被免職……”2004年中國作協黨組是讓我主持日常工作，因為那個時候在中國作協內部，還沒有把那些七八十歲的老同志從作協所在的各刊物“主編”位置上“請”下來，因此像我這么個40多歲的年輕人，基本上不太可能給正職的。作協的雜志社主編都是正廳級干部，而我之前的兩任負責人一直干到退休，都只是常務副主編。

所以創辦《中國作家》紀實版實際上有點拿自己的“烏紗帽”賭輸贏。這樣的事，外界是不知道的，也不會理解當時我和雜志社另一位副主編楊志廣的心境。志廣與我同齡，是一位優秀的編輯家，我們同時提拔為《中國作家》副主編。當時我首先征求他的意見。志廣對我辦紀實版非常支持，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一切由雜志社承擔辦刊的資金和管理，以及政治責任。后來我又征求另一位《中國作家》的重要編輯、當時任主持報告文學的編輯部主任肖立軍。老肖比我們大幾歲，雖然職務上我是他的領導，但從資歷來說，他是老大哥，對我十分尊重。尤其是他主導了《馬家軍調查》的發表，而在這之前我還沒有調到《中國作家》時，他就已經連續編發過我的作品，可以說也是我進中國作家協會的積極支持者。不用說，辦《中國作家》紀實版，我跟立軍同志是最積極的。后來紀實刊辦起來后，很快我就推薦肖立軍出任《中國作家》副主編，負責主持“紀實版”工作。這是后話。

當雜志社領導層統一信心和意見后，我就向黨組金炳華書記匯報，得到了他的支持。金書記是好位領導，只給我提出了一點：注意把握政治方向啊！我知道，紀實作品可比小說、詩歌要容易出現出版上的危險，所以辦《中國作家》紀實版除了經濟負責、編制責任、工作勞動強度責任，最重要的是政治責任。我向黨組和金書記做了保證：如果出現大的政治偏差，我接受黨組的任何處分。

這就是為什么我特別珍惜《中國作家》紀實版的原因之一。

組織上的一切問題解決了。那么我們就想辦一本“報告文學”的“二刊”有沒有可能呢？顯然按中央出版的規定，一個刊號是不能辦兩個刊物的。怎么辦呢？我就到北京出版局打聽情況，結果讓我喜出望外：不能辦兩個刊物，但能把“月刊”辦成“半月刊”，甚至“旬刊”“周刊”。也就是說，原來一個月出一期雜志，你想變成一個月辦兩期或三期，甚至四期都是可以的，這不屬于違規。

太好了！這個空間，簡直讓人興奮壞了！而且只需到北京報刊發行部門去注冊一下即可。

很快，我們就在北京報刊發行部門拿到了相關的同意意見。于是在2005新年到來之際，《中國作家》紀實版隆重上市，成為當時期刊界和文學界的一大事件。尤其是全國的報告文學作家和紀實、傳記類作家們，更是興高采烈，奔走相告……

這是《中國作家》自1985年成立之后的一次最重要的改刊，應該說它是非常成功的，為我國的文學事業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尤其是近20年來，為講好“中國故事”，起到了其他陣地無法替代的作用，也為培養中國報告文學作家和紀實作品作家，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個作用至今仍在不斷產生……

紀實版成功出版后，實際上我們壓力是非常大的。也就在《中國作家》紀實版正式出版后，我也被黨組任命為《中國作家》主編，這也是中國作家協會第一次破例提拔像我這樣的40多歲年輕人出任雜志社正職。兩年后，肖立軍也被任命為雜志社副主編。這樣我們《中國作家》雜志的班子完整形成：我任主編，也成為《中國作家》繼馮牧、陳荒煤后的第三任主編。楊志廣、肖立軍為副主編，他們各自負責“綜合版”和“紀實版”。

即使如此，其實當時我和雜志社仍然面臨巨大壓力，主要是缺編輯和辦刊經費。編輯受編制限制，但還是能招請幾個，關鍵是辦刊經費難。這個時候，我們同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有了聯系。當時的鄂爾多斯市市委書記是云峰同志，他是位非常有水平的人，做事大氣，而當時鄂爾多斯的經濟實力非常強大，最根本的是云峰書記有魅力，愛好文學。通過多次交流，我和他簽訂了一份長達10年的“《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合同，由他們每年支持我們300萬元，來辦《中國作家》紀實版和鄂爾多斯文學獎。

3000萬元，這在當時，也可以說就是現在，我們還沒聽說哪個雜志獲得過如此大的一筆經費支持！也就是說，有了這一年300萬的辦刊經費，我們辦《中國作家》紀實版的底氣頓時大增，加上其他廣告與發行收入，以及一個文學獎的加持，《中國作家》紀實版乃至整個《中國作家》雜志，都有了一段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輝煌歲月。

我是2008年初從《中國作家》調到作家出版社任社長及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主任、黨委書記的。又在2009年出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我的《中國作家》后兩任主編艾克拜爾和王山，應該非常有體會享受這份來自鄂爾多斯的巨額辦刊經費支持的溫暖與甜美。

除了解決經費外，為了辦好《中國作家》紀實版，我和肖立軍同志策劃了聘請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鄧賢、王宏甲、盧躍剛、邢軍紀、李鳴生、李炳銀、陳桂棣、趙瑜、張健、徐剛、徐劍、黃傳會、理由為《中國作家》紀實版的“首席作家”。我自己也被列入“首席作家”其中，主要是因為那時我已經多少知道自己不會在《中國作家》時間太久，早晚會被調任到其他單位，所以為了把《中國作家》紀實版辦好、辦扎實，也給自己留了一份責任和義務。自然，后來我出任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主任和黨委書記，《中國作家》也是我下屬的管理單位之一。在這個“首席作家”名單中，李炳銀是唯一的理論專家，可見我對他的尊重。其余的都是當紅報告文學作家。整個名單都是我安排的，目的是希望這些實力派作家能把自己的好作品給《中國作家》，那么我們的“紀實版”就不會出現質量問題，而且必定是最高水平的報告文學權威刊物了。這一點后來被證實。

20年了！《中國作家》紀實版，從創辦到今天，整整走過兩個“10”年。它為《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事業爭了光，更為廣大報告文學作家提供了最重要的陣地。我真誠地感謝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和金炳華、李冰、錢小芊書記和現在的張宏森書記對《中國作家》紀實版的支持幫助。感謝后任主編艾克拜爾、王山和程紹武等同事的努力與付出，還有編輯部的一批優秀編輯人員，他們為這本刊物付出的辛勞，值得廣大作家們銘記與感恩。也非常高興看到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通過這個陣地，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中堅力量。

衷心期待《中國作家》紀實版越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