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稿那天在七月份，我正在魯迅文學院參加培訓，大概是晚飯時，我寫完了最后一段，忽然感覺很餓。魯院跟外經貿大學挨著，大學西門外有家鹵煮火燒，我去要了碗鹵煮，又要了瓶小二。鹵煮快吃完了，酒喝了半瓶，還有些餓，就加了一份腸。我見店家鉤起一截腸，揮刀剁出幾段，汁水淋漓地拿刀一掬，穩穩抹進碗里，還笑瞇瞇沖我道：“您得著！”于是酒足飯飽，回到宿舍。

這是值得我個人銘記的一頓飯。這頓飯是為了給剛完成的小說一個紀念，也是給自己的一個犒賞。其實就字數而言，這不是我最長的小說。就時間來說，這也不是我跨度最大的小說。但無論如何，一頓鹵煮營造的儀式感實在還是有必要的，因為在動筆后不久，我忽然開始意識到，手頭這個小說與之前的寫作確有一些不同。

這樣的不同并不是刻意為之。不斷地出發，不總在一處駐足，本身就是寫作者安身立命的慣性。寫作者最焦灼的不是再出發，以及出發后的天光之暗、風雪之烈、跋涉之難、崎嶇之長，而是覓不見離開原地的朝向，下不了邁出一步的決心。既然離開了，邁動了，總會有不同，腳步不同，風景不同，摧磨也不同。甚至可以說，正是這樣的不同帶來的迥異的新鮮感和刺激感，成了我最終完成這個小說的動力之一，也是為了保持這樣的新鮮感和刺激感，我不斷地閃轉騰挪，把更多的不同小心翼翼地內化和呈現在作品之中。

簡單地說，我寫了一部通行概念的類型小說，或者說是通俗小說（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時，我越發地興奮和投入）。在這次前所未有的寫作體驗中，最大的興奮點來自于不期而遇甚至是失控。不是說我盤算好了，我要改變了，要變得不同了，要寫一個跟自己之前不一樣的歷史小說，而且是歷史諜戰小說了，這才撒腳狂奔出去。不是這樣的。邁出的第一步，的確是在朦朦朧朧中啟動的，我有些恍惚不定，并不清楚這個方向會通向哪里。也正因為不是全然的清楚，走著會跌倒，會下墜，會撞上什么莫名其妙的東西，這才有真意思。

我生在河南，長在河南，而歷史小說就像是河南作家的胎記，在我看來，不過是大小深淺和顯露與否的差別。在這個意義上，評論家們可能會用“創作譜系”來形容。在更遼遠的概念里，中原歷史從《詩經》開始就被反復書寫，無論是中原本土作家創作的歷史小說，或者是眾多作家創作的發生地在中原的歷史小說，又何嘗不是“中原歷史小說”？這片土地上歷史太長，苦難太大，故事太多，對寫作者而言，這就是最清晰可辨的“富礦”。

我不止一次在開封城里城外游蕩。開封城北東京大道南側，有個普普通通的村子，名叫“孫李唐”。離村子不遠，有家驢肉館，那日有位當地文友請我喝湯吃肉。文友說，全國有兩處地方驢肉做得最好，一處眾人皆知在保定，是當時的對遼前線，另一處就在當時的國都開封。原因也很簡單，北宋缺馬，驢的耐力好、成本低，物資運輸以驢為主，軍糧不足還能殺了應急，而物資中轉地就是開封，食材多了，做得就好。吃飽喝足，我們在附近閑逛，文友又告訴我，“孫李唐”原本叫“遜李唐”，當年李煜遜位被囚于此，后來南唐遺民多在此聚居，繁衍成村落至今。不經意間的閑聊，不期而遇的收獲，都被我寫進了小說里。

開封做過國都，做過河南省治、省會，在1954年省會遷鄭之前，毫無疑問是河南的標簽和符號。我在邁出第一步時的初心，就是希望能夠重新建立讀者對開封乃至河南的文學想象。我寫的是一個古代諜戰的故事，把我們熟悉的歷史和看不見的歷史翻轉、淘洗，進而重建一座城市的歷史和文學風景。兩座開封城都在小說里流動，一個是日常的帝都故事，一個是隱秘的諜戰故事，我想讓這兩個故事水乳交融，在煙火日常中寫驚心動魄，在風云莫測中寫市井人生。

我是在不斷地走下去之中，漸漸意識到我在寫什么，至于如何寫，似乎并沒有成為寫作的最大挑戰。完稿之后我才發現自己是多么幸運。因為歷史本身已經夠精彩了，所以我在呈現這個“本身”的時候，在處理歷史、政治、文學三重關系的時候，調用了我全部的閱讀儲備和技術積累，只想有更多的讀者面，只想能讓小說更好讀，唯有如此才能在更多的讀者心里、腦海里用小說激活歷史，從而建立起一個全新的開封，而這個開封是歷史意蘊和文學意義的開封。至于敘事策略也好，情節鋪排也好——不是說我要寫一部諜戰類型小說，而是歷史中先有了滋生這樣故事內核的可能性；更不是說我為了寫一部諜戰類型小說，就要處心積慮去設置這樣那樣的懸念，再技術性地去拆解，而是歷史本身就比小說精彩得多。

小說里的“皇城司”，是北宋最為著名和神秘的間諜機構，而與之相對應的遼國“刺機局”，則完全是我的虛構，當然我知道一定會有這樣的機構存在，只是被歷史中的煙塵遮掩了。《遼尚書左仆射中京留守賈師訓墓志》中記載：

素聞燕京留守府……其府置一局，諸事連外境，情涉謀叛者，悉收付之考劾，茍語一蹉跌，即置之孥戮，亦委是吏主之。

可惜的是，碑文中我最感興趣的信息，恰恰是不可考的“一局”。我本想定名為“刺事局”，后來覺得太平常，就定成了“刺機局”。與之相似的還有“皇城司”。關于“皇城司”的史料記載和專門論文極多，但其具體下設機構和行事規則卻是語焉不詳，我一時興起，也是行文所迫，虛構了這樣一段文字：

皇城司一處四房，素有“勞、險、兇、薄、冤”之稱。宮事處守著皇宮禁中，日復一日經年無休，占著“勞”；探事房監察百官動態，偵緝情報間諜，時時命懸一線，占著“險”；刑事房負責緝拿、安保和偵破行動，往往九死一生，占著“兇”；律事房分析情報，保管存檔和內部執律，算是“薄”；提牢房則專管關押審訊要犯，刑法慘烈無人不屈，可謂“冤”。

這里的宮事處、探事房、刑事房、律事房和提牢房，以及各自的職責功能，還有“勞、險、兇、薄、冤”的諢名，也是我的虛構。正因為我相信歷史中確有其事，我就把虛構也當成了真的去寫。

徐興業先生的《金甌缺》是我最喜歡的歷史小說之一，郭紹虞先生為之作序，開篇就寫到：

寫歷史小說有寫歷史小說的困難。不熟悉史實，則不會原原本本地寫成有條有理、絲絲入扣的文章。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就是在刻苦鉆研的基礎上，搜羅了大量的資料，用去偽存真、剔異求同的科研手法才理出一個線索來的，所以歷史知識就是最基本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這還不能算是創作，所謂創作，乃是“自無而成有”之意，西人的術語稱為making out of nothing，這就說明創作與著作不同，由藝術言著作還低一級，創作要高得多。這卻是寫歷史小說最困難之點，而姚氏還以他自己獨特的豐富的想象力寫得有骨有肉，栩栩如生。因此我現在還想補充一句，不僅“自無而成有”，還要“自靜而到動”。所謂“到動”即一般人所說“寫得活”的意思。

我想，所有想要寫作歷史小說的同行們在動筆之前，都應該反復研讀咀嚼這段話。如果真有可稱之為“正典”的寫作鐵律，大概這段話足以列入其中。

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說，“從飛沙、麥浪、波紋里看出了風的姿態”，“由草動見風姿從而知風”，此謂“假物得姿”。對我而言，從事寫作最大的幸福，就是用文學的感官辨識出風的形狀。在這部名為《汴京聽風錄》的小說里，我寫的有歷史的風，有文學的風，有開封的風，我寫的是飛沙，是麥浪，是波紋，是風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