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將中國春節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而在一年前，2023年12月22日，第78屆聯合國大會將中國春節確定為聯合國假日，這些都為世界了解中華文化提供了契機。

事實上，西方對中國春節的關注由來已久。特別是以尤妮斯·蒂金斯（Eunice Tietjens）、查理·巴克曼（Charles Barkman）和琳達·赫爾（Lynda Hull）為代表的美國詩人，在詩作中將中國春節的傳統儀式與濃厚的歷史氛圍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文化張力。

尤妮斯·蒂金斯（1884—1944）是美國著名詩人，其詩作充滿了對不同地區文化的細膩感知與深刻思考。作為現代主義文學雜志《詩歌》的編輯之一，蒂金斯積極推動文學現代化運動，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藝術思想在西方受眾中的傳播作出了貢獻。二十世紀初，她在中國的經歷為她提供了觀察中國文化的絕佳機會。她以敏銳的眼光，在專著《中國形象》（1917）中記錄了中國的節慶活動以及文化風貌，其中就包括短詩《中國新年》。

中國與西方的新年都具有“萬象更新”的含義，共同表達對生命循環和時間流逝的深刻思考。蒂金斯在《中國新年》中強調了更換灶神這種傳統文化的儀式感：“宋太太換了新的灶神君，/舊灶神鎮守已有一年，/如今他回歸天庭，/向老天稟告家中事。”按照傳統習俗，舊灶神在過去的一年中守護著家庭，而年底返回時會向天庭匯報這一家的行為。為了得到老天的眷顧，宋女士祈求灶神在老天面前為自己的家庭美言，因此用糖涂抹灶神的嘴：“焚燒舊灶神之前，宋太太用糖/涂抹他的唇；目的是確保/匯報討人歡心。”蒂金斯刻畫出宋女士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敬畏民俗中的權威，另一方面卻通過涂糖封唇“操控”神靈，這看似單純的祈福行為透露出內心的渴求。接著，她用十個銅幣購買了一尊繪制精美的新灶神，色彩更加鮮艷、畫功更為精湛，以期新請的灶神能繼續保佑全家。隨著新灶神到來，家里洋溢著喜慶氣氛：“如今她請來新的灶中尊，/花了十文銅錢，/神像畫得光鮮生動；/煥然一新，理當更加神通，/家中喜氣盈門。”

對于春節中更替灶神的民俗行為，蒂金斯持有較為辯證的態度，購買灶神引發了她對物化和價值的探討。表面上看，這種行為無疑把灶神商品化了，即神靈不再是純粹的信仰對象，而是可以通過金錢賦予價值或等級的物品，這折射出一種對神靈的功利性態度。然而，在春節這一重要的時間節點更換灶神，蒂金斯同時也準確把握到民俗生活中的微觀圖景。這個祈福過程象征著舊歲的結束與新年的開始，隱含著對平安生活的希冀。

美國詩人查理·巴克曼可謂二十世紀早期研究中國文學的重要人物，他的創作起到了向世界介紹中國的作用。在詩集《燕游詩草》（1923）的前言中，巴克曼高度評價中國：“她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國家。她的巨大資源至今仍是未知數。無人能夠超越她的勤勞習慣和對和平的熱愛。”這部詩集共收錄四十余首詩歌，既包括人力車夫、農夫等普通人，也包括觀音、盤古、灶神等傳說中的人物形象，還提及了天壇、長城等歷史悠久的北京建筑。《燕游詩草》的價值在于它通過全視角、多主題的方式，以詩歌的藝術形式向世界介紹了中國的信仰與歷史，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其中，《當中國春節來臨時》一詩更是展現了他對中國春節的獨特感知。

細讀本詩，可以發現巴克曼用西方“生日”的概念理解中國的春節。英國作家查爾斯·蘭姆（Charles Lamb）在隨筆《新年隨想》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即每個人都有兩個生日，第一個生日是出生紀念日，但他認為這種生日慶祝的意義已經逐漸淡化；第二個生日則是新年的第一天（1月1日），在他看來這個生日具有更普遍、更深遠的意義。無獨有偶，巴克曼也認為新年有新生的意義，并將這層含義附著到中國的春節上：“中國春節——通常在西方新年之后約一個月的時間內變動，其慶祝活動持續大約一個月。這是中國農歷年中唯一的長假期。在此期間，每個人都迎來一個共同的生日，并接受他人的祝賀。”由此可見，巴克曼將中國的春節視為每個人的節日，是規劃全新開始的契機。

為了迎接在東方的生日，巴克曼精心籌劃自己的工作與生活。“我們整個季度都在籌劃要做的事，/我們一直在制定計劃；/我們一直在做決定，誓要將其成就。”詩中反復提到春節是一個籌劃的時間，此處的籌劃既包括文化交流之類的工作，也包括休閑與個人生活的安排。他計劃“去拜訪一位大學朋友，停留一整周”，還想“跨洋坐船去馬尼拉”和“飛速趕往北京，拋下煩惱與紛爭”。如果可以，他也在策劃“回復自啟航日以來欠下的來信，/或者花掉整月的薪水修補牙齒；/還要整理衣櫥，不再拖延”。這種工作與休閑的交織體現了春節在中西文化中的多重意義：對于中國人而言，春節是許愿和祈福的時刻；對于巴克曼而言，他將西方文化中“新年立志”行為嫁接到中國的春節，將其看作是個人年度計劃的起點。

春節的“辭舊迎新”理念與西方人對新年的期待不謀而合，成為跨文化理解的共同點。通過春節，巴克曼感受到一種普遍的人類情感，即對新一年的希望和對實現計劃的渴望。這種情感超越了文化差異，拉近了中西文化間的距離。

琳達·赫爾是享譽詩壇的美國詩人，以描繪美國城市生活與底層風貌而聞名，其作品先后獲得朱尼珀詩集獎、卡爾·桑德堡獎和埃德溫·福特·派珀獎等重要詩歌大獎。赫爾后來嫁給了一位來自上海的華裔，夫妻二人在多個城市的唐人街社群中生活過。赫爾對中國春節的了解源自各個城市的唐人街，其作品《中國春節》通過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視角描繪了中國傳統的節慶美學，同時抒發思鄉、尋根的復雜情感，是一首充滿畫面感的詩作。結合自身的漂泊生活經歷，在與華裔社群的深度接觸后，赫爾記錄了唐人街的感官盛宴，并對自我身份有了深刻的理解，而這些主題也成了《中國春節》這首詩中的重要元素。

唐人街的春節延續了中國的傳統節慶文化，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在這些社群的慶祝活動中，驅邪避災的舞龍、舞獅表演是不可或缺的節目，成為唐人街春節慶典的標志性景象，吸引了大量觀眾。“窗戶貼著方形的彩色窗花，/窗外，人們在街上舞龍，”順著舞龍的隊伍，赫爾目睹“有人倚靠著紅塔頂的電話亭”，那應該是因無法團聚而用電話訴說相思的游子。可以看出，赫爾聚焦到春節中多彩的窗花、舞龍隊和紅塔裝飾的電話亭等視覺元素，這些元素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化特征，體現了春節作為中國最重要節日的儀式感。

赫爾也擅長從嗅覺角度突出中國春節的特色。“空氣中彌漫著硫黃的氣味”，是爆竹的氣味，隨后“空氣中夾雜著人參和黑木耳的氣味，/彌漫在樓梯上、走廊間”，記錄了華裔人群在節日時準備的宴會食材。人參與木耳都屬于山珍，赫爾在保持距離感的描述中記錄了華裔居民注重健康養生的生活方式。不僅如此，在街道上熱鬧的慶祝活動中，“人們傳遞著米酒，/那里，整個春節都彌漫著醇香”。通過嗅覺的描寫，詩人使春節的場景更加立體化。這種細膩的觀察傳遞了春節的熱鬧氛圍，也為不了解中國春節的外國讀者提供了感官上的代入感。

在唐人街，華人通過春節活動傳遞家庭觀念。對家的眷顧使華裔群體既珍惜生命，也懷念已逝的家人，因此春節就成為祭祖的契機。赫爾留意到“人們在交換金箔與銀箔，/安撫徘徊、渴求財富的靈魂”。她的丈夫也從街上購得幾件極具象征意義的年貨，用來表達自己對祖先的敬仰：“他帶來了魚。他帶來了蓮藕，/他還給我帶來了紙錢。”魚有年年有余之意，傳達出人們對物質豐盈的期待；蓮藕則有藕斷絲連的寓意，意味著后代與祖先以及家鄉無法割舍的聯系，而紙錢是中國民俗中供奉給已逝家人的財富象征，用以傳達在世后代子孫對祖先的牽掛。

在見證春節慶祝活動之初，赫爾始終保持一種疏離的視角。她觀察著街頭的繁華與喧囂，感受到文化的陌生和語言的隔閡。她寫道：“我幾近透明，雙手/似乎可以輕而易舉地穿透自己。這就是一種疏離的狀態，/我的名字從身上流失，/像那些店鋪招牌一般難以理解。”春節的喧囂反襯出她內心的孤獨。盡管她身處這個節日的中心，卻仿佛是一個旁觀者，與周圍格格不入。這種文化疏離感不僅表現為語言的障礙，也體現在她與節日傳統的距離感上。赫爾這種最初的感受不難理解，在經歷奔波的生活后，習慣流浪的她早已與當時的美國身份產生距離感。此時，她正謹慎地從他者視角觀察來自東方的習俗。

幸運的是，盡管有疏離感，詩人仍在努力理解和接納中國文化。“矮桌上，我在煮菊花茶”，“門外的招牌‘玉宮’投射出翡翠色的光芒”，這些細節表現了她對中國春節文化的感知與體驗。春節使赫爾重拾身份和安全感，“我等待著，等待著夫君/從樓下經過，上樓過來尋我”。赫爾期待親人團聚，這種情感超越了文化差異，是全人類共有的精神寄托。可以說，中國春節對家的關注使她在文化差異中獲得新生。

春節，不僅是華人辭舊迎新的傳統節日，更是一座橋梁，連接了東西方不同人群的情感。以蒂金斯、巴克曼和赫爾為代表的美國詩人通過觀察和切身體驗，不僅記錄了文化的差異，也在差異中尋求理解，用他們獨特的詩歌語言展開了不同文化間的對話。

（作者：陳浩然，系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