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伍爾夫曾說：“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在她之后，蘇珊·桑塔格最完美地詮釋了這句格言。對于前者，卡夫卡有一句精妙的評語：“她用一只手擋住命運的襲擊，另一只手匆匆在紙上記下自己的東西?！弊鳛?0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先鋒，伍爾夫在多次精神崩潰后最終走入了家附近的歐塞河，令人唏噓不已。

恰恰相反，同為女性作家的桑塔格卻在一次又一次命運的侵襲中愈戰愈勇——26歲離婚（只身撫養兒子并拒絕資助）、一度一貧如洗（只有70美元闖蕩紐約文化圈）、診斷出乳腺癌四期（做乳房切除手術）等種種不幸都無法擊倒她。晚年，她甚至主動離開舒適圈，走出了伍爾夫所要求的“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在文明、戰火與廢墟中觀察和思考這個世界——20世紀下半葉每個重要的歷史和思辨現場她都不曾缺席。縱觀一生，桑塔格在虛構創作與評論性寫作之間自如切換，創造出一種格言體式的獨特文風，成為繼尼采、本雅明、羅蘭·巴特之后最重要的隨筆大師之一。

蘇珊·桑塔格

更重要的是，在我們這個知識分子可能淪為“檢索機器”的時代（歷史學家許倬云感嘆“現在的知識分子是網絡知識分子，是檢索機器，不是思考者”），蘇珊·桑塔格憑借深邃的獨立思考、敏銳的洞察力和廣博的學識，為現代知識分子樹立了志業與良心的雙重典范。同時，她的文章和足跡橫跨文學、電影、音樂、舞臺劇、波普藝術、亞文化等，這讓她成為世所罕見的“‘文藝復興式全才’的現代版本”。所有這一切，都讓桑塔格本人以及她豐厚的思想和文化遺產在她逝世20周年后的今天顯得更為燦爛耀眼。

疾病

疾病不止生理和醫學范疇，伍爾夫或許是最早意識到這一事實的作家之一。她曾這樣哀嘆：“再不起眼的女學生墜入愛河時，都有莎士比亞或濟慈為她傾訴衷腸；但若要一個患者向醫生描述他的大腦中的疼痛，語言立即干癟無力。沒有任何現成的詞句供他使用，他被迫自己去創造新詞，一手拿著疼痛，另一手拿著聲音。”較之伍爾夫，桑塔格在這一核心問題上顯然走得更遠——她敏銳地意識到結核病、艾滋病、癌癥等疾病如何在社會的演繹中一步步被污名化，用桑塔格的話說即“隱喻化”，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變成了一種道德批判，并最終轉換成一種政治壓迫。

這一敏銳的感受力與桑塔格的人生際遇密不可分。1975年，42歲的蘇珊·桑塔格被診斷為乳腺癌四期。彼時，西方社會對癌癥的認知有限，除了對病痛和死亡的恐懼，還有隱形的社會偏見籠罩下的恥感。面對從天而降的兇險疾病，一向冷靜理性的桑塔格也陷入了慌亂與震驚。她滿腹狐疑地問醫生：“是不是我的生活方式不當導致的？是不是我做錯了什么？”她甚至懷疑是因為自己的性生活太少了。桑塔格之所以會產生如此聯想，是因為當時的癌癥被普遍認為是心情壓抑或身心受到重創所致，自責、愧疚等來自精神和道德上的壓力在無形之中緊緊地纏繞著她。所幸的是，冷靜之后的桑塔格開始了深刻的反思，也開啟了她后半生異常精彩的戰斗人生。

桑塔格發現歷史上被困在“疾病王國”中的作家不在少數，比如生前飽受結核病折磨的卡夫卡。在1917年10月致好友馬克斯·布洛德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已）逐漸認識到結核病……并不是一種特別的病，或者不是一種應該享有一個特殊名稱的病，而不過是強勁的死亡細菌……”桑塔格敏銳地意識到，許多時候種種將疾病神秘化的社會偏見比疾病本身更為恐怖。桑塔格勇敢地接受了乳房切除手術，并采用在當時極具挑戰性的療法——她堅定地要求醫生為她進行長達兩年半的電療。這一時期，她游走于數家腫瘤醫院，與眾多同病相憐的病友結識。桑塔格逐漸意識到，世界中充滿了隱喻和被遮蔽的真相。

殘酷的化療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桑塔格開始寫作《疾病的隱喻》：“任何一種被作為神秘之物加以對待并確實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會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痹谒磥?，那些具有反智色彩的虔信態度以及廉價的憐憫，使患者除了遭受疾病的痛苦，還承受著精神上的壓力。在她身上，身體上的反抗與思想上的精進幾乎同步發生。長達兩年半的治療后，桑塔格雖然永遠地失去了一只乳房，卻奇跡般地戰勝了癌癥，并帶著新作《疾病的隱喻》（1978），成功地重返人間。在這部在西方社會引發巨大反響的作品中，桑塔格祭出了這個如今依然發人深省的著名觀點：

疾病并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者抵制隱喻性思考。

毫無疑問，這場近乎絕癥的疾病及其反抗與反思成了桑塔格一生的重大轉折點。在《紐約時報》1978年那場幾乎令人眩暈的訪談中，桑塔格這樣回應：“它給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種兇猛的強度……它真正地讓你認清了事情的輕重緩急……我認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聯系，是件好事。當你積極而自覺地面對它們的時候，你可以從中獲得巨大的能量。對我而言，寫作就是一種盡最大可能去關注的方式?！钡\的侵襲并未結束。1998年7月，65歲的桑塔格被診斷出宮頸癌。她毅然做了徹底的子宮切除手術，并進行了漫長的放化療醫治。正如她在23年前堅信的那樣，她可以戰勝概率。

與此同時，桑塔格出于一種幾乎無法控制的意愿再次投身寫作——她甚至認為自己才剛開始真正寫作，而最好的作品尚未到來。在某種意義上，她將作品視為自己必然死亡的使命的延續。2000年3月，67歲的桑塔格在采訪時宣稱：“我有一個完全嶄新的人生。一天只有24小時，但我試著以48小時來對待它?！鄙Ｋ褚恢眻猿终勗挕㈤喿x、看電影，她甚至開始學習鋼琴，這是她母親在小時候禁止她做的。戴維·里夫在桑塔格死后出版的散文集《同時》（2007）的序言中描述，他的母親屬于這樣一類作家，“他們在面對死亡的必然性時，以幻想他們的作品會比他們活得更久……來安慰自己”。顯然，桑塔格做到了。

坎普

據我所知，很多中國讀者是因為《疾病的隱喻》或《論攝影》（1977）這兩本經典熟悉和走近蘇珊·桑塔格的。但事實上，當年讓桑塔格在西方社會一舉成名并引發轟動的，乃是她1964年秋天發表在《黨派評論》上的一篇文章，題為《坎普札記》。文章有一個不同凡響的開頭：“世界上有很多事從來沒有被命名，還有很多事雖然被命名了，但是從來沒有被描述過。”桑塔格辯論說，“坎普”（Camp）是一種專注于技巧的辨識力，它巧妙地認定風格比內容更有價值。在此，桑塔格成功地定義了一種趨勢，而且她那漫不經心、穩操勝券的口吻與談論的主題形成了完美的搭配，這讓該文迅速引發了巨大的熱議與反響。

“坎普”一詞源于法語se camper（擺姿態）。事實上，桑塔格并沒有發明“坎普”這個詞，而是給了它新的生命。她斷言，坎普是一種“感受力”。為了在字里行間把握這種獨特的感受力，桑塔格認為應該采取更加靈巧的方式，于是她極富原創性地祭出58條編了號的筆記，由此聯綴而成的這篇獨特之作被題獻給她心目中獨一無二的坎普大師——奧斯卡·王爾德。很多蘇珊的粉絲都知道，她將王爾德的警句之一作為自己的座右銘，“要么自己成為一件藝術品，要么就在身上穿戴一件藝術品”。在所有這些思維敏銳、視野寬廣甚至有些賣弄學識的文字背后，藏著桑塔格心中一個隱秘的觀念：

在高級文化（無論是喜劇還是悲劇的）及其偉大人物享有的莊嚴名望之側，我們也應當給另外一些富有創造性的感受力留出它們應得的位置。

用更加通俗的語言來說，桑塔格要為流行文化爭取一席之地。在她看來，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她試著用自己敏銳的感受力去建立一座橋梁，將整個世界統一起來。在這個不再割裂的世界中，坎普就是一種存在方式——一種“將世界看作一個美學現象”的存在方式，坎普的美學特質可以賦予任何一件具有相關屬性的物品，“電影、家具、服裝、流行歌曲、小說、人、建筑，都可能是坎普式的……”在第四條札記，即“以下隨意列舉的一些范例，屬于坎普經典之作”中，她像扔手榴彈似的擲出了一長串令人感官眩暈的沖擊彈：

《祖雷卡·多布遜》

蒂凡尼的燈具

斯戈皮頓公司出產的電影

洛杉磯的布朗·德比旅館

《探詢》，標題以及報道

奧勃雷·比爾茲利的繪畫

《天鵝湖》

貝里尼的歌劇

維斯康蒂導演的《莎樂美》和《可惜，她是一個婊子》

世紀之交的某些美術明信片

肖德薩克的《金剛》

古巴通俗歌手拉·魯普

林恩·沃德的木版印刻的小說《上帝之子》

弗萊?！じ甑堑睦鲜竭B環畫

二十年代的女裝（皮毛披肩，飾以流蘇和珠子的上裝）

羅納德·菲班克和艾維·康普頓貝內特的小說

只供男子觀看的不激發欲望的色情電影

如今，我們可以將這種行文風格視為典型的“桑塔格式”的，背后隱藏著的是她將無數離散的事物串聯起來的驚人能力。這篇流行文化的宣言取得了巨大成功，著名的《時代》雜志以《趣味》為題轉載了其中的幾段，將蘇珊塑造為“不可小覷的人物”。1965年的整個冬季，紐約各大沙龍最中意的游戲就是分門別類，什么是坎普的，什么不是。一次晚會上，藝術家安迪·沃霍爾注意到了這位耀眼動人的知識界新星，決定請她為自己的默片“試鏡”。桑塔格同意了，她至少做了兩次模特。她試圖展現出某些獨特的個性與氣質，盡管有時不夠自然。她在未來的歲月中將會精通這門藝術，精通于掌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寫作方式，還有自己的情感生活。

無論如何，寫作成為她心目中理想人生的核心——她想要過一種嚴肅的人生。有趣的是，這個嚴肅人生的重要開端正是這篇滿是自嘲與反諷，甚至為流行文化辯護的“坎普”札記。從被桑塔格視為源頭的充滿戲劇性和明暗對比的卡拉瓦喬，到如今被譽為“時尚界奧斯卡”的Met Gala（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慈善舞會），那種兼具天真與復雜、質樸與技巧的坎普之風無處不在。可以說，在那個流行文化迅速崛起的時代，桑塔格取得了一個年輕作家所能獲得的一切成功，但她的偉大之處在于，她永遠不會滿足于眼前的成功，而是不斷在嘗試新的渴望與新的挑戰，永不停歇。

薩拉熱窩

對于大部分人而言，如果沒有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導火索的“薩拉熱窩事件”，這座毫不起眼的城市注定將默默無聞。盡管1992年3月爆發的波黑戰爭引發了一場現代戰爭史上時間最長的都市包圍戰——薩拉熱窩圍城戰，但這場影響深遠的戰爭如今已幾乎被世人遺忘。然而，桑塔格為這座傷痛之城所做的一切永遠無法讓人忘記。這位極為早慧的女性自小就思考如何反對不公正的問題：自從她讀過《悲慘世界》，自從她在圣莫尼卡的一家書店里第一次看到大屠殺的照片開始，便一直思索這個問題。薩拉熱窩位于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天主教與東正教的交匯處，這也是桑塔格一生追求的興趣交匯的地方：藝術家的政治角色和社會責任，試圖將審美與政治結合起來。

先期抵達波斯尼亞的是戴維·里夫，繼承了母親抗爭精神的戴維隱隱地相信文明世界是存在的，自己有責任告訴這個文明世界這里發生了什么。后來，戴維問后來創立薩拉熱窩電影節的米羅·普里瓦特拉，是否需要他下次帶東西或人過來。對方說：“最適合來這里了解情況的人之一肯定是蘇珊·桑塔格?！睅字芎螅骶S出現在米羅家門前，同行的還有桑塔格。戴維并沒有說桑塔格是自己的母親。不同于那些喜歡作秀的名人或政客，說幾句漂亮話，或留下幾張表現同情心的照片，桑塔格早就在《論攝影》中給出過警告：戰爭照片會變成“人們業已熟悉的暴行展覽，而且是讓人難以忍受的不斷重演”。除了食物、錢、水和香煙，她在思考為這座戰火中的城市帶去什么？

最終，桑塔格與國際戲劇節的負責人帕索維奇討論起要制作一部戲劇。在她心目中，薩拉熱窩人在戰火中失去了“生而為人”的生存尊嚴——當衣食住行都成了一項極為冒險的挑戰，文化和藝術，也許能夠在另一個時空里給予他們高貴的生命。對此，她寫道：“文化，是人類尊嚴的一種表達”。蘇珊先后考慮了阿爾弗雷德·賈里的《愚比王》，以及貝克特的《哦，美好的日子》，直到某日帕索維奇的一句“但是蘇珊，在薩拉熱窩，我們在等待著”，她眼前一亮。1953年，阿蘭·羅伯·格里耶在距離《等待戈多》首演不到一個月時寫道：“沒有哪部戲運用的戲劇手段比這部更貧瘠了?！彼傅氖秦惪颂剡x擇的戲劇手段：布景由稀疏的樹和垃圾桶組成；語言極其簡單；一共五個角色，其中一個看不見，一個不能說話，等待著一直也沒有等來的救贖和高潮。

這些當年藝術上的隱喻，在40年后的薩拉熱窩變成了殘酷的日?，F實。1993年那個炎熱、饑餓的夏天，桑塔格和演員們每天工作10個小時，整部戲的制作是在沒有電（只能在燭光中進行），也沒有什么像樣的戲服的情況下完成的，而且所用的布景也不過是聯合國發放的塑料布——用來替代狙擊手打碎的窗玻璃?！兜却甓唷穼ΜF場觀眾產生了巨大影響，也受到了廣泛的國際關注，但它無法救回騎車的男孩的命，也沒有帶來軍事干預。但是，桑塔格找到了一種方式，可以將她自己能夠奉獻的東西都奉獻出來。

1995年下半年，波斯尼亞戰爭交戰各方簽署了《代頓協議》，在那之前蘇珊又回到波斯尼亞7次。協議簽署之后，薩拉熱窩長達1425天的圍困終于結束了。在這三年多時間中，蘇珊的生活變得與波斯尼亞密不可分，薩拉熱窩成為桑塔格生命中一個難以磨滅的關鍵詞。如果被稱作現代藝術家——現代人——的條件之一是：他或她知道戈多是不會出現的，那并不意味著這個人不被需要，不會有所作為。桑塔格決心要有所作為，這讓她變得與眾不同。她去世后，波斯尼亞民族劇院前的廣場被命名為蘇珊·桑塔格廣場——這是薩拉熱窩所能授予的最高獎項，桑塔格完全配得上。桑塔格留下的文字將與這座廣場一樣不朽：

作家的首要職責不是發表意見，而是講出真相……以及拒絕成為謊言和假話的同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