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有林老師把他積十幾年之功撰寫的《呂叔湘傳》書稿寄給我，我一口氣讀完，心情很不平靜。方老師希望我為書作序，我很愿意借此機會談談我的感想。

書稿又一次喚起我對呂叔湘先生的回憶，他的音容笑貌，伴隨著文字間一個個歷史事件，栩栩如生地展現在眼前。不光是我，我相信這本書的讀者都會感觸到一個生動立體的呂叔湘，那位儒雅睿智、親切和藹的呂先生，從書中緩緩地向讀者走過來。

非常佩服本書作者爬梳史料和還原現場的功力。這一點，是我讀過書稿后最深切的感受。有林老師花了那么大功夫去搜尋史料，體現了他作傳的責任心：一是對傳主負責，二是對讀者負責。

比起同時代許多著名學者來，呂叔湘先生在著作之外留存的相關資料不算太多。全面的傳記幾乎沒有，相關的回憶文章也數量有限，這跟先生一生低調務實的風格是直接相關的，也給作傳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跟本書作者有共同的體會，先生離世二十多年來，我也曾盡量收集相關的史料，卻總是難以繪全先生一生的足跡。這個尋覓的過程，也是一個感動的過程。我在先生身邊工作的時候，就多次見到他婉拒媒體的采訪；先生日常做事，凡是有可能產生新聞效應的，他都習慣性地避開。先生固然是個名人，但他更愿意遠離熱度，靜靜地在書房里讀書寫作。他的人生舞臺主要是在文字上，而不是在聚光燈下，他的生活方式注定是不會產生多少新聞度的。遠離塵囂的呂先生，并不是在靜心“修行”，他也有不為人知的“火熱”：在他那間狹窄的書房里，我數次見到先生汗流浹背地給堆積如山的圖書打捆，默默地寄往家鄉的中小學；或是在燈下一筆一畫地給普通讀者復信，耐心解答問題；或是讓我幫他到郵局寄還有關單位給他的專家費，或是不事張揚地一筆筆寄出捐助……發現呂先生“新聞”稀少的過程，恰恰成了發現他人格偉大的過程。我想，這一點上，本書作者一定跟我深有同感。

史料不全的情況下，如何還原呂先生的生平事跡？本書作者并沒有被這個難題困住。他大量查考先生履歷的相關記述，或是先生經歷的學校、機構的各種史實記載，或是與先生同時、同事的學人回憶，更廣泛查考各類校史、方志、傳記以及文學作品等，從各個角度鎖定特定的歷史場合，勾勒出呂先生歷史行程的每一個具體場景。本書作者這個做法，并非僅僅是因為直接資料的不足所迫，其中更重要的意義，在于給讀者提供一個個準確的時代坐標和歷史定位，讓讀者在復雜厚重的歷史背景中去理解呂先生。例如呂先生在東南大學求學的經歷，是他人生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呂先生晚年還常說自己的思想是“五四”思潮在起作用。那么東南大學的現代科學精神與民主進步的校風，是如何塑造了呂先生一生的理想信念？本書作者旁征博引，讓讀者對東南大學的進步精神有了鮮活生動的了解，自然對呂先生早期學術理想的形成就有了更深的體會。再如，我們都知道呂先生初次到北京是在1925年暑假起的那一年，那一年他在北京見識了什么，經歷了什么，體會到了什么，除了先生自己晚年自述中的寥寥數語，我們難解其詳。本書作者卻能詳細征引有關記述中涉及的當時北京的政治形勢和日常生活面貌，讓我們自然而然地感受到那短短的一年京華履歷，給呂先生的政治見識和民生體驗產生了什么樣的深刻影響。

這本書最難能可貴的地方，以我看來，就在對呂先生前半生這些重要經歷的鉤沉索隱般的悉心考證。這些考證，為我們揭示了青少年呂叔湘的人生底色，也幫助我們尋繹出了一顆偉大靈魂的塑造歷程。在呂先生百年誕辰的時候，呂先生的得意門生、著名語言學家江藍生先生曾經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纂的《呂叔湘》畫傳作序，江先生稱呂叔湘先生為“人民的語言學家”，這也是了解呂先生后半生事跡的語言學同道的共同心聲。先生之所以成為人民的語言學家，是跟他早年植根人文，體味民生，追求理想的經歷分不開的。這部書的前半部，從丹陽寫到南京，從蘇州追述到英國，又追隨傳主從成都到南京、上海、北京……作者帶著我們，用呂叔湘先生的眼睛閱歷了上個世紀初的江南社會，三十年代海外游子的求知與思鄉，抗日烽火中大西南知識精英群體的文化堅守，以及新中國成立前夕愛國學人對新政權的熱情期待和奔赴。我們也從中感受到了一個從江南小鎮走出的覺醒的知識分子，是如何看清了民族的命運，如何感悟了歷史使命，如何堅定了人生的方向。

作為一位學術巨人的呂叔湘先生，他學術生涯的起點，他學術品格的塑造，也都是起源于青壯年時期。本書作者對呂先生英文功力的鍛造、漢語語法興趣的發軔、教育情懷的萌生等，都做了追溯源頭的努力。作者認為，呂先生晚年謙稱的“雜家”二字實為呂先生身為“通家”的知識結構的真實寫照。語言學家俞敏先生也曾經深有感慨地說：“記得王引之說過作學問有三難：學、識、斷。我看還該加上組織綜合能力跟抽象能力。要培養這種能力，自然科學訓練很有用。叔湘先生有這么大成就，可能得過他受的自然科學訓練的力。”俞敏先生深知呂先生學術素養的來歷，才下此斷言。在呂先生八十壽辰、九十壽辰之際，以及百年冥誕的日子里，學者們對呂先生的學術道路和學術經驗做了多方面的總結。如今，在先生百廿誕辰之際，由江藍生先生主筆的《呂叔湘評傳》也將問世，該書側重于評述呂先生的學術道路和學術思想，是中國語言學在新時代繼往開來的理論成果。這部學術評傳跟方有林老師這部側重于生平的呂先生傳記兩相映照，恰成對呂先生學術遺產的最好紀念。

方有林老師從事語文教學研究多年，呂叔湘教育思想的研究是他最有心得的。幾年前，他就著有《語言學視角，科學化追求——呂叔湘語文教育思想研究》一書，并編著了《中國現代著名語文教育人物·呂叔湘》，對呂先生的教育思想做了系統的總結和闡述，并初步梳理了呂先生求學、從教以及領導語文教育改革的人生履歷。我們眼前這本新的傳記，既可以說是前一部著作中《呂叔湘傳述》的擴展，更可以說是前著理論總結的延伸。呂叔湘語文教學思想的精神貫穿了這部最新傳記的全書，呂先生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歷成為他教學思想的最好注腳，也使得教育家呂叔湘、翻譯家呂叔湘、語言學家呂叔湘、共產黨員呂叔湘這幾個為人熟知的側面，在呂先生的理想追求和民族情懷這個至大主題上，建立起完整的邏輯聯系。閱讀此書，我最深的體會就在這里。我也愿意借此機會，把這個感想分享給此書的作者和讀者。

2024年孟冬于北京

（本文為語文出版社《呂叔湘傳》序，標題系編者所擬。作者為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