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工作座談會召開十年來，中國電影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不斷向前發展。其中，紀錄電影始終承擔著時代切片、民族相冊、社會鏡像的職責。《喜馬拉雅天梯》《二十二》《我在故宮修文物》《零零后》《四個春天》《棒！少年》《掬水月在手》《九零后》《大學》《人民萬歲》《煙火人間》《里斯本丸沉沒》等優秀作品以獨特的視角、精美的畫面、豐沛的情感，記錄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遷，展現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它們與故事片、動畫片等形態，共同構成中國電影的整體風貌，在形成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百部國產紀錄電影，涵蓋自然歷史、社會人文等題材

近期，《里斯本丸沉沒》熱映，引發觀眾對歷史紀錄片的關注。近十年來，院線公映的國產紀錄電影近百部，涵蓋自然歷史、社會人文等題材，其中歷史題材始終是紀錄電影創作的重要維度，為觀眾提供觀照過去、對話現在、喚起情感記憶的獨特視角。比如《人民萬歲》講述毛澤東同志關心人民疾苦、傾聽百姓呼聲的為民情懷；《二十二》講述中國內地幸存的22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的故事；《九零后》和《1950他們正年輕》采取口述史方式，分別記錄西南聯大和抗美援朝戰爭兩段歷史。

社會類紀錄電影也收獲頗豐。《大學》以長時間的觀察式拍攝和電影質感的視聽語言展現當代知識分子和科研工作者如何將個人理想追求融入國家和民族事業之中；《零零后》以幾個孩子的成長故事激發大眾對低齡出國留學、青春期叛逆等問題的思考；《棒！少年》講述一群身處困境中的少年通過學習棒球改變命運的故事；《生活萬歲》呈現十四組普通中國人一年里真實的生活狀態……這些作品對現實生活進行細致描繪，讓觀眾看到中國人昂揚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

自然題材紀錄電影呈現中國獨具魅力的自然之美、生命之美。《喜馬拉雅天梯》《無盡攀登》《看不見的頂峰》均以攀登珠穆朗瑪峰為主題；《重返·狼群》講述狼王遺孤“格林”被人救回城市喂養，又因不適應城市生活重返狼群的傳奇故事；《雪豹和她的朋友們》展現了三位牧民轉變為雪豹保護者的過程……這些作品展現人與自然的關系，折射出紀錄片創作者對生態文明議題的思考和回答。

傳統文化和藝術題材的紀錄電影展示中華文明深厚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藝術內涵。《我在故宮修文物》詮釋故宮文物修復師“擇一事，終一生”的匠人精神；《一百年很長嗎》涉及廣東舞獅、新疆哈薩克族的馬鞍制作等傳統手藝；《大河唱》將搖滾和秦腔、陜北說書、花兒等多種中國民間藝術相勾連；《掬水月在手》以詩意語言勾勒古典文學研究者葉嘉瑩的傳奇人生；《追光萬里》《演員》《龍虎武師》講述電影從業者的心路歷程。這些紀錄片共同繪制一幅中國文化的壯美畫卷，映射出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和生生不息的創新活力。

在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的方向上不斷探索

十年間，中國紀錄電影在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的方向上不斷探索創新。創作者嘗試借鑒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歷史學、文化學、生態學等相關領域的經驗、成果和方法，借助數字技術、信息技術展開創作，在觀念、方式、手法、技巧等方面，都實現新突破。

雖然紀錄電影有很多“故事化”探索，但從塑造人物入手，從呈現真實場景入手，從捕捉鮮活細節入手，始終是紀錄電影不同于戲劇化、情節化、沖突化的故事片的主要藝術特點。不論是青少年題材的《零零后》《棒！少年》，傳統文化題材的《我在故宮修文物》《一百年很長嗎》，還是展示人民群像的《煙火人間》《生活萬歲》，都從微觀視角切入宏大主題，為時代故事賦予人性溫度，使觀眾產生代入感、共鳴感。為提高影院觀影興趣，許多創作者在注重題材的社會意義和價值的同時，更自覺地記錄那些獨特、稀缺或不可替代的人和事。《喜馬拉雅天梯》是世界上第一部用4K高清攝像機從珠穆朗瑪峰北坡完整記錄登山過程的電影，讓觀眾感受自然奇觀的震撼和美好；《二十二》搶救性地記錄那些從歷史災難中幸存下來的老人的人生故事和生活狀態，喚起大眾對戰爭的反思；《里斯本丸沉沒》則探究“里斯本丸”號沉船的真相，用調查、采訪等多種形式還原那段正在被遺忘的歷史。

許多創作者借助先進的影像設備和技術，組織專業化團隊進行創作，通過提升作品的視聽品質，提升受眾影院觀影的興趣。無論是《九零后》對歷史畫面的渲染，還是《掬水月在手》對詩意時空的營造，無論是《大河唱》借助動畫等不同藝術媒介構建多重音樂空間，還是眾多紀錄電影運用航拍、無人機等先進技術，都在不影響紀錄電影真實屬性的前提下，大幅提高其表意抒情能力。

創作者也嘗試與更廣泛的社會影像結合，擴展題材空間和記錄視野。十年間，便攜的攝影設備快速發展，帶來海量“私影像”紀錄素材。《四個春天》導演用非專業電影設備拍攝自己父母的生活影像，以第一視角將家庭日常的詩意帶入文化表達的公共領域，開創中國紀錄電影的“私影像”創作賽道。《煙火人間》作為首部以手機用戶原創內容制作的紀錄電影，從幾百萬條素材中選擇500多個作者的800多條視頻，完成82分鐘的紀錄影片。這不僅實現了電影銀幕與手機屏幕的對接、豎屏和橫屏的切換，還回應了電影創作如何應對技術和媒體發展等新思考。

十年來，紀錄電影不斷探索如何在紀實性與藝術性、主觀性與客觀性之間找到平衡，實現紀錄對象、紀錄視角、紀錄手段、紀錄觀念的全方位突破。

國際傳播影響力加大，向全球觀眾呈現中國獨具魅力的自然人文景觀

十年來，一批優秀紀錄電影通過各種渠道，走上國際舞臺，受到海外觀眾喜愛。《天工蘇作》《二十二》《里斯本丸沉沒》等片在歐洲、北美、澳洲等地放映，獲得好評。互聯網發展打破人們觀看紀錄電影的時空限制，電影院不再是紀錄電影的唯一傳播媒介。很多紀錄電影意識到這一點，探索多媒介傳播，通過互聯網平臺、家庭影院等方式抵達更多海外觀眾。如《我在故宮修文物》在海外視頻網站上，引發彈幕刷屏。此外，很多航空公司在國際航線的機上娛樂內容中開辟紀錄片和電影板塊，將中國紀錄電影作為其中重要內容。很多外國乘客通過這種觀看方式，感受到中國紀錄電影的獨特魅力。

除了拓展放映播出渠道，還有很多紀錄電影通過其他方式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比如，《我們誕生在中國》等多部紀錄電影以跨國合拍的方式，向全球觀眾呈現中國獨具魅力的自然人文景觀。這些作品被翻譯為多種語言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上映。《再會長江》在日本放映時，主創從剪輯、旁白、背景音樂、主題曲、字幕以及宣傳海報入手，進行本土化二次創作，更符合當地觀眾的觀賞習慣。還有很多紀錄電影制作大量拆條短視頻，激發網友二度創作。這些短視頻通過海外社交平臺傳播，也讓越來越多受眾熟知、喜歡。

紀錄電影是世界電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電影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接下來，如何進一步提升中國紀錄電影的人文高度和題材廣度，以及在國內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將是中國紀錄電影肩負的新使命。

（作者：王靜 尹鴻，分別系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制片人、導演；清華大學教授、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