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棨《本事詩》記載唐代有個才子叫崔護，清明那一天獨游都城南，見一莊院，發現花木扶疏，寂寂無人，崔護“扣門久之”，有一女子從門隙問之，崔護答，“尋春獨行，酒渴求飲”，這個理由得體而漂亮，懂的人一定會懂。女子開門遞水。這女子的形貌意態書中描寫是“獨倚小桃斜柯佇立”，“妖姿媚態，綽有余妍”。崔護對此女念念不忘，第二年清明，他情不可抑，來此莊院想再睹芳容。門墻如故，佳人不在，于是題了一首經典的詩：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這應該是一個很值得咀嚼的好故事，不過《本事詩》后面記載，崔護第三次去莊院，見一老人哭泣，發現是女子的父親。老者告訴崔護，女兒看了崔護的詩，絕食而死。崔護聽言大受震動，往見女子尸，哭而禱之，女子遂復活，最終團圓。

故事最后的走向還是脫不掉才子佳人大團圓的氣息，這顯然不是吸引我的地方。故事里的崔護第一次見女子，崔護“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一方有意，一方看似無情，時間在這美好的春風里是無言的見證。故事中的女子形貌絕麗，卻無直接描摹，用字少意濃的“獨倚小桃斜柯佇立”，后世讀者腦海中大約會把形容美麗女子的詞語都投射到此女身上。

很多年以后，張愛玲在三百余字的散文《愛》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有個村莊里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青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她沒有說什么，他也沒有再說什么，站了會，各自走開了。

雖然張愛玲說這是從胡蘭成那里聽來的一個故事，故事中女子的原型是胡蘭成的岳母，但是故事中滲出的味道與《本事詩》的記載有不少相似之處。文言的“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變成“立在后門口，手扶著桃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同樣字淺意深，風致不輸文言，張愛玲特別的創造就是給這個女子穿上了“月白的衫子”。“月白”不是純白，而是白色在月光映襯之下呈現一種泛青色，用現代人的觀點看大約是淡青或淡藍色。月白衫子簡約而言就是淡藍或淡青色的布制上衣。孫犁在散文《服裝的故事》就曾寫到1944年晉察冀邊區的春天，他要去領單衣把棉衣給換下，因為去晚了，男衣已經發完，“只剩下帶大襟的女衣，沒有辦法，領下來。這種單衣的顏色，是用土靛染的，非常鮮艷，在山地名叫‘月白’”。

一般來說，良家女子穿上月白衫子給人的感覺是素樸簡約雅致的樣子，當然也可能是貧窮。這與張愛玲后面描寫女孩子三番五次被轉賣的悲慘命運形成暗暗對比，讀者讀了會很不忍心。這種對比的感覺在余華的《活著》里又用了一次。《活著》中，福貴娶的老婆叫家珍，家珍沒嫁給福貴之前，穿的是一件“月白”旗袍。福貴狂嫖濫賭，看人的眼光還是不錯，認定這穿著月白旗袍的家珍是個好女人。月白衫子在明清以來的小說中經常出現，可以看成一種有意味的服飾意象。

從《本事詩》到《愛》，張愛玲的寫法從形式到內容發生了質的改變。除了月白衫子，她還加入了殺傷力極大的“時間”這一元素。她對“時間”的形容是“無涯的荒野里”，這比笑春風的桃花好像又進了一層，崔護那里是一種感傷，張愛玲這里是一片荒原。即便是兩人遇上了，也不過是輕輕應一聲。

于是我發現，好故事是在時間中產生的。出生以后死亡之前，時間在那，出生之前死亡之后，時間還在那。這件月白衫子之所以在濃濃的時間里產生了強烈的意味，在于時間吞噬一切，而當世間美好被吞噬，我們會特別不忍心，于是產生了創作，想挽留住故事里的人，時間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