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作家廖潤柏，筆名鬼子，也如他的筆名一般，在文壇是個神出鬼沒般的存在。他的中篇小說《被雨淋濕的河》在2000年榮獲了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之后他一鼓作氣，相繼完成了“瓦城三部曲”中的另外兩部作品——《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和《瓦城上空的麥田》，這兩部作品同樣獲得了廣泛的贊譽。鬼子也由此進入彼時中國當代作家的第一梯隊。評論界也立即響應，將他和東西、李馮合稱為“廣西文壇三劍客”。2007年，鬼子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一根水做的繩子》。如城鎮化進程之前的一首純情挽歌，也如市場經濟改革之前的一個愛情標本，這本小說一出版就受到諸多讀者偏愛。然而，就在他的創作之路看上去順風順水的時候，他突然偃旗息鼓。直至今年長篇小說《買話》出版，他已靜觀默察了十八年。

在中國當代，寫作突然陷于停頓，甚至從此不再回歸的作家并不少見。我至今想起那些甫一亮相即令人驚艷的作家后來放棄了寫作，還是忍不住心有遺憾。當然，也都可以理解。文學之外，畢竟還有更大回報的影視創作，還有更安逸自在的生活。而且，寫作畢竟是既考驗可持續創造力，更考驗心勁兒的行當。放棄的理由千千萬，堅持的理由卻唯一；耐得住寂寞或許容易做到，但要守得住心性，不為評價和反饋——包括市場反饋和評論界的定位——的眉眼高低所影響，卻很難。作家是更敏感的人，寫作更需要知音，所以，即便是才華一流的作家，要做到堅持多年、質量和產量都高也并不容易。

幸虧，鬼子又回來了，而且，手不生、文不舊、氣不弱、意不隔，讓人驚喜。重要的是，時隔多年，鬼子仍堅守著自己在此前創作中形成的特點，謹守情感多沉郁而情節務輕盈，故事黑色幽默而底部生活邏輯嚴謹的創作紀律。他在人性推理的基礎上剪裁生活、拿捏人物，進行藝術再造和隱喻變形，努力做到既熟練駕馭又覺悟貫通，讓故事自覺和形式自覺發揮到極致，充分體現自己的控制力，不失控、不漫溢，從容不迫、滴水不漏。為此，他在情節單線掘進的路上一騎絕塵，對社會和現實的網狀覆蓋則變為水面下的冰山。

城與鄉：返鄉仍是不歸人

《買話》的故事內核很簡單：“城一代”劉耳還鄉。

一般說來，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題材來源：一是鄉土，二是革命歷史，三是城鄉流動。這些題材加上本土現實主義的傳統和外來的現代派技法，產生了很多可圈可點的作品。在三種題材中，城鄉流動題材最常出現的矛盾沖突就是人被環境拒絕，尤其是城市對人的拒絕。這種拒絕中有出身“原罪”，有階層鄙視，有規則洗禮，也有情感接納。從這個角度說，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一批作品，與郁達夫的《沉淪》，與司湯達的《紅與黑》都有異曲同工之妙。環境對這些主人公的拒絕冷酷無情，而他們或感傷或激憤的應對辦法，則體現了文本氣質、時代特征和文化傳統之間的差別。在這些作品里，環境強大而不可改變，因而人物無論是強人性格還是弱者性格，相比之下都顯得被動、弱小，擺在他們面前的最大難題是如何改變自己、適應新環境。

后來，隨著“現代派”的產生和發展，主體意志突顯，小說向內轉，環境與人的緊張關系開始變換主體，人開始拒絕環境、抗拒被環境綁架。同時，人越來越意識到環境帶給人的荒誕處境，越來越意識到被環境異化是一種更加難堪的悲劇。加繆、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家”，提供了一系列環境與人互動的典型場景，在他們影響下，中國也產生了一批這樣的作品。鬼子的中篇小說某種意義上也受其影響。

然而，人被故鄉拒絕，在已有的文學作品中卻不常見。盡管早有“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傳統記錄，但背后的底色還是接納的、溫情的和詩意的。在現代文學中，尤其魯迅的系列作品中，返鄉者往往也是啟蒙者，故鄉是他們的審視對象。而《買話》中的劉耳，離鄉多年之后成了外人，葉落歸根也需要適應新規則、融入新群體、適應新角色，故鄉由此獲得了主體性和選擇權，這樣的“冷酷”設置從未有過。這是作家鬼子的重要發現。

小說的意義不在于寫了什么生活，而在于用什么眼光打量這樣的生活。小說家的創造性很多時候就體現在視角上。換一個角度看生活，一下就能找到前所未有的視野，人性的觀察范圍也隨之擴大，現實這團亂麻以前未被識別出或者曾被遲鈍以對的層面，悉數被發現。尋找觀察生活的創新性視角，是鬼子一貫的創作追求。

這一點，我們從他的小說標題都能感覺到。河被雨淋濕，女孩上午打瞌睡，麥田飄到半空中，繩子是水做的，種種意象反差和違背常識，都體現出作家的思考能力和創造力，更體現他寫作的新意和現實的新穿透力。

《買話》也是如此。“鄉”就在那里，人到老年“還”便是，沒想到，“鄉”不答應了，于是“故鄉”的含義因此改變。這個漢語里如母體般象征包容接納的詞，讓人一想起來就情感波動的詞，如今變成了和當年的“城市”一樣的客觀環境的代名詞，需要理性面對。這就無情打碎了人的成功感、歸屬感和依賴感。對“城一代”劉耳來說，這無異于人生夢魘，如他在城市里經歷的，手握權力的兒子也把危機帶到身邊，隨時會身敗名裂一樣。

同時，環境的敵意，尤其是故鄉的敵意，往往加重人的身份焦慮，人會因此增加懸浮感，變成城市和故土、陌生環境和熟悉環境的雙重棄兒——以劉耳為代表的第一代城市人，曾為了進城拼盡全力。那時候，他們以為這是改變命運的絕壁攀登，沒想到，生活只是一場輪回，他們以為的攀登，無非是宿命般地攀緣在一個圓周上而已，時間讓他們回到生活起點。在這樣的輪回中，《買話》又提供了對比觀察城市和鄉村的嶄新維度。

曾經，城市代表新，鄉村代表舊。城市代表新生，鄉村代表毀滅。鄉村是遠祖、是血緣，城市是血液。城市意味著奮斗、尋夢，代表著人生空間的擴大。城市催生各種機遇，制造改變現狀的希望，閃爍著逆天改命的生命之光。城市也意味著物質的豐富、生活的便捷，意味著生活更完整。城市，意味著進步、文明，值得所有人奔赴。在那樣的年代，鬼子傾情寫下《瓦城上空的麥田》。小說里兩個父親為了托舉孩子到城市成為城里人，嘔心瀝血、費盡心機，甚至為此不惜被城市的冷漠反噬，以至于死于非命。

如今，這樣的對比悄然發生變化。不只是劉耳這一代，即便年輕一代，也越來越意識到城市允諾的空間越來越小，夢想的一切要么難以實現，要么需要付出慘烈的代價。于是，鄉村代表的安于現狀反而是情感空間尋求的最佳所在。鄉村尋根意味著退守，意味著情感變得更加完整。從曾經的爭著離開，到如今的想著回來，都是時代催生的新變化。然而，《買話》冷靜地提醒：此時的鄉村已是可向往不可抵達，可欣賞不可體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瓦城上空的麥田》和《買話》值得進行更深入的對比研究。

任何文學都是時代的產兒。生活曾經產生一種文學主題，然后生活的發展又否定了這一主題。在這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中，敏銳的作家做了得風氣之先的人。比如當年的知青文學，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潮流的；如今的返鄉文學，反映城市奮斗受挫的現實的，都值得對比思考。只是，優秀的作品往往會以更大的視野判斷一種生活潮流在歷史中的價值。一般而言，這種判斷會有歷史主義和道德主義兩種態度。歷史主義的冷靜清醒容易顯得缺乏溫情，道德主義的惶急憤怒又容易變成言不及義的藥方，不能解決真正的歷史疑難。對文學而言，如果失去溫情的道德主義，就背離了文學的本意；但如果沒有歷史主義的清醒，又容易陷入平庸。在這種情緒和態度的沖突中，情感與理智的互搏中，足以驗證一個作家是否兼具歷史的和美學的成熟。從這個意義上說，《買話》對故鄉的書寫，冷峻的外表下有涌動的、需要喚醒的溫情，既符合歷史真實，又完成了美學建構。鬼子是當之無愧的成熟的作家。

話與人：人心靜默如謎

鬼子擅長人性推理，注重邏輯咬合。從情節行進的情況看，他一般是給自己的小說找到核心詞，然后整個文本世界圍繞核心詞旋轉。“瓦城三部曲”里，他分別找到了“錢”、“權”和“理”；《一根水做的繩子》里，他找到了“情”。在《買話》里，自然是“話”。“話”是小說的關鍵詞，也是小說的獨到之處：“話”，需要買，是意象出奇，也是常識背離。而“話”之所以能被當成商品，一是它具有奇妙的力量，二是它是情感的需要。劉耳向少年扁豆買話，與其說是在買鄉親的評價、買別人眼里的真實，不如說是在買辯白的機會，買陪伴、買回到故鄉的入場券，當然也買心安。

仔細想來，話，在表面的交流含義之外，還藏著愛恨、褒貶、善惡，也藏著人情、人心、玄機。若是按照中國人“沉默是金”的邏輯，讓人開口說話還真是不容易，話還真是很值錢。尤其是真話、秘不示人的話。同時，話還有讓人意想不到的作用，“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話一旦出口，就不受控制地產生能量振動，寫《傲慢與偏見》的奧斯汀曾說：話可不是虛的、無形的，它有時候特別實，在一些特定的場合，人把話說了就等于把事兒做了。

小說中寫到劉耳和扁豆的互動，極為精彩。因為“話”，世事洞明的“成功人士”劉耳和懵懂無知的鄉村少年扁豆實現了強弱互換。作家讓劉耳偏聽則暗——劉耳只知道自己對自己的評價；讓扁豆兼聽則明——扁豆既知道劉耳自己講述的往事，也知道爺爺和光棍們講述的往事，還知道老人家為代表的家鄉人對劉耳的評價。因為劉耳面對著這種不透明感，使得情節推進的因果鏈變得異常重要，也使得他的孤獨感、他的隔膜感、他自我認知的偏差感都變得異常顯眼。在這樣的時刻，劉耳實現了典型化，每個人都能從他身上發現自己的影子。或許，對所有人而言，說出來的話不可靠，聽到的話也不可靠，唯有自己內心的感受最具體、最可信、最可靠。然而，人在話語喧嘩、眾說紛紜的時候是不容易找到內心的，鬼子通過層層遞進的結構實現對“話語”的這種發現和解讀，也是《買話》這個小說成功的原因之所在，當然也是它先鋒性的代表維度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買話》里，鬼子寫劉耳的一生，劉耳與故鄉的關系，不用他自己的回憶，而用他人的反應，這本身就是一個巧妙的構思。這種間接性充分利用了讀者刺探隱秘的好奇心，避免了小說墮入庸常的窠臼，也使得每個情節的出現都成為一種意外發現。由此《買話》有了推理小說的味道，也有了偵探小說般的懸念和誘惑力——七個空蛋殼到底是誰放的？老人家如若地下有知，會不會原諒劉耳？

同時，這樣的設置，也讓劉耳變成了清醒的糊涂人，明明自己心里有一份往日備忘錄的，來自外界的干擾讓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道德混亂和自我認識混亂。在自己眼里，他重情重義、身不由己、甘苦自知；但在鄉親們眼里，他背信棄義、負心絕情、見死不救……他作為第一代城市移民的苦痛，作為“鳳凰男”在家庭中吞下的歧視，作為官員直系家屬必須的自我約束，城市沒人聽，故鄉沒人懂。作家仿佛在說：“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也仿佛在闡釋哲學家叔本華的話：“人們泛稱為命運的事情，通常都是自己做出的蠢事。”

表與里：小說的雙層意義

陳嘉映在一本叫做《感知·理知·自我認知》的書中，系統講述對這些概念的哲學理解。他提出，其中感知是最厚重的，理知是最講求邏輯的，而語言組織是推理的基礎。如果化用這些概念到文學中，評價一部小說是否足夠豐厚，應該首先看它感知生活的能力，這種能力一般體現為細節的充盈。小說中的細節最能代表作者的個性與才情，有沒有細節常常意味著作者有沒有靈魂。

《買話》中充滿了細節：劉耳和竹子，關于牛、電筒、信的細節；劉耳和明通，關于雞蛋、空蛋殼的細節；劉耳和明樹，關于猜碼、墓的細節；劉耳和老人家，關于糯玉米粥的細節；劉耳和扁豆關于鴨子的細節；劉耳和香女，關于粽子和酸的細節；還有劉耳和小白、劉耳和半桶水等。這些豐盈的細節活色生香，充滿了故鄉的味道、往日的甜蜜和“民以食為天”的寓意，它們和諧構建成小說飽滿的肉身，讓它在邏輯骨架的支撐下，在標志性的鬼子式語言的組織下，融匯成句子輕邏輯重、感知和理知兼具的文本，也充分體現出作家的美學志趣和文本理念。

在中國當代，鬼子是修辭意識非常強烈的作家，他迷戀詞語本身和詞語正確組合產生的美感，迷戀故事推進中的邏輯咬合和節奏張弛，迷戀現實感之上的想象力層級，迷戀人物的現實力量感，迷戀小說的話題引爆力和命運隱喻力，迷戀年齡和閱歷給小說帶來的新質地。有時候，他甚至只是迷戀不透明生活的樸拙本身。同時，他追求小說的“冰山效應”，為了讓人物和故事可信，他進行非常精確的文學盤算，靠語言機鋒形成隱秘的推力，從而呈現出雙重意義：有意的創造和無意的流露相結合，表層意義和深層意義相呼應。

小說中有很多潛文本。比如劉耳兒子的成長故事和仕途故事；比如香女在城市里的故事；比如明通的生活；比如老人家先后面對女兒的悲劇和兒子的悲劇，卻不知道該以誰為“兇手”的故事；每一個光棍的故事……這些情節，都被作家巧妙地、似露非露、點到即止、欲說還休地流露出來，成為在前景活動的劉耳的背景和景深，也成為小說現實容納力的象征和表現。

小說以老人家的葬禮結尾，以劉耳和所有人一起出場結尾，自然算是一個明媚陽光的結局，自此，籠罩在劉耳心頭的陰霾或許終于被“接納”吹散，他總算給自己找到了立錐之地。然而，鬼子不滿足于此，或者說，如果小說有一個高亢的結尾而沒有回味的余味，他是不滿足的，于是，他給小說加上最后一章：寫靜、寫雞蛋和小雞的幻想，寫空空蕩蕩的院子……葬禮如節慶，終究會過去；劉耳回鄉，如石子投入池塘，漣漪也終究會消失，剩下的，依然是懸而未決的生活，是各自承擔各自的命運，日復一日……一個來自生活的小說，終于又回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