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晉瑜的《中國女性作家訪談錄》輯錄她與當代重要女性作家的深度對話，內容中有對文學審美理念、文學形式的探討，也有對文學實踐、作家生活、文學現場、文學生態的交流，還有那些同性之間心有戚戚和旁逸斜出的亮點。

當前，文學訪談這個互動性強的文體正茁壯成長，大部分作家都坦然走到鏡頭面前。訪談對于作家塑造自我形象尤為重要，對后續的研究大有幫助。對于文學訪談，對象的遴選至關重要。遴選訪問對象本身蘊含著舒晉瑜的歷史意識和文學意識。以宗璞開篇貌似偶然，難道僅僅因為她出生于1928年嗎？恐怕并不僅僅如此。如果計算一下訪談的容量，我們就會明白宗璞的位置與重量。宗璞自幼長在詩書中，“談笑有鴻儒”“開口詠鳳凰”，又親身經歷離亂，目睹中國知識分子在特殊時刻的精神風采。她歷經艱辛，但內心的火焰并未熄滅，時機一到就會迸發。即便疾病纏身，宗璞還是將內心的絲織成錦繡，獻給壯麗的山河。

確定訪問者之后要開始做相關的采訪準備，除細讀作家的作品之外，還有許多周邊資料需要查閱，比如傳記、此前的訪談、創作談、相關的評論等。作為媒體從業者，舒晉瑜格外關心大眾感興趣的話題，她看重設計的問題能夠凸顯受訪者的個性、傳承性與時代性。正如艾略特說：“詩人隸屬于詩的傳統，他的作品在整個詩歌有機鏈條之中存在，即使其中最個人的部分也包含著他的前輩詩人的痕跡，他們在他的作品中強有力地表明自己的不朽。”作者對宗璞、賀捷生、葉廣芩、王安憶、林白等人的訪談，彰顯出她們各自的家庭背景、成長、閱讀和寫作，尤其是每個人的特質與彼此之間的異同。

語言既是作家的表達工具，也是思維工具，所有的作家都始終面臨語言問題。舒晉瑜發現，池莉、林白、陳染等小說家曾經都寫詩，讀詩、寫詩是訓練語言的有效方式之一。林白因為詩歌難以發表而改寫小說，并終生對詩歌保持難舍的情誼，即便是《北流》這樣的長篇小說也保留著詩歌的位置。

寫作本質上仰仗作家的審美力、世界觀和歷史意識。大凡持續寫作者必定是持續閱讀者、持續自我教育和自覺成長者。書中的這些訪談者，為此進行著不同的努力，她們對自己喜愛的作家更是系統閱讀。通讀全書，我們很容易發現經典的影響力，如很多作家都談到《紅樓夢》對自己的深刻影響。宗璞回憶，父親馮友蘭說過，《紅樓夢》中“三等仆婦的話也很有節奏，耐人尋味，而且符合講話人的身份”。徐小斌9歲開始將父親買回來的新版繡像《紅樓夢》從高閣上偷偷取下來。魏微的案頭長年放著《紅樓夢》，得便時就翻翻。尹學蕓將《紅樓夢》的人物列成寧國府和榮國府兩張表，將詩詞和判詞抄在本子上來背誦，她以這種笨拙的辦法讓自己沐浴在偉大的文學河流中，讓自我在靈魂的“鏡像”中得以更深的呈現。除《紅樓夢》外，像托爾斯泰、《百年孤獨》、卡夫卡等都是受訪作家口中的高頻詞。經典無處不在，塑造著我們的世界觀、文學觀。從這些共同的精神養料中，我們能感受到她們是“同代人”，共同分享開放的精神資源和悠長的文化傳統。

舒晉瑜不僅能見出作家的個性，而且梳理作家的轉型、突破，關注每位受訪作家的著力點。她真誠而平等地與作家探討寫作難題，有時候她還邀請作家玩一些游戲，由此我們可以想象她們訪談氛圍的輕松，如喬葉對自己是“地才”的揶揄，魯敏以“悶片”描述自己的青春期等。舒晉瑜有能力將采訪變成對話，她幫助作家摘下可能的“面具”，與她們一起通過幽靜抵達內心、挖掘真我。

訪談的寫作面臨著如何在口語和書面語中切換的問題，既要保持口語的親切隨意和訪問的現場氛圍，又要有文字表達的邏輯性和連貫性，還要在訪問者的語言和受訪者的語言之間找到平衡，使文風既有受訪者的話語風格，又有采訪人的主體風格。在成文過程中，舒晉瑜始終沒有忘記她是在面對作家、面對文學，所以她的成稿突出文學性。宗璞推崇元好問所說的“誠乃詩之本，雅為詩之品”，誠與雅也內化為舒晉瑜的寫作追求。對于文學本體性的深思貫穿在她訪談的問題設置、對話和寫作的全過程，這正是文學對話的內核。

《中國女性作家訪談錄》在成書編輯過程中下了很大功夫，比如先是受訪作家的照片、簡介，接著是不同字體編輯的“采訪手記”，這一段頗能展現出舒晉瑜的個人風格，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在具體的訪談過程中，以黑體標記文字來凸顯重要內容，使文章疏密有致、一張一弛，頗有節奏感。大標題尤其凝練，作家的風骨、主張與文學觀盡在其中，比如，宗璞“我想表達我這個時代”，王安憶“我對自己的進步是滿意的”，魏微“我終于等來了這一刻”，喬葉“永遠保持誠實的寫作態度”，魯敏“為創造者的生命之河作傳”等。語言不僅是思想本身，也是性情。讀這部訪談錄，我們能感受到作家的獨特氣質，比如宗璞的優雅、王安憶的理性、徐坤的大方、尹學蕓的謙和……

（作者：申霞艷，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