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風流一代》劇照

“拍攝22年，上映22天”。近日，電影《風流一代》公映結(jié)束，最終收獲1031.2萬票房。電影《風流一代》講述了巧巧和郭斌這一對戀人二十年分分合合的故事，勾連起中國社會新世紀的社會嬗變。影片以散文詩式的流動影像重回過去的電影場景，紀實素材與劇情素材再一次混合交織，經(jīng)典文本再次搬演與延續(xù)，重新激活了觀眾最鮮活的觀影經(jīng)驗和最原初的觀影感動。攝影機久久凝視人們的面容，還原并拼貼著人們的文藝生活日常，從而展開對一個時代的影像的懷舊與迷戀。該片不僅是對導演賈樟柯個人電影創(chuàng)作生涯的一次溫情回望，也是對新世紀中國社會飛速發(fā)展的光影拾穗，于記憶深處打撈一個時代的流年碎影。

時代面容的深沉凝視

影片凝縮了賈樟柯二十年來電影拍攝的大量紀實素材。攝影機深沉地凝視著公眾面容的同時，面容也將目光投向攝影機。這與導演賈樟柯一貫的紀實美學風格相呼應。諸多面容的展示與顯現(xiàn)傳遞出一個時代不可名狀但又震撼人心的深沉力量，而對于觀眾而言，這份力量獨屬于紀實影像對于面容的聚焦。

在鏡頭前，這些面容或唱或笑，或是眺望遠方或是直面鏡頭。從大同下崗女工群體的面容，到三峽移民群體的面容，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時期公眾的面容，以及女主巧巧和男主郭斌的面容，一張張鮮活的面容顯現(xiàn)著人所經(jīng)歷的歲月滄桑和人生無常，又與深沉的時代相勾連，直擊觀眾內(nèi)心。

在導演賈樟柯慣常的影像表達方式中，公眾的面容與其所身處的環(huán)境形成了一種隱秘的對話關(guān)系。面容同環(huán)境中的事物進行平等對話，不需要發(fā)出聲音，只需要靜靜地呈現(xiàn)，就能建構(gòu)起微妙而深刻的影像內(nèi)涵。當代電影越來越依賴動作，但導演賈樟柯延續(xù)著讓電影回到面容的策略。作為“講述”的面容又作為一種動作而被攝影機捕捉，讓面容用無聲的語言去直接呈現(xiàn)復雜的內(nèi)心經(jīng)驗，例如巧巧與斌哥時隔多年后的相遇，兩人以沉默互相致意。鏡頭前的每個面孔獲得了一個封閉、但是屬于自身的時間，從而拒絕著時代超速發(fā)展帶來的均質(zhì)化。充滿生活氣息的面容被捕捉，加入生活流的影像敘事，使得面容作為公眾最真實記憶的外延，詩意地棲居于影像的大地之上。

在導演賈樟柯的鏡頭中，角色的面容似乎并非簡單的敘事工具，而是時代變動的“定格”。個體的喜怒哀樂與社會的巨大變革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獨特的時代肖像畫。一方面，這種面容的群像指代在時代巨浪中的普通人，指向他們的掙扎、妥協(xié)與奮斗；另一方面，也暗示這些普通人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成為時代的一部分。賈樟柯在片中沒有直接地批判或歌頌，而是如實地展現(xiàn)出這一代人的真實面貌，使得面容在其存在中彰顯意義。

時代文藝的混雜串聯(lián)

影片中穿插各個時期各個年代的流行音樂、舞蹈、體育，喚醒觀眾的集體記憶，也由此串聯(lián)起故事的時空變遷。流行文藝是對一個時代最直接、最感性的呈現(xiàn)，承載著一代人對于一個時代的記憶與情感。正如賈樟柯感慨電影學院邊的小酒館的消逝：“于是不得不抓緊電影，不為不朽，只為此中可以落淚。”《風流一代》將鏡頭對準一系列文化符號與文藝元素，混剪并拼湊出時代的剪影。這種流行文藝的介入并非故作彰顯，而是深刻地嵌入到人物的生命與歷史敘事之中，成為理解一個時代的另一種視角。

這些文藝活動猶如魔法師的手指，將原本凝固的公共空間轉(zhuǎn)化為流動的時代記憶的錨點，使之變得靈動而富有可塑性。在這一重塑的進程中，過往的記憶痕跡被細心探尋與喚醒，再次散發(fā)出時代特有的璀璨“光暈”。它們讓當下的鮮活經(jīng)驗躍然眼前，仿佛重燃了那些瞬間的光芒，進而孕育出全新的、生動的當下體驗。導演通過歌曲與年代的錯置，將冷靜的紀實與對于時代歷史的藝術(shù)修辭巧妙結(jié)合起來，如將2001年的大同街道景觀同萬青樂隊歌曲《殺死那個石家莊人》剪輯在一起，以及結(jié)尾處將崔健的歌曲《繼續(xù)》同2022年的當下剪輯在一起，充分將聲音的年代同影像的年代混雜起來、將文藝的時代和時代的文藝串聯(lián)起來，傳遞出獨特的時代歷史感悟和總結(jié)式的深情歷史回眸。通過攝錄歌廳、工人文化宮等象征著大眾文藝的公共空間的變遷，導演試圖挽留那些正在被遺忘的歷史觸動。影片通過冷靜的鏡頭語言與細膩的情感刻畫，讓觀眾感受到時代流行文藝那不為人知的脆弱與珍貴。這種對歷史記憶的挖掘，使得《風流一代》在賈樟柯的創(chuàng)作譜系中，成為一部節(jié)點性的作品。

時代影像的懷舊打撈

影片《風流一代》與賈樟柯導演過去的一系列作品《任逍遙》《三峽好人》《江湖兒女》存在著互文關(guān)系，體現(xiàn)在影片的情節(jié)設(shè)置上，從2001年的大同到2006年的重慶，再到2022年的珠海，最后又回到大同。故事的發(fā)生地點完成了閉合回環(huán)，但時代的變遷傳達出物是人非之感。

“同時用紀錄和虛構(gòu)兩種方式去面對新世紀20年的中國歷史，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策略。”對賈樟柯導演來說，歷史就是由事實和想象同時構(gòu)筑的。通過對場景、道具與氛圍的細致描繪，影片重建了一個真實而鮮活的時代。例如，破舊的大同街道、工人文化宮中老舊的設(shè)施、甚至是三峽移民廢墟中的某些不起眼的物品，都帶有強烈的時代印記。這種對細節(jié)的關(guān)注不僅讓電影具有強烈的真實性，也使觀眾在觀看時獲得一種“考古”般的體驗，仿佛要從影像中打撈出關(guān)于過去的蛛絲馬跡，使得懷舊成為一種詩意。

懷舊所帶來的詩意不是拔高的結(jié)果，而是一個壓縮、削減的過程。濃縮到最后，這就是一個時代的歷史文本，人民大眾的歷史記憶。在現(xiàn)代化浪潮中，地方性敘事與全球化語境相互交織，人們不可避免地會面臨一些遺失。然而，這些“失去”的東西并不僅僅是簡單的消逝或僅僅存留于記憶之中。它們承載著我們過去的印記，同時也為我們未來的道路提供了警示。通過對這些遺失元素的打撈與挖掘，觀眾得以對那個時代進行想象性的還原與重溫。

賈樟柯通過對時代面容的凝視，捕捉了那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獨特氣質(zhì)；通過時代文藝的串聯(lián)，展現(xiàn)了個人與集體記憶的交織；通過時代影像的懷舊打撈，完成了一次對歷史的記錄與反思。導演用《風流一代》回答了一個關(guān)于時代與個體的永恒命題：如何在歷史的巨變中，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在面對現(xiàn)代化與全球化浪潮的同時，找到屬于自己的獨特位置，同時不忘記那些曾經(jīng)塑造公眾文化記憶的物象。

（作者張經(jīng)武系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程熠卓系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