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含義，眾說紛紜。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精神》中有一生動解說：“傳統必有‘持續’，如手上拿一東西沒有掉，繼續拿在手，是持也是續。”這一說法將“傳統”中人的能動性和責任感激活，重現“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論語·子張》）。對于延續二百余年、支流余裔蔓延天下的桐城派而言，能持拿在手、使之未墜于地是何物？最簡要的回答是書。桐城人的“不丟”之書，不是一般的應試或通俗之書，而是古書中的經典；同時，桐城派閱讀經典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泛泛而讀，而是自有一套“經典學習技藝”，這套技藝兼具技術性和社會性，在學習實踐中能為讀書人提供切實的步驟與工具，能促進關于經典的記憶、體認與共享。大致而言，桐城派這套經典學習技藝包括經典主次的安排、文學思想的提煉、選本的編輯與更新、讀書次第的設計、批點的傳抄與過錄、誦讀之法的講求等。細究桐城派的重要主張和做法，皆有深淺不等的來源和遠近不同的傳統。桐城派的卓越之處，是在實踐中逐漸將關于經典學習的點滴心得匯聚融合成較為具體的理論與方法，并轉化或“拆解”為一套可以上手的技藝，所以響應者、受益者眾多。西方古典學研究重視古典被接受的歷史，也探討“在研究和解讀這些方面時所使用的不同方法”（內維里·莫利《古典學為什么重要》）。桐城派在發展的過程中，其“經典學習技藝”也應值得關注。桐城派能演變成中國文學史上成員最多、延續時間最長的文學流派，在桐城派作家的弘道精神、人才輩出之外，該流派的“經典學習技藝”有助推和塑造之功。

文學流派的形成要有諸多要素的促合，按照《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分冊提供的解釋，“思想傾向、藝術主張、審美觀點”必不可缺，這類內容其實就是流派的文學主張。桐城派最重要的文學主張的出現，頗具意味。江小角將桐城派的發展劃分為四個時期，方以智、錢澄之被視為“桐城派的先聲”，而戴名世、方苞、劉大櫆被列為“初創時期”的代表人物。方、錢甚至包括戴名世關于文章雖各有論說，然很有可能是特色不鮮明，被眾聲遮掩，遠不及方苞能樹立鮮明旗幟，既編出《古文約選》標舉清真雅正古文的范本，又提出簡明扼要的“義法”主張：“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古文約選序列》）方苞“義法”之說，在他的《又書貨殖傳后》等文中數次強調，又有《左傳義法舉要》專門講求。戴名世抱振興古文之志，亦有論說，“古文之法，則根柢乎圣人之六經，而取裁于左、莊、馬、班諸書”，似離桐城派開山宗師僅一步之遙。方、戴比照而言，除聲名、官位懸殊外，很可能是戴氏缺少一種經典提煉方法與傳播手段，即提出近似口號的主張與編輯文章選本。

此后影響更大的姚鼐，在《古文辭類纂》之外，兼取“義理、考據、文章”，又從《易》《詩》《書》《論語》中總結出文章有陽剛、陰柔之說。姚鼐的選本策略及兩種論點后被曾國藩全面繼承發展。“曾國藩善為文而極尊‘桐城’，嘗為《圣哲畫像贊》，至躋姚鼐與周公、孔子并列。國藩功業既焜耀一世，‘桐城’亦緣以增重。”（《清代學術概論》）曾國藩對桐城派的推動巨大，纂《經史百家雜鈔》《古文四象》，有意輔助或更新姚氏選本；曾氏別出心裁制作“圣賢系列”，推尊圣賢先儒三十余人，姚鼐名列其中。曾氏還有更精細的實踐，咸豐元年七月，他在日記中提出義理、詞章、經濟、考據之學，并與孔門四科比照，以顯示取法乎上；作為配套資源，曾氏還列出“基本書籍”：四子書、《近思錄》（義理），《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詞章），會典、《皇朝經世文編》（經濟），《易經》《詩經》《史記》《漢書》（考據），宣稱凡讀他書，“皆附于此十書”，“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有此十書及三十多位圣哲，古代圣賢及經典殿堂已有格局氣象。對于讀書人而言，曾氏提出了明晰的“必讀書目”和圣賢、大家名錄，使學習有所依循。曾氏這些主張，他本人積極實踐，自咸豐六年起督促兒子曾紀澤循序漸進讀系列經典，并指示閱讀之法。如此看來，曾國藩本人以及包括姚鼐在內的眾多桐城派學者，以研習經典作為“有本之學”，并由己及人，由內及外，通過書院講學、私塾傳授等方式將入門途徑、研習方法、學說主張不斷傳承。

桐城派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頗具特色的傳承方法，如以《古文辭類纂》為中心的古文選本系列，影響深廣。桐城派的選本技藝多有學者討論，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選本系列中有核心選本，然這并不限制后出諸多選本的問世，在核心選本周邊還產生不少選本，這些周邊選本或接續，或簡化，皆根據編選者的研習心得和社會應用需要不斷調整，如方宗誠精選唐宋八家文為《古文簡要》，以便初學，又有設想：“取周、程、張、朱以來大儒之文十余篇，可以上配六經者，列為一書，曰《斯文正脈》。”（《古文簡要敘》）方氏之舉，反映出桐城派所選之文中心穩固、周邊靈活的趨向，這也保證了古文流派的活力。

如果說桐城派的選本主要是向外傳播，那么批注經典以及過錄諸家批注則是面向自身的日常修煉，是為己之學。以劉聲木《桐城文學撰述考》統計，方苞51種著述中有批注13種，劉大櫆30種中有15種，姚范16種中有11種，姚鼐45種中有17種，而晚近的吳汝綸123種有98種。姚永概于光緒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記有“理先世手校書三筐”的記錄，其中記載了戰亂后姚家所存姚范校點《左傳》等經部書、《史記》等史部書、《莊子》《老子》等子部書、《韓昌黎集》《杜工部集》等集部書共29部，其中杜注《左傳》、朱注《杜詩》有姚范評點。桐城派前賢的批點成為桐城派后學研習經典的津梁，在桐城派內部或姻親友朋圈中，過錄前賢批點已成為一種風氣。晚清桐城派北傳后，北方桐城派名家賀濤也用此法研習經典，賀濤之子賀葆真光緒二十三年末記載父親過錄批點書10多種，此前日記中時有稍具體的記錄，如《賀葆真日記》光緒十七年十一月五日載，“吾父仿臨劉海峰評點《左傳》。吾父之抄《儀禮》也，先以朱綠兩色評點將抄之篇，病目后亦然”；十二月十六日記，“吾父已止評《儀禮》，乃臨姚姬傳、吳摯甫兩先生評點《詩經》”。據新近出版的《蕭穆日記》，這些要籍也大多在蕭穆所記錄的過錄批點書單中出現。沉潛往復，從容含玩，批點本是桐城派作家研習的重要資源，而過錄批點，讓桐城派后學和學習古文者經歷一種“手工實踐活動”。古人讀書，有手到、目到、心到之說，手到是圈點，是主導，熊十力先生說，“手之所至，而目注焉，而心凝焉”（《復性書院開講示諸生》）。如此研習，讀書人能從圈點、過錄批注的實踐中體會到經典義理、讀書方法和作文規則，并在比照磨合中將桐城派的主張、經典知識內化，從而造就一種身與心、感性與理性、經驗與理論融合生長的學藝機制。

桐城派論文，多有“根源”“根柢”“有本”“如木有根”等語詞，這類論說，似延續韓愈“養其根而俟其實”“根之茂者，其實遂”之說。這種源自經典的“根”，賦予他們的言行以天經地義般的合法性，還為他們提供觀看世界的方式、應對變化的能力。桐城派“扎根”經典，以切實的“經典學習技藝”造就了可以持拿在手的古文傳統。“存斯文于不絕，紹先哲之墜緒”，桐城派作家的作為和這一文學流派的發展史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相信過去（此處可理解為經典）能讓我們認識自己的身份，認識到自己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認識到我們的習俗和行為的根源。”（《古典學為什么重要》）

（作者：徐雁平，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