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由祖祖輩輩生存的聯結與千百年文化的傳承，中國，成就了我們共同的認同與信仰。然而，時代的風潮讓我們迷失，傳統的靈根亟待再植。“我該怎樣愛你”，是呼喚“古老”的文化以躍動的生命力承托起現代中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我該怎樣愛你”，是驚醒手足無措的“我”挺立起文化的主體意識，在延綿的傳續中成為一個中國人。“我該怎樣愛你”，是叩問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探尋中華文脈的現代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我該怎樣愛你”，更是近現代中國學人的共同課題。作為近四十年來從事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旗幟性人物，武漢大學郭齊勇先生近來出版了《中華文化根脈》一書，系統講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脈絡，從學理上對這一“大哉問”給予了真切而深情的回應。

一、何以“中國”

按《周禮》講，“中國”是由“土圭之法”測定“天地合、四時交、風雨會、陰陽和”的百物阜安之地，先王于是建國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而自孟子言“（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滕文公上》）始，“中國”二字更超越了其地理空間、行政建制的局限，具有了華夏文脈的意義。郭先生在書中指出，欲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所蘊含著的豐富深厚的歷史信息和文化意義，“關鍵在于深度認識我們的傳統”（頁4）。

深度認識我們的傳統，首先要明確中華文化的根底是“仁愛”。按郭先生講，“中華人文精神源于五經……就是孔子的‘仁學’精神。‘仁’是人的內在的道德自覺，是人的本質規定性。”（《五經》，頁27）在眾多情感中，唯有“愛”投射在主體之間、強化著人與人的聯結性，由“愛”所產生的聯結，是我們共同生活的基礎。孔子講“仁愛”，為中國文化找到了根本的支點；孟子講“親親、仁民、愛物”，為這一支點打開了發展的譜系。不同于西方以形態區分“愛”，而有所謂“eros（欲愛）”“philia（友愛）”“agape（靈愛）”等的差異。儒家從“親親”講“愛”，是人初生而與父母互動，父母全心地付出是“愛”，子女本能地依賴也是“愛”，由此形成了“家”孝悌、友恭的聯結。“愛”由“親親”始，推而擴之有“仁民”“愛物”乃至“和合”，我們共同的生活正奠基于“和合”的生活方式。

深度認識我們的傳統，需要理解中華文脈形成于諸子的爭鳴與融合。諸子爭鳴自先秦到魏晉、由宋明至近代，表現為不同的樣態，面對著殊異的問題，也展現了中華文化的內在張力與融合取向。“先秦諸子百家的產生，也與不同的文化區域、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儒家與鄒魯文化，道家與荊楚文化，法家、縱橫家、名家與三晉文化和秦隴文化等，都有這一定的淵源。”（《諸子》，頁83）由此觀之，諸子的對話與爭鳴促成了文化的理解與認同，在差異的對話中帶來了民族的融合，塑造了中國文化的特質。

深度認識我們的傳統，還要認識到四書涵養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中國文化最厚重的底色。“‘四書’是中國人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哪怕是鄉間不識字的勞動者，也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四書》，頁77）“成人之美”“寬厚待人”“誠信為本”如此等等，百姓日用不知的道德訓誡常出于四書的沉淀與熏陶。“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從待人接物到國際對話，無不滲透著四書的傳統智慧。

二、何以“成人”

“人民大眾首先關注的是自己怎么生活，一方面是衣食住行，一方面是精神需求。”（頁8）在中國文化的傳續中，“何以成人”的問題具體而真切，落實在每個中國人身上。

學習，是“成人”得以可能的基礎。中國文化能夠在歷史的爭鳴中吸納、融合新的內容，體現了其開放性與學習能力。郭先生講，“中國文明是學習的文明，強調學而知之，肯定知識理性”（《勸學》，頁190）。中華文化有深厚的“勸學”傳統。孔子教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開放地學習；教人“三人行必有我師”，是謙遜地學習；教人“學而時習之”，是快樂地學習。“我”非“生而知之”，但求“學之”“好之”“樂之”，在學與思的徜徉中，我們得以“成人”。

得儒、釋、道之熏養，實現“成人”主體性的朗現。郭先生講：“中國哲學的觀念是從哲學家的偉大人格中流淌出來的，儒的真性、道的飄逸與禪的機趣巧妙地融合了起來。”（《儒道》，頁141）可以說，儒、道的互動將人倫生活與自然世界并現，儒、釋的交鋒則彰顯心靈的道德感與超越性。“自然”有其超越性，“心靈”也有其超越性，這種超越性內在于每個個體的生命中，具象于德性的啟蒙、良知的朗現、主體性的覺醒。落實在人倫生活中，表現為人能自覺地運用知性的能力來擺脫對外在規范的依賴，開啟自主的、內在的、對德性生命的追求。郭先生提醒說，“自識本心”是“成人”的前提，但“本心容易與習心（向外追逐、計較分別之心）相淆亂，習心或無明就成為發明本心的障蔽”（《佛禪》，頁174），所以“成人”也是在磨礪中得到進境。

以禮樂安頓生命，是“成人”的社會性基礎。禮樂文明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遺產，有禮樂而“定親疏”“整風俗”“節制財物之用”“理順社會秩序”。郭先生總結說，禮樂文明的建立“是在政治層面上，人把人當人看”，在社會層面確立“既有秩序，又有自由、合理的社會風俗習慣”，更重要的是“在個人修養層面上，面對現代文化的危機，找到人情的安頓之所”（頁58）。禮樂不興而手足無措。簡單到日常的言語行為、甚至信件信息交流，若我們不能接續傳統，那么說話做事既不能準確，更談不上美感。可以說，禮樂對社會網絡上的每個人都形成規范性與約束力，但它在節制人的性格與行為時，也能讓人心的善得到恰當的表達，手足有措、為人不惑。

三、何以“現代”

現代性是任何文化傳統都無法回避的、持續性的問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現當代的創造性轉化，關鍵在于我們如何做一個現代的中國人……（轉化的）目的就是現代中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導言》，頁7-9）從理論輻射的強度與范圍上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問題包括制度與科學的問題、生活方式問題和天人之際與性命之源的問題。

制度與科學的現代性喚醒了中國文化的活力。有人說，當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缺陷時，也引導資本主義走向自我救贖。面臨近現代的沖擊，中華傳統文化也向內掘發出自身蘊藏的現代性基礎。從制度上看，中華文化在治世傳統中積累了燦爛的制度文明，儒家講“王道仁政”，是圣王“修己以安百姓”，施行養民安民、富民教民之政。郭先生指出，“儒學中蘊含著科學、民主、人權、自由之關系，儒家文化與民主、與平等自由觀念并不是絕對不相容的。”（《王道》，頁263）“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以“王道仁政”為標準，“民主、人權、自由”都能夠得以承托。但同時，要堅持“人民在政治上的主體性地位”，以現代性促進傳統文化的轉化。現代生活離不開科學技術，更離不開科學精神。但面對逃無可逃的科學技術，傳統文化也有其反思與警惕。郭先生指出：“科學實踐與文化精神在人類文化中擔負著不同的使命，兩者相互區別，又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從根本上說，良知是體是本，聞見是用是末。”（《天人》，頁189）

生活方式的現代性是中國文化對人自我價值的重新定位。“人是目的”是中國文化發展一以貫之的原則，在當代傳承中國文化，需要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現代生活方式的轉變，在“外在強制的法律與內在自律的道德良知之間”留下了很大的空間，社會禮俗、生活規范、網絡交往、未來世界等等，都有賴于文化的更新與修補。針對新的社會形態，郭先生近來倡導新“六倫”建設，其中包括：“父母子女有仁親、夫妻有愛敬、兄弟姊妹有情義、朋友有誠信、同事有禮智、群己有忠恕。”（《禮樂》，頁61）除家庭外，工作交往、鄰里社群成為現代中國人重要的人際關系和生活場域。人的社群屬性、社會價值不斷提升，人對自我價值的實現有了新的要求，擺脫工具性、實現創造性，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新動力。

中國文化的現代性是對天人之際與性命之源的再反思。長期以來，中華文化的核心問題是天人之際與性命之源。“在儒釋道三家碰撞、融合的過程中，在超越的終極歸宿與世俗生活的張力下，安身立命問題更為凸顯。……凡此種種，都是圍繞著人的精神超越與現世生存（圣與凡）這一中心問題而展開的。”（《問題》，頁276）來自世界與內部的張力，促使近現代中國學人不斷地反思、轉變、重啟，借他山之石，找到并彌補自身的不足。用郭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對中國傳統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價值觀念文化的內涵、樣態與表達予以改造，并賦予其時代性，激活其生命力”（《導言》，頁2）。

無用情至深何以著此書，無盡心知性何以有此論。傳統文化的靈根，需得人心之沃土方可再植。四十年來，郭齊勇先生“未嘗一日廢學、停思、擱筆”，反思中國哲學特質、重建中國文化精神，他深情地談到：“我沒有虛度年華，一直到暮年晚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我還會繼續努力，為社會進步，為國家與民族的發展，盡一點微薄之力。”我是這樣愛你，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