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聶茂最新長篇小說《王船山》，無法浮光掠影，首先是一種被沉浸帶入的感覺，需要句段的逐一體味，才能有通透的閱讀感受。這部小說長達108萬字，凡40章，每十章一卷，分《殘局》《苦旅》《困斗》《微光》四卷。一般來說，寫文化名人的長篇歷史題材小說都蘊含史詩性追求，涉及歷史發展主線和重大歷史事件，通常情節會疏松一些，敘述線比較流暢，可以快讀。為何《王船山》還需慢讀呢？掩卷回味，我想這與它獨特的文體創制有關。作者別開蹊徑，充分發揚了古典小說的傳奇性，破解了歷史小說史實講述的難題，創生了小說敘述不斷延展的豐富性。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陽人，字而農，號姜齋，晚年隱居石船山，后人稱之為“船山先生”，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寫歷史文化名人的小說，作者往往首先面對的就是傳主生平資料缺乏的問題，尤其是幾百年前的生活細節無從得知，如何真實地還原歷史、如何填充歷史的皺褶，又如何處理史實與虛構的關系？這成為歷史小說作家的首要難題。以王夫之為例，雖存有劉毓崧《王船山先生年譜》、王之春《船山公年譜》，但均為綱要式的紀年簡述，一個年份記一個短句，每個年譜加起來估計不到一萬字。年譜之外，其他生平資料也很少。因此，就王船山留下的浩瀚文獻而言，做學術研究可以寫出很多專著來，但以其為主角寫一部厚重的長篇小說，對作者來說是一個巨大挑戰，因為本事太少了，有本事細節也太少了。可以想見，作者在寫作之前做足了資料功課，當然熟知“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述史傳統，可面對更大規模的單個人物列傳，實操起來也是有難度的，而且漫無邊際的虛構也會造成歷史真實感的喪失。從已完成文本看，作者富有創造力地找到了解決之道，那就是以傳奇性揭開了歷史的煙云，為人物生平事件的骨架補充豐滿的血肉組織。

一方面，傳奇性賦予小說情節的不平常。正如羅蘭·巴特說，“所有敘事作品都可歸結為一個句子”，“殘局”“苦旅”“困斗”“微光”四個關鍵詞即可構成一個完整的敘述句。在主體故事上，作者借張獻忠攻打衡州府的大事件，講述了王船山等青年學子以及“琴棋書畫”四個底層女子的普通人生故事。關于維鷹會，可能只有史書簡筆記載或軼聞，而作者用傳奇性想象衍生出豐富的細節，讓其幾乎貫穿了小說情節始終。作為一個江湖組織，維鷹會不屬于官府、起義軍任何一方，其秘密組織結構、地下活動都帶有綠林色彩，超越于正常生活與兩軍對陣之外，為正史敘述增加了神秘感與傳奇性，成為讓小說故事更“好看”的成分。琴、棋、書、畫四位女子應是作者虛構的，她們是與衡州青年學子男性群像的對照人物，為小說故事增加了恩怨情仇的維度，既給讀者帶來傳奇小說般的懸念，形成故事線索勾連交織的有機性，也體現一些人事糾纏、命運幻滅的悲劇感，如姜曉書終遁入空門引人唏噓感嘆。在眾多小故事的講述上，作者對傳奇性的發揚更是淋漓盡致。《王船山先生年譜》記載王船山在父親被張獻忠抓走后，“自剺面刺腕，傅以毒藥，為重創狀，舁至賊所，賊不能屈。次日，父子俱以計得脫，復往岳峰”。而在小說中，這個本事略記被作者加入了很多傳奇性元素，變得遠為具體豐滿和復雜回環。如王夫之刺腕自傷事件加入了悟一法師敷以草藥、念念有詞、幫助他假裝為重傷情狀的細節；進入張獻忠王府救父時，加入了朱歸孺當堂對質維鷹會頭目樊尚銘場景，朱歸孺話含機鋒，欲擒故縱，步步為營，讓樊尚銘百口莫辯，最終借張手除掉了惡人；尤其面對證人洪光央當堂翻供還預留了一手，把洪家人質由衡州知府提前轉移到耒陽，“這個套才算真正做結實了”。從這些情節設計中可看出，朱歸孺所體現的定力與智力已非普通人所能具備，已具有超人的性質了。而解救王家父子后，朱歸孺在家中與王夫之所述殺害羅亦簏事件更讓人稱奇感嘆，原來朱行刺羅竟是羅預先安排，為的是讓朱氏獲得反軍的信任，以庇護地方百姓。這樣的情節機巧，讓我們在驚悚之余心靈大受震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古代俠義公案小說的影子，人物神機妙算，體現驚人智慧，但更多的是體會到一種忠貞大義。正如書中所言：“羅大人死了，朱歸孺就是另一個羅大人。”還有更多小故事是沒有史料記載的，作者賦予其故事肌理，鋪滿文本中的諸多精彩細節或場景。如寫安葬英勇抗敵犧牲的姜百戶的過程中王夫之幾經周折為其泥塑頭顱使其尸身完整，在書寫戰爭的殘酷壯烈之余，透出英雄的血性、戰友之間的深情與大明子民的愛國忠義之心。這個細節是作者的虛構，但寫出了當時民眾的精神節氣，復原了歷史現場的真實氛圍。

另一方面，傳奇性賦予小說人物的不庸常。《王船山》不僅塑造了王夫之這一歷史人物形象，還塑造了以其為中心的衡州書生群像，每一個人物都富有個性，琴心劍膽，血氣上揚，不像很多文學作品中懦弱的書生形象。這不是一群普通的書生，既滿腹經綸，為往世繼絕學，又具俠義情懷，藝高膽大，鋤奸殺敵，精忠報國。作者賦予傳統書生以“經世致用”性格，他們不是那種閉守書房耽于玄談的書生，而是具有強烈的現實介入意識。如王夫之游學岳麓書院，深得山長吳道行的賞識，精研《春秋》，考辨《詩經》，但學習末期卻積極參與組建“行社”，深入民間，了解社會，與社會不良現象斗爭，引發官府注意，吳山長不得已把他辭退。回到衡州后，王夫之不為所動，又在當地發起成立匡社，志在匡扶正義、德行天下。正因為躬身實踐、匡時濟世，書中人物深入廣闊人間，參與時代重大事件，以個體渺小之身投入時代洪流之中，煥發出雄強的生命異彩。同時，作者展示了那個時代書生“上馬殺敵、下馬讀書”的雙重秉賦。小說中有許多描寫劍的細節或場景，如王夫之初來岳麓書院，在長沙市井偶遇岣嶁劍，愛不釋手，不惜以三十兩銀子將其買下來。此后劍常出現在與維鷹會、叛軍、清軍的打斗廝殺之中，執劍者往往為書生。劍，成為小說中表征人物傳奇性的核心意象。書生愛劍，意味著內心有尚武的主體意識；書生用劍，說明他們均身懷武藝，可以參加實際戰斗。崇文尚武、書劍合一、文武雙全，集讀書人內涵與俠客豪氣于一身，在今天看來，這樣的書生堪稱一個遙遠的傳奇，而這正是湖湘文化的本來性格。作品還弘揚了衡州書生忠貞愛國、堅守節操的高潔品格。在大明王朝風雨飄搖之際，王夫之一批士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毅然舉起反清義旗，沖在前線阻敵，不惜以身殉君。當舉兵失敗，清王朝建立已成定局，又誓不入仕，拒絕朝廷補給，至死穿明服，執明禮。王夫子在臨終前仍然守著明朝的行人服，“見心性，見氣節，見境界”，是他性格中傳奇性深層次的體現。

此外，作者還發揮了學者與評論家的學養優長，把可讀性、詩性、生命氣象熔為一爐。作者很好地借鑒了古代傳奇體“文備眾體”的藝術體制，熔史才、詩筆、議論等多種文體元素于一體，書中人物角色點染上了唐傳奇中刺客、游俠、豪俠的性格，與湖湘文化中“志士仁人”的精神氣質恰好契合。同時區別于大多史詩型構建，作者不在意提供一個大歷史的標本，而是密集地引入傳奇、演義、詩詞、軼聞、典故、論說等傳統文化元素，錯綜交織，復現了一個波譎云詭、云蒸霞蔚的古典文學場域，使王船山的個體形象與精神內蘊從中自然浮現出來。筆者還驚異于作者的古文功底似比白話文更好，運用嫻熟，典雅地道。讀之，如同觸摸到三百多年前那一群衡州書生的生命溫度。

作者系中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