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才原創之作都內涵豐富，為后世靈感之源泉，思想之根基；凡經歲月洗禮存留至今之作均反映時代，又穿越時代，把探尋現實的觸角伸展到充滿想象力的世界，激勵思想的無限再生。帕特農神廟是希臘文化的象征，盡管神廟已遭損毀，但建筑樣式之美依然令人驚嘆，一直是現代設計師向往的圣地；萬神殿既彰顯著古羅馬精湛的建筑技藝，又成為后世心儀的摹本。文字符號帶來的神奇猶如建筑，可以有多重內涵，激發奇異的聯想；有豐富的意義層次，喚醒多元的解釋。偉大著作的生命由文字所形塑，又逸出其字面含義，從而使文本的交流和解釋變得細微而豐富、濃密而復雜，進而使文本的意義更加淳厚，而這種交流和解釋若發生在另一種文明系統中，在不同語境中則更會反襯并催生出多重意義，甚至激活他者文化或已凝滯的文明。

從效果歷史的角度來看，盡管文本大多具有作者賦予的預期意義，但隨著時間推移，文本與讀者的背景、經驗、視角和想象力之間的互動，不同的闡釋和再闡釋，賦予了文本不斷新生，持續喚起作者內涵在文字深處卻可與讀者靈犀一念相勾連的記憶、情感、聯想和意義。在文本的原典性、靜態性、凝聚性與讀者的再生性、動態性、創造性之間，存在著持久的張力，不斷激發新意和洞察。此類文本互動、互惠是文明交流、交融的基本前提，也是閱讀的崇高體驗，是閱讀生命的主體建構。人類就是在這樣的交流和理解中逐漸使文明的含義越來越豐富。

閱讀經典不僅是習得文化素養的過程，亦是一種共享、共情人類文化遺產的實踐。文化是人類的核心，歷史文本是其表達的重要手段；文化塑造了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奠定了與他人互動以及認識主體自我的手段，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過歷史敘事實現的。歷史的多樣化表現不僅關聯傳統文化的特定價值觀和思維模式，而且也關聯文明的不同境界。

人類用各種辦法保存自己的文化記憶與集體記憶，包括結繩記事、史詩、抒情詩、悲喜劇、口頭傳說、小說故事、建筑碑刻等等，歷史寫作是其中一種特殊的形式。歷史學有其獨特的精神內涵與目的，概而言之，如傳承、垂訓、求真、定位、證明等。在不同時代，人們寫作歷史的方法和目的有著很大的差異，希羅多德發表《歷史》，旨在“保存人類的功業”，他選擇記載的是“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贊嘆的豐功偉績”。但對于何為“值得贊嘆的豐功偉績”，人們也有著各自的選擇。

就西方史學而言，古希臘史學和與之一脈相傳的古羅馬史學共同構成西方史學發展的古典史學階段，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在努力對當時事件進行敘述時強調親自調查，尋找目擊者，詢問并加以判斷。公元4世紀起，基督教史學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教父們構想出一種目的論史觀，將歷史解釋為由神的旨意引導或塑造，這種觀點通常強調歷史是一種有意義的敘事，有其普世的、終極的目標。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古典歷史的興趣復蘇，重新確立人的中心作用和根本價值，形成了服務于人之教養的人文主義思潮。進入近代，啟蒙運動史學家崇尚理性主義，相信通過運用理性和科學方法，人類有可能取得進步。同時，人們逐漸視自然科學為人類知識的至尊，歷史學以貫徹實證主義精神、求得“科學”的一席之地為榮。19世紀是西方史學的繁榮時代，考證方法、文獻整理、國史書寫都有重大進展，各類專史競相出現，歷史學家在國族建構的過程中充當了關鍵的角色。進入20世紀，法國年鑒學派在各個方向的開拓，使得歷史學突破了傳統的藩籬，一切材料均可證史，所有人物都能入史，歷史學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全面地反映人類共同的活動和實踐。毫無疑問的是，各種思潮激蕩下的史學著作，持續豐富人類文明的內涵，為文明交流提供扎實的基礎。

經典是鮮活的、流動的，可以跨越時空界限，可以超越文化隔閡，促進人類文明間的互動與發展，挑戰那些固化的、穩定的文化體系，一直產生著極大的效果。歌德認為：“借著翻譯，德國在有關東方的研究方面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安托瓦·納貝爾曼：《異域的考驗》，第1頁〕翻譯為文明交流的重要手段，不僅是一種文化擺渡，更是為了“建造可比物”，因此，我們需要在一個更廣泛的文化層面上來思考翻譯問題。“得益于對古希臘作品的大規模翻譯，更是借助于同前者的共生、融合和借鑒，羅馬人建立起了自己的語言與文化”〔同上，第22頁〕；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圣經翻譯中，歐洲語言的詞匯通過翻譯得以豐富，文學風格的多樣性也得到了擴展，如本雅明所說，譯者的任務是“在譯入語中找到能夠由此喚醒原文回聲的意向”。

文明是多元的，亦是多源的，歷史書寫亦是如此，人類對自我、他者、世界的認知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敘述方式，均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商務印書館“世界漢譯學術名著叢書”對于中國文化建設而言，既是拿來、吸收、借鑒，又是對話、揚棄、互融。翻譯可以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在人類共同體的層面交換對于真善美的不同理解，從而促進跨文化交流；翻譯可以加強不同背景學者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形成一個更具包容和相互聯系的學術界；翻譯可以使人們能夠接觸到母語中可能沒有的觀點和視角，從而豐富學術話語，促進人類合作。要之，研讀域外名著是人類彼此理解的基礎，是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提。如果我們排斥外來文化，不引進外來文化，不研究外來文化，無異于把自身放逐在世界之外，是閉目塞聰、是固步自封，更遑論去理解世界、展望未來了。我們的世界因民族、種族、階級和性別歧視而嚴重分裂，而超越這些分裂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教育去培養批判性的自我審視、塑造世界公民的理想、發展某種敘事想象力，來包容人類文化的差異性、尊重人類文化的多樣性、理解人類文化的共通性，構建一種尊重差異的全球文明。

商務印書館歷來重視對世界各國學術名著的譯介，對史學名著的引進更是不遺余力，所譯名著，已蔚為大觀，成為現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部分。適值商務印書館“漢譯名著”出版一千種（其中史地類205種）之際，出版社再精選出“漢譯名著·歷史學經典十種”，是值得贊賞的舉措。這十部著作本身就是西方文明進化的證明，它們構成了一部獨特的人類文明史，也是中國認知世界的重要窗口。我們力圖讓這十本名著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大致分為記錄個體英雄行為的《吉爾伽美什史詩》《高盧戰記》、呈現歷史傳承與文化演變的《封建社會》《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與社會》《舊制度與大革命》、探究文明交流互鑒的《希羅多德歷史》《拜占庭帝國史》《草原帝國》、凸顯整體史觀的區域國別研究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反思史學思想與史學方法的《歷史是什么？》等五類著作。

通過入選的十本史學名著來反映西方史學發展的歷程，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歷史是現實的鏡子，歷史總與現實互動，把握歷史是理解世界的關鍵。因此，我們遴選的原則是那些能反映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文明的交流與沖突、文明的多樣與復雜，能體現過往五千年人類文明發展框架的奠基性著作，同時亦關注環境變化對人類社會影響的作品，當然，對歷史書寫本身的反思也是我們要考慮的。希望通過這十部史學名著，展現人類文明豐富多元的樣貌，讓讀者對人類文明發展有一種全景式理解。

這些歷史著作在人類文化傳統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其重要性已超越歷史學本身，既影響了西方思想自身的發展，也影響了西方思想與其他傳統的文化對話。我們稱其為“歷史學經典”，是因其蘊涵的思想歷久彌新，只要用心去讀，就會有收獲。閱讀經典可以破除因循守舊和知識同質化而產生的心靈的封閉。經典具有普遍的價值，可傳承偉大的思想、回應時代的大問題、表達人類的永恒主題，是人類文明前行的基礎。閱讀經典更有一種難以言表的快樂，它永遠是一種與“不在場”智者的交流，為每個時代的讀者提供對話的可能與空間，讓我們的思想充滿活力，讓我們的精神豐盈。世界不僅是一個可以體驗的地方，而且是一個可以通過人類的文字、思想和行動來研究、設想和改變的地方。

一部歷史著作可以是“經典”的，或是“偉大”的，但并非“盡善盡美”“毫無瑕疵”。它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被人質疑，引發爭議，但這并不妨礙其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與其說歷史發生了什么，不如說歷史事件是如何被書寫的，通過閱讀可以知道歷史如何因時代不同而呈現不同的形式？ 作者想表達什么？ 其目的是什么？ 作者是如何選題與選材的？ 作者又是如何受時代、民族、年齡、性別、身份等因素影響的？ 等等，閱讀歷史學經典是培養人的批判性思維和道德判斷能力的重要路徑，這決定著一個人能走多遠，能站多高，能思多深。

閱讀是我們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閱讀歷史學經典會有助于我們領會西塞羅的箴言：歷史是“真理的光輝，記憶的生命，生活的老師，古代社會的信使”：歷史智慧無窮無盡，翻開歷史著作，就是打開了智慧之門；希羅多德屬于全世界，人人都是布羅代爾，只要開卷就能發現自己的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