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學源于對環境危機之重大關切，并以自覺的責任意識引領人們反思當下問題，思索人類未來的命運。生態文學的創作與研究是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機力量、生動實踐和活力之源，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豐富的話語資源。臺灣生態文學（臺灣學界常用“自然書寫”一詞）是當代臺灣文學中最有朝氣與創造力的類型之一，無論是在題材的開拓或是技巧的表現上，均出現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臺灣生態文學的興起與社會環境和文學思潮的轉變息息相關。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破壞是生態文學興起的直接動因；鄉土文學論戰興起，將文學的視角轉向“關懷現實”；報告文學的風行，促使自然書寫者紛紛投入環境議題報導的行列；西方生態思潮的引入以及西方自然書寫典范作品在臺的翻譯和出版，促使創作者學習到一種對應環境毀壞的寫作姿態。但簡要而言，臺灣自然書寫產生的動力來自于對環境破壞的深切反省。1970年代臺灣知識分子針對社會在工商業的快速發展下產生的各種環境公害問題，結合報告文學的手法提出對環境議題的省思，使得報告文學成為臺灣自然書寫初期的主要寫作形態，在80年代被賦予改造社會、教育民眾的責任。關于早期的環境議題報導，筆者認為可以將其分為以下三波：

第一波是以1970年代中期《夏潮》雜志刊登的環境議題報導為代表。臺灣作為后發的第三世界地區，其成為美、日等資本主義發達地區的高污染產業、乃至污染物的轉移地，在所謂“經濟起飛”過程中，伴隨著嚴重的環境污染，引起一批左翼知識分子的重視。1972年的“飛歌女工事件”是一個讓社會大眾環境意識覺醒的重要契機，當時的《大學雜志》曾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報道。而創辦于1976年的《夏潮》雜志，以社會主義為關切點，倡導現實主義文學，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及其文化，環境生態議題是雜志關注的一個焦點。報導涵蓋公害污染、食品安全、核能發展、海水倒灌、水庫安全、山林濫砍濫伐等等，一方面提供本土知識的環境論述，另一方面也翻譯境外權威雜志環境主題的文章，向臺灣民眾介紹海外專業生態知識。

第二波是以韓韓、馬以工、心岱等的環境議題報導為代表。她們的創作以激情、吶喊的筆調書寫臺灣面臨的環境崩壞，以生態知識為根底，訴諸感性的表達，兼具科學之真與文學之美，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1981年1月1日，《聯合報·副刊》推出韓韓、馬以工執筆的“自然環境的關懷與參與”專欄。第一篇刊出的是韓韓的《紅樹林生在這里》，韓韓結合紅樹林的生態知識，以感性的筆觸報導了紅樹林面臨的危機，傳達了人類無權剝奪紅樹林生存的聲音，此后連續刊載報導海岸九孔池濫建、候鳥過境被殺、海岸線慘遭破壞……這些文章后來集結成《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引起社會的強烈震撼，對環境保育意識的推廣可謂功不可沒。該書獲得1982年的金鼎獎，被視為環境報告文學的典范，也被視為開啟臺灣自然書寫的濫觴。

第三波以《人間》雜志刊登的一系列環境深度報導為代表。1985年，由陳映真創辦的《人間》接續了由《夏潮》開啟的左翼視角的環境議題報導，廣泛報導臺灣在戰后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支付的環境、社會、文化的代價，現實針對性更強，批判力度更大，甚至直接與社會運動相結合，如轟轟烈烈的“反杜邦運動”、三波“森林運動”等等，舉凡20世紀80年代重要的環境運動事件，《人間》幾乎皆有涉及。韓韓、馬以工為代表的“環保文學/報導”很少從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去分析臺灣生態面臨的危機，而《夏潮》《人間》雜志的環境議題報導，從第三世界的立場充分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的經濟與制度框架內不可能真正解決環境問題，具有更深遠的現實意義。

大約與此同時，另一股“純文學”的自然創作思潮也逐漸“浮出地表”，發表作品的年代與環境意識興起的時間不謀而合，其間的互動頗耐人尋味，似乎也預示了此類作品崛起的必然性。他們的創作并未接續報告文學走入社會、實地踏查的傳統，作家本身也大都遠離都市，歸隱“田園”。以陳冠學、孟東籬、區紀復為代表的簡樸生活文學以田園生活為背景，行文中不時加入生態的符號和元素，是探討臺灣自然書寫不可忽略的一環。一方面，他們受到西方自然書寫，尤其是美國作家梭羅的《湖濱散記》（大陸翻譯為《瓦爾登湖》）的啟發，在寫作模式、作品架構、主體精神、生活實踐等皆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他們積極援引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尤其是老莊哲學以探索生活的奧義。這些作品融合西方生態理念和中國傳統哲學，體現了自然書寫在自然觀上的過渡和融合。

當我們檢視臺灣生態文學的發展和演變之時，必須注意到，臺灣生態文學除了吸收和借鑒西方的生態思潮，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觀亦是不可忽視的思想資源。一方面，中國古代在觀察自然后，在言說中常流露出某種宇宙觀，或人與自然的相處秩序的看法，這常常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環境倫理相契合。最常為人提及的便是道家的“天人合一”、儒家的“敬天禮地”等為代表的“東方環境倫理觀”，提供了一種和諧、共生的深具現代意義的生態理念。另一方面，中國古典文學描寫自然的作品，如《徐霞客游記》部分已具有“實際體驗”并且以較細膩寫實的手法描繪自然，與現代生態文學已有相似之處。尤其是古典文學那些描述山水的語言，常成為臺灣生態文學創作者筆下的一種象征符號和情感聯結，他們將其材料消化、糅合進創作中，豐富了作品的內涵。此外，清朝之際，部分朝廷官員及民間人士到臺灣任官宦游，撰寫了關于臺灣的游記、見聞錄。官府或鄉紳主導的地方志，記載了大量臺灣的風土民情與自然景觀。這些當時觀察臺灣的第一手資料，不僅成為臺灣自然書寫者了解臺灣數百年前自然與人文風貌的重要依據，也內化成創作的文化肌理。

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環境議題報導和簡樸生活文學的發展逐漸遇到瓶頸，讀者再也不滿足于只是強烈的道德控訴、或是逃避現行社會體制踐行隱士生活的作品，當其完成了階段性的使命之后，另一種書寫形態——“觀察記錄型自然書寫”便應運而生。觀察記錄型自然書寫在1980年代后期乃至現在皆是臺灣自然書寫的主要創作類型，它夾帶著更多自然生態的元素、符號和思維，尤其是尋找自然與新都市結合的精神充分體現社會轉型和時代脈動。劉克襄、徐仁修、王家祥、洪素麗、陳煌、吳明益等自然書寫者的創作，表現出來的文字技巧、知性書寫特質，在形式上與其他文類有明顯的不同，并產生了獨特的美學效應。這種美學不只表現在書寫形式上，也表現在作者如何看待自然的角度上。尤其是劉克襄，從早期的賞鳥題材開始就不斷在突破與跨越，創作類型涵蓋詩、小說、散文、繪本等，堪稱臺灣全方位的自然創作者。

臺灣四面環海，海岸線綿長。在戒嚴時期，島嶼的海洋常被視為“禁地”，解嚴之后，“海洋”成為人們更為親近的對象。到了1990年代，掀起了海洋文學的一個高潮。廖鴻基《討海人》歌頌漁民與海搏斗、與海共融血肉相連的情感；《鯨生鯨世》建立在海上的真實調查經驗上，為鯨豚留下動人的剪影；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海浪的記憶》《航海家的臉》則書寫自然的、歷史的、現實的、神話的、情感的、認同的多元海洋，以及與海相容的生存哲學，向主流社會展示達悟傳統文化的價值。二人對海洋充滿文學性、專業性的生動描寫，為90年代后的自然書寫開拓了新題材、新視野與新境界。

上述所論，大致呈現臺灣生態文學發展的主體面貌，主要以非虛構寫作為大宗。當納入虛構寫作時，小說、詩歌乃至臺灣少數民族文學亦有精彩紛呈的表現，并以其獨特的創作方式警示環境危機，提供了我們看待自然的不同視野。以《廢墟臺灣》《復眼人》和《零地點》為代表的臺灣生態小說，反映了臺灣的發展經驗，描寫現代性走向倒錯病理所造成的生態浩劫；以吳晟、詹澈、劉克襄等為代表的臺灣現代詩人，緊扣現實環境的種種生態問題，透過豐富想象與抒情色調的滲入，揭示物種與人類命運的同一性；而在拓拔斯·塔瑪匹瑪（田雅各）、霍斯陸曼·伐伐、乜寇·索克魯曼、亞榮隆·撒可努等臺灣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對臺灣少數民族應對自然的生態智慧進行了巨細靡遺的描寫?！蹲詈蟮墨C人》《玉山魂》等將布農族的族群文化、神話信仰、傳統禁忌、狩獵行為、四時祭儀等部落生活形態完整呈現出來，呈現出少數民族與自然環境相融的哲學，也建構出獨特的族群文化。

整體觀之，臺灣生態文學經過上世紀四五十年的發展，逐漸突破了原來的鄉土、土地、河流等與人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范疇，而向著海洋、森林、高山等更廣闊的生態空間擴展。作家不斷呈現與大自然環境的密切關聯以及對各種動植物的感激、接受乃至尊敬，并由此連接起變遷的臺灣歷史、周遭的社會生活。臺灣生態文學是現代性的產物，抨擊資本主義工業化對自然毫無節制的剝奪，尋求重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可能性，也顯示了兩岸共同的文化價值追求。

生態文學提出了一種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美好想象，提供了積極應對自然的方式，指向“詩意棲居”的可能。在追求現代化和經濟發展之時，我想起劉克襄的詩《希望》這樣的期許：

終有一年春天

我們的子孫會讀到

頭條新聞如下：

冬候鳥小水鴨要北返了

經過淡水河邊的車輛

禁鳴喇叭

（作者系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