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習辛執導、根據河北籍作家田運章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故鄉的泥土》于央視八套收官。該劇講述了滹沱河邊一個北方農村近半個世紀的變遷，描摹了幾戶人家的悲歡離合，用電視藝術的形式抒發了中國人對土地獨特而深厚的情感，展現了農耕文明的時代力量。

作為農村題材電視劇創作的新成果，《故鄉的泥土》抒寫了當代農村改革發展的視聽長卷，為講好農村改革和鄉村振興故事做出新的貢獻。該劇的故事開始于改革初年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創作者深刻把握農村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并將其具象化為老支書高海堂從拒絕到接受責任制的心路歷程。創作者妥善處理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的關系，既沒有簡單化處理為支持或反對責任制的言行，更沒有把人物化約為空洞的符號，而是在洞悉社會轉折肌理的基礎上，盡可能展現改革的底層邏輯。更值得肯定的是，該劇把改革這場宏闊的社會變遷和金沙窩村民的個體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劇中有這樣一個場景，即將被迫嫁給高石條的楊春雪在小河邊反思自己的命運，為什么自己不能和相愛的人在一起呢？她的答案是窮。而農村改革就是為了拔掉窮根。楊春雪的故事告訴人們，窮不僅是物質的匱乏，更會在精神上對人性造成戕害。和改革這樣的國家大事比起來，一個農村女孩子的婚事是一件小事，但這件“小事”卻是很多人都會面對的人生大事。就這樣，《故鄉的泥土》把國家大事和人生大事這兩種“大事”融合書寫，使國家命運和個體命運互為鏡像，引導觀眾從個體生命感悟體會時代變遷，形成強烈的共情共鳴。

土地是《故鄉的泥土》最奪目的關鍵詞。習近平總書記講過，耕讀文明是我們的軟實力。該劇切口雖小，立意很大，展現的正是農耕文明所具有的深厚而綿長的力量。劇中，金沙窩村從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發展村集體企業的過程中，不論是村集體還是村民家庭或個人，都面臨不少挑戰，解決了諸多問題。村黨支部充分發揮戰斗堡壘作用，是金沙窩改革發展振興的主心骨。同時，金沙窩村民艱苦奮斗、守望相助的精神為他們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力量。該劇把這種精神力量藝術地轉化為諸多細節，通過娓娓道來的故事巧妙傳達給觀眾。比如，高海堂和楊傳根這兩位“老把式”一直堅持自己留糧食種子，當村民被不良商人欺騙、遭遇劣質種子危機時，他們留下的這部分種子發揮了救急的重要作用。這個細節以隱喻的方式有效表達了“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的道理。再如，當南方遭災歉收時，金沙窩的村民積極響應村支部號召，主動捐出自己的糧食，即便平時有些“刁鉆”的李雙河、李歪歪也沒有拉胯。溫馨感人的一幕折射出源于從土地上長出來的倫理準則和道德觀念，樸素而有韌勁。這些細節告訴我們：土地，不但給我們提供前進路上的物質糧食，而且是精神力量的不竭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說，《故鄉的泥土》為進一步傳承、挖掘和藝術展現農耕文明提供了有益啟迪和范例。

電視劇長于敘事，而敘事之要在于成功塑造人物形象。《故鄉的泥土》在這方面交出了高分答卷，奉獻了一批有個性有溫度有光彩的農民群像，為中國農民藝術形象圖譜增添了新內容。其中，劉佩琦飾演的老書記高海堂，稱得上改革初年農村支書的典型。他有主見，有擔當，顧大局，審慎穩重，對土地、對鄉親們充滿感情，是發展振興現代中國農村的中堅力量的代表。中國農民的傳統美德和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在高海堂身上實現了完美融合。閆學晶飾演的蘭花是高海堂的妻子，她性格直率，行事潑辣，難掩內心深處的真摯善良。馬藜飾演的楊春雪，是劇中成長性最突出的人物。她從一個怯生生的農村少女到老書記高海堂家的兒媳婦再到成熟的村支書和女企業家，面對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突如其來的打擊，她堅韌不拔，迎難而上，以強大內心贏得了尊嚴。張粟飾演的梁麥茬，個性鮮明，耿直果敢，光明磊落，與楊春雪的關系發乎情而止乎禮，刻畫了教科書式的中國好后生。這四個主要角色是兩代農民的縮影，也是農村改革發展振興歷程的人格化呈現。此外，《故鄉的泥土》對全劇人物關系的整體設計也很精到，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的個性，他們以屬于角色的語言和行動為推動情節發展和主題深化作出了應有貢獻。劇中有這樣一個場景令人印象深刻。老高家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楊春雪和婆婆蘭花產生了爭執，蘭花生氣地質問春雪：你是婆婆還是我是婆婆？春雪還沒回答。高海堂的母親幽幽地說了一句：我是婆婆。此類細節極具生活情趣，讓人看了會心一笑，給這部劇增光添彩。

農村，是中國人共同的故鄉；土地，是中國人永遠的根。《故鄉的泥土》以質樸的美學風格，抒寫了這段悠長而深厚的感情，譜寫了一曲悠揚而感人的土地頌歌。面對鄉村全面振興畫卷的徐徐展開，期待楊春雪、梁麥茬、高天驕們的故事在熒屏上延續，給我們帶來更多感動和思考。

（作者系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