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李商隱的詩“哀感沉綿、宛轉動情”（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被歸入花間一族，戴了頂婉約派的帽子。但李詩其實并非一意婉約、纏綿。他集中不少詠史詩持論極為嚴肅，因為牽連進中晚唐政壇的黨爭，一生沉于下僚，受人擠兌，顛沛流離，詩中故爾常有憤激的表達。古人說“詩可以怨”，積怨深廣就可能升格為憤和恨。李商隱“此情可待成追憶”是怨，“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則已轉怨為恨。在宣泄心中的負面情緒時，詩人特別偏愛指向極值的用詞，絕的，狠的，比比皆是，發聲凌厲，與《恨賦》相比，發憤之狀有過之而無不及。學界分析李商隱詩的特點時似應加意關注這一點。

李商隱早年受牛黨人知遇，后又與李黨人聯姻，因此背上“此人不堪”的惡名，志不得伸，在自怨自艾、顧影自憐中度過了一生，平日里稍不如意就感慨，有點愁緒便放大，一放大，就如天塌地陷，甚至居然萌生了經由“自殘”而求解脫的意念。《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還京》：“黃昏封印點刑徒，愧負荊山入座隅。卻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清代學人朱彝尊讀此詩后喟嘆不已，說是“感憤至矣”。

李商隱的不幸與他同令狐家族兩代人的復雜過從有關，詩人早年曾受令狐楚的賞識提攜，聯姻李黨后，因是世交，楚子绹與他偶爾還有信函的往還，即使是虛與委蛇，李商隱也沒能掩藏住內心的憤懣：“嵩云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有人說是乞憐，考慮兩人心存嫌隙、芥蒂極深的實際，我覺得“休問”一詞應當直讀，含著極重的語氣，絕非朋友間撒嬌式的嗔怪，那意思分明是“問什么，有什么問頭”，穿越語言的表層，還可以把握到毫不容情的詰責：“裝什么裝，我倒霉的原因你還不清楚嗎！”

生活艱辛，樂與異性交往，期望從中得到溫情的慰撫，便成了詩人很自然的需求。宦海沉浮，仕途顛沛，與詩人過從的女性大多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如修行的道姑、煙花場中的風塵女子，情感生活并未給他帶來男女相戀的甜蜜，愛情詩居然有酸楚和苦澀的況味。組詩《無題》第一首“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長夜苦等，期盼中的情人最終沒能現形，而上一次相聚也在毫無征兆的倉促中別去。“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云無覓處”，李商隱鄭重前約，翹首以盼，等來的卻是“望來終不來”的愁悵與痛苦。“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郁積于胸臆的怨氣終于在尾聯暴發：“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蓬山邈遠，而意中人還在萬重蓬山之外！“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可以推想，另一首《無題》詩中描述的愛情經歷也一定給了詩人本就脆弱的心靈莫大的傷害。

黨爭的纏夾困擾了李商隱一生，但私怨并未模糊詩人對現實的認知，消泯去一位正直的讀書人的良知。抨擊社會黑暗,表達對受難者的同情，他的作品時常為此慷慨發聲：“玉悵牙旗得上游，安危與共主君憂”，“豈有蛟龍恐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詩人義憤填膺，對興風作浪、翻云覆雨、氣焰囂張的宦官集團發出了嚴厲的警告，位卑未敢忘憂國，《重有感》突顯了詩人“欲為圣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的勇氣和人格，清人紀昀稱其“骨格崢嶸，不失氣象”。《灞岸》《淮陽路》“荒村倚廢營，投宿旅魂驚”；“幾處冤魂哭虜塵”，詩人目睹戰亂后殘破的家園，憫亂憐貧，感時傷懷，尖銳地抨擊當政者罔顧戰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李商隱集中與友人劉蕡相關的贈別、悼亡詩也飽含了滿滿的憤慨。《哭劉蕡》：“上帝深宮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銜冤。黃陵別后春濤隔，湓浦書來秋雨翻。”明面是哭人，其實也是自悼，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詩人發出了痛徹心肺的悲鳴。清人金圣嘆品讀唐詩，感受到此詩充滿了怒火與憤激，說是仿佛看到了李商隱“搏胸叫天，奮顱擊地、放聲長號、涕泗縱橫之狀”。

李商隱一生磨難多多，積怨甚深，心態與目光也因此會發生深刻的變異，詩作中的憤恨之聲正是這一變異的合理反應。作為一個擁有正義感的知識人，李商隱嫉惡如仇，當黑惡勢力的倒行逆施觸及他的心理底線時，也一樣會引發巨大的反彈，正所謂“情之所感，木石動容；事之所激，生有不顧”（明唐寅：《與文征明書》），我想，這就是李商隱詩作這一情緒取向形成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