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昌渝（1940—2022）先生是當代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他以一己之力，歷二十二年撰成“屬于自己的這個時代的”小說史——《中國小說發展史》。總結石先生的小說研究、治學方法，對于當下古代小說研究無疑具有啟示意義。

一

小說史撰寫，首先要厘清中國古代究竟有多少種小說，小說版本及流傳情況如何。中國小說歷史漫長，而具有學科意義的小說目錄學建立則較晚。1933年，孫楷第先生撰《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問世，被視為中國小說目錄學的奠基之作。嗣后幾十年，小說目錄著作雖有新作涌現，但難以滿足研究者的需求。尤其隨著新的小說文獻的不斷發現，學界需要較完備的小說目錄著作。在此背景下，石昌渝先生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2004），包括《文言卷》《白話卷》及《索引》，共計四百多萬字，收錄1912年以前創作的文言小說2904種，白話小說1251種。此目錄著作，是國際小說界合作的成果，是迄今收錄小說數量最多、最權威的目錄著作。此外，自2004年起，石先生參與“國家清史纂修”工作，承擔“典志·文學志·小說篇”的編撰，撰成《清史·小說篇》。這一小說目錄成果，對于撰寫小說史，大有裨益。

小說史撰寫，離不開史料；史學，從一定意義言，乃是史料學。然而在封建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念里，小說是“子之末”“史之余”，是不入流的“小道”，長期以來不受重視，因而小說文獻散佚嚴重。以袁行霈、侯忠義先生編《中國文言小說書目》（1981）為例，先秦至隋代文言小說共計121種，佚超80%；唐五代共計233種，佚約40.4%；宋遼金元共計411種，佚約21.7%，存佚未詳約11.6%；明代共計695種，佚約0.9%，存佚未詳約37.1%；清代共計549種，存佚未詳約14.4%。白話小說因為俚俗，宋元明清時期的公私書目基本排斥之，加之明、清時期官方禁毀，散佚自不待言。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石先生與劉世德先生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陳慶浩教授合作主編《古本小說叢刊》，搜集流落海外的古代小說作品，其中許多是國內不存的孤本、善本，共計小說169種，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這些小說文獻的面世，嘉惠學林，也為石先生撰寫小說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

小說史撰寫，不可避免地涉及小說文體、小說起源、小說類型、小說現象與歷史背景之關系等重大疑難問題。這些重大疑難問題，學界或缺乏深入探討，或認識不一。對此，石先生進行長期、深入的研究，并給出自己的思考答案。譬如，關于白話小說的起源問題，《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宋元部”“小說”著錄宋末羅燁《醉翁談錄·小說開辟》所載107種“小說”名目，視之為話本小說。后來一些學者如趙景深、譚正璧諸先生均持此觀點，認為話本小說始于宋。石先生認為，羅燁所載“說話”中的“小說”一家的名目，不能作為書面作品的小說，因為口頭技藝的“說話”轉化成書面文學的小說需要一定的條件，宋代的印刷業不足以支撐話本小說這樣的閑書出版。白話小說最早的版本是元刊講史平話，這與元代蒙古統治者需要學習歷史和漢文化有關。由于元代皇帝、貴族大臣，大都不通漢語，經筵講官向皇帝、皇子講述儒家經典多要譯為白話，而講史平話，就是通俗地講歷史，所以它在元代的盛行絕非偶然；這也就決定了在白話小說的歷史上，歷史演義小說的成熟要早于話本小說。凡此重大疑難問題，石先生均依據史料、文獻，進行深入、系統的考察，對中國古代小說發生、發展、轉變中前人未發或存有誤解的諸多深層問題作了獨立思考，并在具體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文學等背景中予以闡釋，從而得出合乎歷史邏輯的論斷。

在長期、深入研究基礎上，石先生撰寫了“屬于自己的這個時代的”小說史——《中國小說發展史》（2019）。石先生強調，重寫小說史，不是推倒舊的重來，而是堅持繼承中有所發展的態度，凡是科學的合理的，都予以吸納。譬如，《中國小說史略》將“類型”理論引入小說史敘述，“神魔小說”“人情小說”等類型概念已為學界廣泛認同并使用，《中國小說發展史》繼承魯迅的類型理論，依據小說發展實際狀況增加了公案小說、才子佳人小說等類型，進一步豐富了類型理論。小說史，是史料與史識的結晶；《中國小說發展史》即體現出鮮明的史識意識，且凸顯出“發展史”特點。譬如，石先生指出，清乾隆年間，“文字獄”高壓下小說創作發生明顯變化：文言小說方面，模仿《世說新語》記載當代人物言行的小說，一段時期從文壇消失了；白話小說方面，也不敢涉獵時事題材，即使寫人情世態也避開當世，如《儒林外史》故事定于明成化年間，《歧路燈》故事定于明嘉靖年間，《紅樓夢》則無朝代年紀可考；政治的高壓，驅使吳敬梓、曹雪芹把關注力投向人的內心情感世界，其筆力穿透現實政治的表層，而直指專制制度下的人性與人的靈魂，從而“實現了小說從講故事到寫心靈的歷史性轉變”。小說史的任務，是對古代作家、作品作出恰當的評價。這不僅體現了撰寫者的史識，也反映了其評價立場、審美觀念等。好的小說史，傾注著撰寫者的情感與心血，雖曰史而又表現出鮮明的個性，《中國小說發展史》即如此，這從對小說作品充滿睿智與溫情的闡釋可見一斑。如稱：“《聊齋志異》絕無紗帽氣、市儈氣和窮酸氣，始終都有一種穿透庸俗的獨超眾類的自然高雅的精神力量，閃爍著人性的善良、純潔、溫柔和優美的光輝。”這是對《聊齋志異》的闡釋與贊美，也是對蒲松齡人格的闡釋與禮贊。質言之，貫穿于《中國小說發展史》的，不僅有理性批判，道德評價，更有對真、善、美等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堅守。

二

在現代學術體系中，小說是文學體裁之一，石先生稱之為“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小說史撰寫，堅持文學立場，本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問題的復雜性在于，中國古代小說有其獨特性：一方面，在中國古代文化體系中，小說乃子書之一，自《漢書·藝文志》以下歷代史志及公私目錄著錄的“小說”——這構成文言小說的主體，一些作品內容駁雜，文體蕪雜，這些作品如何取舍，學界至今有不同看法。另一方面，與傳統目錄學所謂“小說”概念不同，宋元“說話”有“小說”一家（它是一種技藝，非書面文學），由此發展而來的“小說”概念到明代發生質的變化，即由口頭文學轉變為書面文學，具備了作為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概念的內涵；嘉靖年間洪楩編刊《六十家小說》，此“小說”是在以往傳奇與民間“說話”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敘事性散文文體，與傳統目錄學所謂“小說”內涵存在本質不同；隨著話本小說、章回小說的發展，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理論逐步豐富。那么，《中國小說發展史》所論“小說”如何界定？石先生認為，以“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為論述對象，主要包括傳奇小說、話本小說、章回小說等，并指出散文體敘事文學的小說最早形態是唐傳奇，決定它小說性質的是重視娛樂功能和放棄實錄原則。這種觀念在后來的話本小說和章回小說中得到更充分體現，它們為理論家提供新的文本依據。

小說史的本質是史，史的研究，離不開傳統考據學，《中國小說發展史》正貫穿這一治學方法。譬如，《水滸傳》成書時間，一般文學史認為在元末明初，也有學者定于宋元時期。石先生認為，小說作者在敘述中不可避免地會顯露他生活時代的物質和精神印記。《水滸傳》中寫了子母炮，石先生依據史料文獻考證子母炮出現在明正德末年，開始制造和裝備軍隊在嘉靖初，因而提出百回本《水滸傳》成書于嘉靖初年。這對于推進《水滸傳》研究，無疑具有積極意義。考據學有其原則與方法，考證中應嚴格遵循，否則就會出現偏差。如《西游記》研究中，一些學者據《樸通事諺解》敘及《唐三藏西游記》情節、注中提及百回本《西游記》十幾處關目，遂推斷《西游記》在元代已粗具后來百回本規模。石先生指出，《樸通事》成書在高麗末期（約中國元末明初），《樸通事諺解》成書于朝鮮顯宗時期（約清康熙十六年）。據《李朝實錄》成宗十一年（1480）、十四年記載，對《樸通事》進行修改，改題《翻譯樸通事》，又經過約一百年，對《翻譯樸通事》又作修改，這就是《樸通事諺解》。從《樸通事》到《樸通事諺解》，在《西游記》的敘述文字上究竟作了哪些改動，因《樸通事》未見，《翻譯樸通事》僅存上卷，而有關《西游記》文字在下卷，故不得而知。石先生推測，《樸通事諺解》修訂時，百回本《西游記》已廣為人知，不排除修訂者引用百回本《西游記》作注的可能。客觀地說，以后來成書且經修改的《樸通事諺解》為據，證明《西游記》在元代粗具百回本規模，這是有瑕疵的，石先生的論析，符合考據的原則與方法。可以說，在古代小說研究中，諸多問題不作具體考證，就難以揭示其事實真相，因而也就難以作出較為符合歷史事實的解釋；《中國小說發展史》中富有啟發性的考證，足以說明這一點。

自然，在小說研究中，考據有其限度，考證不能代替分析、闡釋。小說研究，屬于文學研究的一部分，文學研究涉及審美、娛樂等問題，這就需要理論。石先生在治學方法方面，既重考據，又重理論；他的《中國小說源流論》（1994）首次將小說史的研究從題材引向文體，有著明晰的理論意識；石先生強調，理論對于古代文學研究非常重要，但理論只為研究提供立場、觀點和方法，不能把理論作為標簽貼在古代文學上；這一點，也體現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中。譬如，他運用敘事學理論分析小說，指出史傳敘事方式，一般采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客觀敘述，史傳敘事方式為小說所繼承。在敘事層面，小說與史傳如出一轍，二者區別在于：史傳是實錄發生過的人和事，是以文運事，小說是虛構情節，是因文生事。又指出，白話小說與文言小說在敘事方式上有明顯差異，話本承襲了“說話”的敘事方式，它的特點是“說給人聽”。話本小說的作者始終站在故事與讀者之間，扮演著說故事的角色。理論的恰當運用，提升了《中國小說發展史》的品格——它不是一般的小說作品的編年排列，而是體系嚴密、理論意識鮮明的小說史典范。

當然，石昌渝先生留給學界的，不僅有《中國古代小說總目》《古本小說叢刊》《中國小說發展史》，也不只是他的治學方法，更重要的，是他的治學態度：追求真理，即堅持追求事實真相，不迷信權威——這是一代學人留給學界最寶貴的財富！

（作者：張慶民，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