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少衡先生的短篇小說《迷彩帽》新鮮“出爐”，我先睹為快，與閱讀他既往的作品一樣，依然感到故事精彩引人，人物逼真鮮活，表現分寸得當，內涵余味無窮。不禁感慨：楊少衡真是一位睿智的“新職場小說”作家！黨政機關的日常工作、生活，同樣可以納入職場題材范疇，去描述、去評論。

我與楊少衡有過數天交往。2007年10月，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韓國，團長是張炯老師，副團長是莫言、舒婷。團員中有楊少衡，那時他的新職場小說已頗有影響，中篇小說《秘書長》《尼古丁》《林老板的槍》等被廣為傳播，這一年又當選了福建省作協主席。訪問團一路上談笑風生，其樂融融。楊少衡沒有一點走紅作家、省作協主席的矜持、做派，他樸實、隨和，臉上總是掛著喜悅、樂觀的招牌式笑容，隨意講著一些職場的奇聞軼事，大家聽得津津有味。我和楊少衡都是1950年代人，他比我小一歲，記得聊過幾次，但聊的什么都忘卻了。訪問結束，天各一方，他在福建，我在山西，很少聯系，但他那喜悅、樂觀的笑臉，卻留在了我的記憶里。

作為一個評論作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曾經關注過新職場小說創作，讀過不少長中短篇小說，寫過評論王躍文《國畫》、張平《國家干部》的文章，但也只是客串一下，并未做過全面、深入的研究。新時期以來四十多年的文學發展，新職場小說沉浮起伏，幾多變遷，由盛而衰。我也漸漸興趣淡薄，與它漸行漸遠。其中原因，殊為復雜，不及細敘。但是，楊少衡的中短篇職場小說，卻是我一直關注、閱讀、探討的。因為他的這類小說產量可觀，發表在全國各種重點刊物上，轉載于《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上，一個文學讀者常常會不期而遇。因為他的這類小說寫得現實、精彩、輕松、好讀，不同類型的讀者可以各取所需。普通讀者可以讀出職場“內幕”、現實思考，文學讀者可以讀出思想探索、藝術方法。

他的職場小說不同于周梅森、張平、王躍文等同類作家的小說，沒有那么多尖銳、黑暗的東西，也沒有那么多批判、深思的成分。他寫得既現實又溫暖，既尖銳又克制；既寫職場、也寫各種公務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情感思想、文化心理。正如他所說：“我覺得自己更多的注目點是人物，這一場合里的人物，他們的命運、情感和思想。這一領域故事可以有多種側重，你可以側重于‘場’，也可以側重其‘官’，即場中人物。我可能比較傾向于后者，因此曾自稱不是寫官場，是寫官員。”楊少衡努力運用了傳統的“中和論”的思想和方法，把一個燙手的獨特職場題材“山芋”，轉化為雅俗共賞的文學“香餑餑”。沒有豐厚、多樣的生活積淀，獨到、靈活的思維方法，扎實、嫻熟的敘事能力，要達到這樣的文學境界，是很難想象的。當然，楊少衡的創作有其長就會有其短，有優勢也會有劣勢。這種中和性的思想與方法，帶來的突出問題，一個是思想性的弱化，一個是藝術上的重復，這是需要作者特別注意的。

從2006年到2023年，我跟蹤全國短篇小說發展18年，每年瀏覽作品數百篇，讀著楊少衡饒有趣味的作品，腦子里總是浮現出他“喜悅、樂觀”的笑臉。記得有六篇作品是我細讀、細評過的，并寫進了年度短篇小說述評中，《酒精測試》還言猶未盡，另寫了專門評論，發表在刊物上。楊少衡2009年的《輪盤賭》揭示的是貪腐干部案發后，那種既恐懼大禍臨頭，又盼望快快解脫的復雜、動蕩的心理世界；2014年的《酒精測試》描寫一把手命令下屬喝酒，檢測下屬忠誠與否的游戲規則；2014年的《一〇八號文件》，描述圍繞著環保督查，省、市干部在撲克牌桌子上的暗中博弈與心理較量。2018年的《真相大白》以市委普通公務員為視角，寫他無意間的一聲驚嘆，怎樣開罪、惹惱了市長，被冷落、“放逐”，最后引出了市長的貪腐案件。若干年過去，這些作品依然留在我的記憶中。

楊少衡的這些職場題材小說，最突出的思想藝術特征，一是作家遵循了中和論美學思想與方法，在創作中追求一種適度、含蓄、和諧的創作理念與目標，形成了他自己的小說風貌與特征，獲得了各種層面讀者的青睞；二是作家穿過故事、人物，走進了各層級公務員的性格、感情、思想，抵達了他們的文化心理深處，折射了根深蒂固的職場文化的復雜、微妙、變遷，凸顯了他們文化心理的狀態、波動和走向。

現代批評中的結構主義理論認為，一部作品或一個文本，就是一個完整、有機的結構體，其中的子系統都處于一定的總體結構中，才能獲得其作用與意義。子系統之間是相互交融與相互依存的，譬如敘事作品就是由功能層（事件層）、行動層（人物層）、敘述層（話語層）等組合而成。譬如楊少衡的《迷彩帽》，從內在結構看，就是由故事情節層、人際關系層、文化心理層三個層級相互融合建構而成的。

先看《迷彩帽》的故事情節層。小說采用了全知視角、倒敘講述。故事被作家營造得精彩巧妙、一波三折、出人意料。全劇分五個階段。第一是臨陣受命，副縣長董向瑜臨時領命，成為打假突擊隊指揮。同是副縣長的柯鴻升突然來電，坦陳這次行動的利害關系。董又找本鄉鄉長李景風，詢問被查抄的別墅小樓主人為何人。第二為指揮易人，本次行動的指揮本是縣長齊文元，縣長因接待省里下來的一位省廳處長，遂把指揮權移交給不明情況的董向瑜。第三是案件疑云，董向瑜不僅感到待查案件以及現場有疑點，而且自己的仕途面臨“大坑”；他面見省里下來的徐處長，詢問神秘的情報員，下了突擊隊撤退的命令。第四為突襲成功，董向瑜指揮突擊隊隱蔽等待，一小時后殺出回馬槍，順利攻占別墅，搜出造假煙機及制煙材料，大獲全勝。第五是功成身退，召開慶功會，齊縣長給予董向瑜很好評價，但先進個人卻授予了當時并不在場的柯鴻升，董向瑜自稱不能讓頭上的“迷彩帽”“蒙羞”。故事并不算復雜離奇，但內里卻暗流涌動、水深如淵。

支撐、推動這個故事情節的，卻是龐雜、細密而又堅實的人際關系及其網絡。作家在9000字的篇幅中，以董向瑜為軸心，寫了七八個人物。第一號人物是縣長齊文元，他是本次特別行動鐵板釘釘的指揮，是省里欽定的。但在最后一役“薛家莊”窩點，突然止步，下令由董向瑜代為指揮。為什么臨陣“掉鏈”、換將？是怕本縣的造假事實讓自己難堪嗎？還是他同這薛家有什么牽連？作家沒有透露，讀者也難以猜測。第二個人物該是柯鴻升，他在文本中沒有正式出場，但卻十分重要。如此機密的行動，他在北京竟一清二楚，對突擊隊的行動步驟、指揮人，了如指掌。他向董向瑜言明案情的嚴峻，不可輕易行事；又稱這個村“廟小神大，民風彪悍”，絕不能弄錯。他是在提醒同僚？還是在暗中阻撓？但最終他卻獲得先進個人榮譽，也未見他推辭。第三個人物自然是董向瑜，縣長命令他當代指揮，他不能違令。他對齊、柯的行為有所懷疑，不能又不敢表示出來；但他心細如發，自有主見，違令撤退，二度出擊，完成使命。薛家莊別墅窩點搗毀了，但故事并沒有結束。那棟別墅的主人是誰？會采取什么樣的對策和行動？會怎樣影響職場和各級公務員們？劇情還將繼續演下去。第四個人物是省里下來的徐處長，他大權在握，顯得有點官僚。第五個人物是鄉長李景風，他在縣領導面前聽從指揮，但在劇情中似乎耍心機。第六個人物是政府辦肖輝副主任，一個公事公辦的公務員形象。第七個是指揮車中的“蒙面墨鏡”。第八個是未出場的別墅主人，是高官還是富商？一個神通廣大的神秘人物。一場普通而又特別的打假行動，背后卻有著這么紛紜的人際關系、官場內情，足見打假斗爭的艱難，新職場人事的幽深。

公務員人物的性格、品格、文化心理，在楊少衡的筆下也表現得細致入微，發人深思。這里著重分析董向瑜。由于打假事件本身的嚴肅、重要、縝密，作家不可能騰出更多的篇幅刻畫人物，只能在劇情的縫隙、進行中，見縫插針地描寫、插敘，在故事中呈現人物形象。從敘述中我們可以得知，董向瑜在政府班子中“資歷最淺”，“為人隨和”，同僚以綽號“眼鏡”相稱，想來是一位年輕的知識分子干部。在整個行動中，他低調、細心、機智，而又果斷、勇敢，這是他全部的性格特點。他的文化心理，一點一點地流露在他的行動、言語中。在他身上表現了公務員“聽從命令”的基本品格，他對這次臨時代任指揮，是不知情、不愿意、有顧慮的，但頂頭上司下令他不能不從，而且最終圓滿完成了任務。在行動的過程中，他不斷地“權衡利害”，這次有點蹊蹺的打假，其中埋著什么“大坑”？遇事權衡利害得失，得以明哲保身，這雖然是一種消極的工作狀態，但在復雜的情勢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時又表現了董向瑜“洞察真相”的一種睿智。在事件的推進中，他觀察電線桿，說服徐處長，去見蒙面人，探得虛與實，又以退為進，智取黑窩點，顯示了一個低調的年輕公務員的謀略、勇氣。這樣的公務員，在政府體制中屢見不鮮。而“功成身退”又表現了董向瑜一種超然的人生境界，或者說“無為”理念。打假告捷，董向瑜只是得到了齊縣長的口頭表揚：“人正、干凈、不怕。”先進個人獎勵給了寸功未立的柯鴻升。董向瑜對此洞若觀火，不去爭功，自嘲：“我只是濫竽充數。”只把那頂“迷彩帽”留下作為紀念、回憶。自此，董向瑜作為一位公務員的文化心理，完整地顯示了出來。我們從中窺見了傳統的職場文化的積淀、流傳，看到了當代職場文化的引領、支配，也洞悉了作為個體公務員情感、愿望和思想的沉浮、滲透。

楊少衡在他的職場小說中，塑造了林林總總的人物形象特別是公務員的形象，這是他對當代文學的獨特貢獻。一般說來，長篇、中篇小說容量大、空間廣，他的人物形象就顯得更豐滿、堅實。而短篇小說容量小、空間窄，人物形象就會單薄、概念。總的來說，那種獨特、深邃、具有典型意味的人物形象并不多。我以為主要原因有二點。一點是作家追求故事、人物、環境的協調、融合，在“三要素”上平分秋色，故事情節沖擊、淹沒了人物形象，使一些有內涵、有價值的人物形象難以真正聳立起來。另一點是作家著力表現人物的性格思想、文化心理，但很難把二者統一起來；特別是人物的文化心理，發掘、表現得還不夠深入、充分，致使人物缺乏一種應有的主體性、創造性。譬如董向瑜，雖然有逼真、鮮活、豐富的一面，但人物在職場環境與秩序中，依然顯得比較被動、薄弱，他有短暫的一次閃光，但最后又回到了既往的路上去。當然這是一種較高的藝術要求，不知作家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