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在我的博士生工作訪上，學生問過一個有趣的問題，大意是：目前當代文學史教材有關作家作品的評價，跟近年文學批評文章的觀點似乎比較接近，這是什么原因？

回想當時已出版和正在撰寫的幾本文學史教材，包括我與人合著的教材，確實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雖然有學者試圖對批評的結論做點延伸，換一個角度進行更具新意的解釋，并沒有明顯改觀。學生提出的問題，一直在我的腦畔揮之不去，及至將十幾年來陸續撰就的小說細讀文章，編成這本《小說的讀法》的時候，才感到有繼續對之探討的必要。

法國歷史學家朗格諾瓦·瑟諾博司的話可以借用一下：

那些最早打算根據現場資料來撰述歷史的人，發現他們自己處在一個令人尷尬的境地。他們要述說的事件是剛發生了的。（朗格諾瓦 、瑟諾博司：《史學原論》，余偉譯，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4頁）

學生的疑可能就來自這里。

今天新時期作家作品的“文學史細讀”，也面臨這個難題。即，它們應該如何既吸收文學批評的成果，又與其有所區別，拉開一點點距離，尤其不能以它們的結論來代替或影響自己的新的判斷。對現代文學、古代文學研究來說，由于小說發表在很多年以前，即使也有不少批評文章作為材料依憑，然而，研究者可以站在“過來人”的位置，用“史家”眼光，去分析解讀這些作家作品。

顯然，當代文學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問題，是因為作品和批評差不多出現在同一個時間，而不久后撰寫的文學史教材，還來不及清理、沉淀和反思文學批評的結論，這就使“批評”的痕跡，被不自覺地帶到文學史撰寫中來。

另一方面，除時間的因素之外，也有與小說聯系緊密的史料沒有得到開發的問題。社科院文學所已故的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孫楷第先生，曾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史料建設，做出過十分卓越的貢獻。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他編輯過《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等學術工具書，為后來的古代小說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史料基礎。之后，他又開展小說本事的研究，撰有《小說旁證》等著作。“本事”研究，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作者的“小說”是怎么“寫出來”的，它們跟作者的生平身世、他所處的的時代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因此，本事研究，可以稱之為是一種綜合性的研究。

因為有上述兩個原因，才會有文學史結論和批評的結論有較多重疊、相似的問題。按照我今天的理解，對新時期四十年小說的研究，恐怕已經到了“本事研究”的階段。至少可以說，研究者應該有意識地與當時發表的小說，保持一定的歷史距離，不是帶著“同時人”的眼光，而是一種過來人的心情來看待它們。他可以利用現有材料，例如文學批評的發現，作家的自述、訪談，以及相關的其它材料，然而需要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不以前者的是非為是非。自然，如何掌握尺度和分寸，對具體的研究來說，依然是一個考驗。

以上是我編輯這部著作的一點淺近的體會。

這本書的出版，因為疫情原因，拖了兩年的時間。其間，我一直與責編高迪保持著聯系，對書的體例進行過一定的調整。疫情不僅客觀上拖延了出版進程，也無形中加大了編輯本人在校對、編勘上的工作量，而她對所編書籍，又一向秉持著認真嚴謹和負責的態度。借本書出版的機會，對編輯的工作表示感謝。

2023.11.4于北京

本文為《小說的讀法》（程光煒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11）作者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