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作家華純關于植物的文字，是景語，亦是情語、智語。在字里行間融入生命關切與詩性哲思，從而充分敞開植物與人事的互動對話空間，這是其植物敘事的重要特點。

基于文化間性的漢語審美精神及語言形式創新，是海外華文文學的核心特質。在母國文化與所在國文化的差異、碰撞甚至沖突中尋求融合與創新，從而以新鮮活潑、富于生機的漢語書寫參與世界文學圖景的建構，是海外華文文學的特殊使命。但創新并不意味著短暫的追新逐異，相反，在長期浸淫于異域文化傳統之后所產生的深刻理解、由衷欣賞以及心靈的投契，往往能夠反向激活母國文化基因，成為推動藝術融合與創新的重要力量。

這在旅日作家華純的兩部新著中多有體現。散文集《灼灼其華》和詩集《緣側》以富于美感新意的漢語書寫承載中日藝術精神的互動與交流，堪稱櫻與蘭的對話。作品集中所蘊含的“植物美學”，不僅體現著作家獨特的心靈風景、藝術追求，且為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文化互鑒意識與漢語創新書寫提供了富于啟示的精神路徑。

華純散文中的植物世界豐饒多姿，深具靈動而開闊的生命氣象。鐮倉絢爛盛放的紫陽花，森町優雅斑斕的紅葉，山林秘境中的參天古樹，鄉間田園的多彩果蔬……作家以細膩雅致的筆觸呈現日本自然風物的萬千生機，更以此引出豐富的心靈景觀：紅楓之旅飽含著醇厚友情，生命的交會如木葉紋路般絲絲縷縷牽動人心；明月院的紫陽花美麗如故，而舊時文學中的情感卻已不再能引人共鳴，“參悟之窗”外的世間變化又何止于庭院花事；四季風景的流轉變換，使個體因洞察植物生命法則而收獲“樂”與“藏”的智慧。如此種種，不一而足。華純關于植物的文字，是景語，亦是情語、智語。在字里行間融入生命關切與詩性哲思，從而充分敞開植物與人事的互動對話空間，這是其植物敘事的重要特點。

文學中的“植物美學”并非僅限于和植物相關的敘事，而與個體的生命意識、美學觀念緊密相連。華純創作于1998年的《沙漠風云》是海外華文文學中第一部以環境保護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在當時的國內文學中亦不多見。相對于海外華文文學中常見的個體與家族命運敘事，華純更為關注地球自然家園的命運。她以溫潤細膩而不乏冷靜的筆觸書寫人類與自然的互動交流、和諧共生，從而探索安頓個體身心之道，這一主題在其30年的創作生涯中從未改變，而在新著中又有所深化與升華。散文集《灼灼其華》中的四輯，主題各不相同，涵納自然景觀、個人生活、社會事件、文學機緣等。作家以溫潤舒緩的筆致描摹生活情狀，抒寫純凈性靈，在關注并探討社會事件時，強調聯結而非沖突，孜孜于創建和諧共存、彼此扶持的文化生態，在主體精神、文學風格上均體現出“植物美學”特征。同時，這一美學建構又在中日文化觀念、審美精神的交融中展開。譬如，散文《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記敘一次“花和食器”展覽之旅，描繪不同場館的主題與風格，以《詩經》之語表達對日本花道之源遠流長、流派紛呈的欣賞。同時，文章也揭示出日本花道背后所隱含的精神觀念——“森林信仰”，點明“華道”一詞所蘊含的主體美學精神——正如桃夭般的光華璀璨。

“人在草木間”，文學亦然。華純的植物美學，還體現為萬物聯結、流動交互的生態特質。在作家筆下，參天古樹與寺院神社，構成了富含豐沛能量的山林秘境；花道、茶道及香道等傳統藝術，則在線條、色彩與氣味的變幻舞動中共同營造出瞬間即永恒的心靈風景空間。而最具創新意味的是，華純本人兼擅自由詩、俳句與漢俳，又能將花道精神融入詩歌書寫，并以插花作品作為配圖，使日文俳句、漢俳、花藝三者交融，在文字、線條與顏色等多重藝術語言的交匯中構建起極具聯結性、創新性、標識性的生態空間，這在其詩集中有著充分體現。

詩集名為《緣側》，這一命名頗具象征意味。“緣側”是指日本傳統建筑中從客廳到庭院的走廊，既是物理空間轉換的聯結點，也是一種獨特的生活視點、心靈狀態。身在緣側而出離客廳、眺望庭院，意味著個體朝向外界自然的充分敞開，在內與外、柔與剛、邊緣與中心的動態平衡中使精神新鮮活潑、富于生機。華純巧妙地借用“緣側”意象，凸顯其詩歌創作生發于個體生活而融入自然、飽含活力的特質。這部詩集中包含了自由詩、微詩、俳句、漢俳等多種詩體，題材豐富多樣，其中尤為特別的是上文所提到的俳句、漢俳與插花“三位一體”之作。漢俳是一種新興的詩歌體裁，通常認為始于趙樸初在1980年5月30日接待日中俳人協會訪華團時的即席賦詩，雖有學者通過考證而對首作者、具體日期提出異議，但這一文體啟自于1980年左右應無問題。漢俳發展至今已有40多年，關于其美學特質的探討還在持續進行。華純筆下的漢俳，既鮮活保存了日本俳句的趣味灑脫，又融入中國傳統詩歌的典雅風韻，體現了中日文化、文學脈絡的融合，為海外華文文學語言形式、審美精神的創新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路徑。而俳句、漢俳與花藝作品的并置，不僅凸顯出各自獨特的形式美感，且以跨媒介互文文本形式構成聲息相通的藝術生態圈，從而進一步彰顯文學書寫的“植物性”。作家自述《緣側》是“光合作用下的詩歌”，一語道出詩集的“植物美學”特質。

由此，華純的植物美學涵括了不同層次，包括日常植物敘事、人與草木的契合，以及文學藝術的植物性特質等。關于最后一點，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歌德亦對植物情有獨鐘，曾于1790年發表科學論文《植物變形記》，又于30年后寫下詩歌《植物變形記》，其主旨在于以人之心靈參悟自然精神，又以藝術創作因應自然創造的永恒法則，“植物性”由此成為富于形而上意味的一種文學精神內核。以此觀華純的植物美學，似有相通之處。“人間至道，無非生息。”草木之于人，不僅僅關乎生活情趣、心靈境界，且以其所蘊含的自然精神而與人之創造相聯，可謂事微而旨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