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2歲的法國作家愛德華·路易（Edouard Louis）發表了首部作品《和艾迪·貝樂蓋勒做個了斷》，引起了法國文壇關注。此后，他又完成了一系列作品，其中《誰殺了我的父親》《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講述了他和父母的故事，其中有痛苦和對峙，也有反思與和解，他借由書寫來思考造就了這些個人經歷的社會問題，并積極參與改變現實的社會活動中。

在他看來，寫作就是在抗爭，“如果你不是為了抗爭而寫作，那它就不值得。”今年，這兩部作品的中譯本由上海譯文社出版，愛德華·路易通過遠程視頻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把我的身體獻給文學”

澎湃新聞：對中國讀者來說，他們可能會首先從譯成中文的《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誰殺了我的父親》開始了解你，而不是更多講述你自己經歷的《和艾迪·貝樂蓋勒做個了斷》，作為一個強自傳性的作家，你覺得讀者讀到你作品的順序重要嗎？

愛德華·路易：順序不重要，不講究順序去閱讀作品都沒有問題。我想去做的是展現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的方方面面，就像一幅壁畫一般，每一本書講的都是不同的社會現實，涉及到的是不同的人物。《和艾迪·貝樂蓋勒做個了斷》講的是童年，《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講的是女性如何在一個男性統治的世界中得到解放，關于它的可能性或者是不可能性，而《誰殺了我的父親》提到的是在法國甚至可能是全球各國政府的政策對私人生活的改變。每一本著作都是在分析社會不同的方面，合起來就相當于是整個社會如同一幅畫一樣展現出來，因此順序并不重要。

事實上在法國文學原來的傳統里，像馬塞爾·普魯斯特、埃米爾·左拉、巴爾扎克，他們都嘗試通過文學去展現社會的方方面面，而我覺得這種傳統在當下可能有些消失了，所以我想做的就是重現法國文學的傳統，描述社會的方方面面。我想這種描述可能對于中國社會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兩個國家之間還是有很多共同之處的。在法國有許多有影響力的中國電影，比如當我看賈樟柯的電影時，我會發現其中有一些問題可能和我的家庭也有關，我們面對的是共同的處境。

愛德華·路易 攝影：Arnaud Delrue

澎湃新聞：你的寫作將個人記憶和社會生活相關聯，是否可以將你的寫作和安妮·埃爾諾的“社會自傳”（auto-socio-biographie）聯系在一起？你是如何形成這種寫作方式的？

愛德華·路易：我是通過敘述個人的故事、私人的生活，或者我家庭的故事嘗試去明白一些更重大的事件，比如說一個社會的機制，女性的境況，政治或者暴力對生活的影響。就像在科學領域，一個人去世以后，可能會將自己的器官捐獻，我相當于把我的身體獻給了文學，來了解在我身上發生了什么，通過私人的境遇去了解集體性的事件。

澎湃新聞：這種寫作方式也讓人聯想到薩特提出的干預現實生活的“介入文學”理論，認為文學應該是一種政治性的干預。另一方面世界文學里也有各種看上去和社會、政治無關的作品。對你來說，文學是什么？

愛德華·路易：當薩特提出“介入文學”的時候，他同樣也支持其他的文學類型，比如形式文學。我支持所有形式的文學，我認為所有的文學都是可能的，只是目前政治文學比較稀缺，在生活和文學之間有非常大的距離。一方面生活受到政治的影響非常強烈，比如我們對同性戀的認識、貧窮和住房問題等，而另一方面，這些在大部分的文學當中都沒有被提及，我還記得當我開始閱讀的時候，我發現書店中的著作基本上沒有提及我所生活的世界，我想通過我所做的事情縮短這種差距。

我希望文學可以與現實抗衡。這可能與薩特、與左拉的立場有所不同——他們所做的是把社會的某一面呈現和告知給我們，而在當今的社會，隨著社交網絡與視頻的傳播，這些可能大家已經知道了，因此文學的角色不再是告知，而是迫使人們去看一些他們知道、但不愿意看到的畫面。

澎湃新聞：在寫作之外，你曾在改編成戲劇的《誰殺了我的父親》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劇場表演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愛德華·路易：我的寫作風格是迫使讀者去直面現實，在這方面，戲劇使得這種執念變得更有可能。在一個舞臺上面，演員對著觀眾說話，而觀眾必須要聽著。我認為戲劇是一種去抗擊、去直面的藝術，在劇院中我們沒法沒法移動，不得不去看，不得不去聽。

寫作是一種抗爭

澎湃新聞：《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誰殺了我的父親》的敘述都是在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來回切換，在《誰殺了我的父親》里有更多和“你”的對峙，這種人稱的變化是怎么形成的？

愛德華·路易：這種變化可能與我和父母關系的親疏有關。這兩本書講述的是兩個不同的故事。在童年的時候，因為我的同性戀傾向，我和父親的關系充滿著矛盾，他認為我的行為舉止應該有男子漢氣概，對他而言，男性氣概是他的模板，他的夢想，是他與這個世界的聯系，而我不符合他的標準。因此在《誰殺了我的父親》當中，我們的關系其實是比較遠的，充滿沖突，是難以愈合的關系。而在我與我母親的關系中，盡管前期也有矛盾對立，但是最后我們重新和解了，從根本上說，我和我母親有著共同的命運和經歷。

澎湃新聞：兩本書中都引用了彼得·漢德克，他曾指出語言本身是一種社會規訓，因而他使用實驗性的語言來對此挑戰和反思。你也將寫作視為一種抗爭，語言本身在這種關于抗爭的書寫里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愛德華·路易：確實是這樣。我使用語言來拉近與現實的關系。這里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現實當中，我們是現實的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我們很難去看見現實。而那些能夠引發變革的偉大作品，比如波伏娃的《第二性》，將我們每天都能感受到卻又很難明白的事情顯化了。我認為對于偉大的作品來說，讀者會覺得，我終于明白了這樣的現實。

澎湃新聞：《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中也引用了彼得·漢德克在《無盡的悲歌》（Wunschloses Unglück）里敘述的女性境遇。漢德克的母親也曾嘗試用寫作來抵抗自己的命運，但是最終走向了自殺，而你的母親走向了抗爭和改變，你認為這種差別出于哪些原因？是否意味著時代的發展對女性境遇帶來了某些積極改變？

愛德華·路易：比起50年前，女性境遇得到積極改變的可能性稍微大了一些。可能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的母親有一個同性戀兒子，我沒有家庭生活，可能我有更多空余的時間能給我的母親提供幫助。

但另一方面，我更想說的是一種暴力的悖論：對于那些受到壓迫和統治較少的人，可能更難以得到解放，而那些受到更多壓迫和統治的人，反而更容易獲得解放——相對來說，我的母親得到了蛻變，而我的父親始終是命運的囚徒。我的父親有選擇，他選擇了暴力，選擇“像個男人一樣”去喝酒，顯得自己無所畏懼，早早地結束學業，似乎他能夠反抗學校的紀律。而我的母親沒有選擇，父親要求她做家務、洗碗、看孩子，以及不要出去工作，不要化妝。我的母親并沒有去想象她有選擇，最后她成功地取回了被偷走的自由。在暴力的悖論里，我們得到的自由越少，越容易獲得解放。

澎湃新聞：關于暴力，你在《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里說到了你所施加的暴力和對于父母的“報復”，通過成為“階級變節者”而將暴力疊加于你母親所經歷的所有暴力之上。怎么去理解你自己所施加的暴力？

愛德華·路易：我在《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中提到過這樣一個場景：童年的時候我們非常貧窮，有位醫生來家里給我們檢查身體，我們會因為發現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舉手投足和穿衣都比我們要好，而產生羞愧的感覺。后來的我就成了像醫生這樣的人，當我的父母面對我的時候，他們對自己感到羞愧，這其實是一種充滿暴力的立場。

我在童年的時候一直有“復仇”的意愿：因為我是男同性戀，在學校遭到了排斥，和父母的關系也非常困難，所以我整個童年都縈繞著向父母“復仇”的想法——我認為在書中詳實地去敘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后來，這樣的意愿慢慢地發生了轉變，我遠離家庭外出學習，我希望向他們證明自己，因此，我后來的寫作不再是“向他們復仇”，而是“為他們復仇”。我后來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所遭受的貧窮和暴力、他們沒有接觸到某些知識相關，所以我的敘述也有轉變的過程。

澎湃新聞：如今你怎么看待“階級變節”，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這可能產生更積極的變化嗎？

愛德華·路易：我親身經歷過不平等，在躍入另一個階級之后，能更好地去施加改變，重新思考關于貧窮、社會暴力、不平等這些問題。我認為介入社會是作家和知識分子的責任，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在參與這樣的活動。我也會在法國參與一些亞洲團體的活動，尤其是與在法國生活的馬來西亞作家歐大旭（Tash Aw）一起，想要重新建立起作家介入政治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