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好東西》劇照

正如當年《愛情神話》一鳴驚人一樣，作為其平行篇的《好東西》目前領跑賀歲檔新片票房，影片有望憑借高口碑和高話題性，成為該檔期黑馬。兩部電影從故事到視聽都帶有導演強烈的個人風格，也確實讓《好東西》天然攜帶著從《愛情神話》接著說的因子，同時也意味著《好東西》具備的創新意識生發出了新的敘事生命力。

上海電影的新面貌

近年來，隨著《羅曼蒂克消亡史》《愛情神話》《繁花》等為代表的滬語影視作品的上映播出，被大量影像抽空能指的上海又重新回到了觀眾的視野。這些典型性的地緣影像不僅從縱向上探索了上海城市敘事資源的多元性與多樣性，也在橫向上為地緣電影的創作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敘事途徑。

《愛情神話》通過上海話在電影中的全面回歸，生動敘說著這座城市獨有的性格色彩，但這份親切、熟悉、浪漫的影像書寫更像是寫給上海觀眾的一封情書。對埠外觀眾而言，這部電影的“異質感”一方面帶來地緣空間上的文化陌生感，但也會加劇“上海它很好，但與我無關”的心理認知距離。因此，如果說《愛情神話》通過極致放大本地“腔調”的敘事策略錨定了上海地域空間的文化底色，那么《好東西》則提供了“如何更好講述上海故事”的多元視角。

《好東西》的故事依舊發生在上海，但導演幾乎完全放棄了滬語卻依然講述了一個很上海的故事。一方面，電影為觀眾提供了富有辨識度的上海城市日常空間場景。電影在上海25處取景，涵蓋51個風格各異的點位，其中洋房、街道、小酒館、咖啡廳、livehouse、展覽館這些具有鮮明上海城市標識的文化空間，融匯在川流不息的車流、忙碌的生活流之中，溶解為具象化的上海風土人情。更為重要的是，電影深入展現出當代上海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向度。上海作為國際文化大都市，異鄉人狀態或許才是這座城市情感的最大公約數。影片中鐵梅與小孩兒多次毫不掩飾說出自己是“山西人”，她們不再需要回答有關于“上海人”的身份問題，能夠自在、自洽地駐足在街道、老洋房、天臺、摩登天空以及酒吧等上海任意的城市空間意象之中，充分感受這座城市帶給自己生理與心理的雙重體驗。電影中作為異鄉人的“滬漂”族與上海這座城市不再是充滿結構張力的二元對立關系，鐵梅、小葉、小孩兒這些女性角色既是異鄉人也是新上海人，她們在工作、學習、情感上遭遇的迷茫與困境，順理成章地成為“上海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中三位女性日常出入的場所，以及和她們打交道的人們，大致完整地勾勒出上海都市人群的生活場景。影片中在路邊席地而坐彈琴唱歌的年輕人、散發上海人幽默的門衛保安大叔等群體形象，淋漓盡致地描摹出當代海派風情與都市生活煙火氣，與影片的主人公們共同構筑了上海文化多元互動的景觀全貌。由此，“滬漂”與“土著”的地域標簽消解為都市景觀中的“一般大多數”，這座城市與城市里的人們也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情感匯合，進而生動折射出海納百川、大氣謙和、開明睿智的上海城市文化精神。

當《好東西》不再需要以強烈的“滬語文化”標記上海，但影片的每一處都漫溢出更加濃郁的上海味道時，上海這座城市更為清晰化，上海故事也變得更為鮮活。

當代喜劇的新表達

《好東西》不僅延續《愛情神話》講述發生在上海的故事，同時也延續了其先鋒話題與幽默語言的喜劇風格，甚至在喜劇類型的演繹上顯得更為游刃有余。

《好東西》的喜劇特質首先體現在對人物角色的反差處理上。由于影片囊括愛情、親情、友情、女性職場與家庭處境、教育理念等新時代關注的多元社會議題，因而通過設置不同代際、不同性別、不同人生經歷的關系層次，不僅讓角色對這些社會議題的討論顯得合乎情理，也為喜劇效果的發生預留充足的互動土壤。其中，如果把單親媽媽王鐵梅、女兒王茉莉、樂隊主唱小葉這三位不同年齡、不同性格、不同經歷的女主人公經歷單拎出來，都能夠達到傳統苦難敘事的書寫預期，但導演并沒有選擇重復苦難敘事，而是放大三位女性角色性格中的“另類”氣質，通過挖掘角色之間互動的化學反應，從而實現超越苦難敘事的喜劇內核。此外，通過潑水撕衣、比拼吃蒜“雄競”詼諧橋段，影片實現對王鐵梅前夫、男鼓手，以及眼科醫生三位男性角色的顛覆性改造。這些真實鮮活、反差生動的新型男女群像，為影片鋪墊出輕松詼諧的氛圍基調。

《好東西》里情感豐富妙趣橫生的男女群像，是在高度凝練、精雕細琢的語言藝術中生動呈現的。該片繼承了《愛情神話》里那種百無禁忌、短兵相接的語言爽脆勁。信息量大、包袱密集的語言文本配合演員日常生活化的表演，將臺詞中蘊藏的喜劇能量最大化釋放。犀利幽默、大膽前衛的臺詞不僅承載著社會熱點甚至尖銳話題，也對這些社會議題作出先鋒獨特、有趣有梗的觀點表達。影片男性角色在討論“性別文化”議題時，征用“上野千鶴子”“結構性問題”等學術性話術，不僅形成具有反諷意味的幽默感，也展現出語言藝術的思想性，具有反復品味的空間。

《好東西》作為以對話文本為核心支撐的“話嘮”電影，嚴格意義上是以情景為導向的喜劇類型（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情景喜劇”）。《好東西》里強大的臺詞信息密度以每個特定的場景語境實現段落化切分。尤其是影片中幾場精彩紛呈的餐桌群戲，通過高度濃縮的“飯桌閑談”對現實進行換位模仿，月經羞恥、性別文化等社會敏感議題得以在輕盈、輕松的現代餐桌文化中被表述出來。雖然影片中話鋒交互的對白情節不勝枚舉，但有關王鐵梅為何離婚、小葉對原生家庭的態度立場、小馬和父親矛盾關系的細節等展現，電影盡量保持冷靜與克制，選擇在語言的縫隙之間，將現實的面貌隱藏在嬉笑怒罵后的留白之中。導演對語言幽默性與思想性的雙向兼顧，讓她開辟出一條有別于開心麻花、寧浩、馮小剛的當代喜劇創作的創新路徑。

提供觀察當代女性生活的新視角

顯然，展現當代女性現實生活的不同截面，關注女性成長話題是《好東西》這部電影鮮明的特點。

和僅僅簡單地將男性氣質附加到女性身上從而提供所謂“女性覺醒”的理想方案的電影作品不同，女性已經覺醒才是《好東西》的故事起點。它以三位在生活里面臨各種問題的女性群體為樣本，為觀眾提供了觀察當代女性生活的多維度窗口。

王鐵梅就是一位典型的覺醒女性，她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和穩定的情緒內核。當王鐵梅不得不面對自己的母職和外界的評判標準時，導演又以機智幽默的講故事方法，緩解這份附加在覺醒女性身上的“痛苦感”。王鐵梅雖然是母親，但她可以繼續工作、談戀愛，也能在面對“我為你去結扎”、撕衣服的男性話語、行為時，自在大方地說出自己的不舒服。同樣，小葉自身已然背負各種舊創傷，但她總是義無反顧地站在王鐵梅、小孩兒的身邊，也通過王鐵梅找到治愈自己的方法。影片中有一組富有想象力和生命力的蒙太奇對此做出了隱喻性表達：小葉帶著小孩兒辨識各種聲音，小孩兒聽到和形容出的各種聲音的形式背后，恰恰是媽媽王鐵梅生活瑣碎的瞬間采擷。影片在相似蒙太奇的來回疊加過程中，不僅讓這位單親媽媽美好堅韌、自由松弛的個人品質躍然紙上，也讓三位女性之間的心靈走向契合。

影片還對男女關系進行校正。《好東西》看似以大量性別角色反轉的場景來塑造“大女主”式的爽感敘事。但在輕松調侃，甚至有些嘲弄反諷的故事推進中，不難發現影片中的男性并不是一無是處的，女性也絕不是完美主義的化身。影片借王鐵梅前夫、鼓手老師之口，輕盈地點出男性在女性主義語境下虛與委蛇的佯裝態度，也善意地提醒女性主義本身的局限與困境。影片中的男性角色并不是單純的“工具人”。無論是認可大男子主義而離婚、而后懊悔的前夫，還是成長于女性缺位的原生家庭的小馬，都在某種程度上指涉了超越女性主義意涵的所指。導演試圖傳達這樣一個事實：女性主義從來不是通過壓迫一方成全另一方，而是讓每一方都意識到整個社會結構性力量對自身施加的影響，而這是男性女性共同需要面對的社會議題。

影片最后還提供了“不再玩他們的游戲”的答案。王鐵梅可以暫時不做“大女主”，小孩在做觀眾和上臺表演中，選擇了寫作；小葉最終學會拒絕男人，與原生家庭和解，做回瀟灑的自己。這些女性角色不再需要通過自身努力打破社會尤其是男性對她們的刻板印象，她們在破除標簽、尋找自我的過程中找到讓內心自洽的標準。影片關于女性議題的討論皆沒有定論，給觀眾留下充足的思考空間。因為一切未完待續的“好東西”，或許都在“等著你們長大后出現新的游戲規則”才會有答案。

（作者系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