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以青春的名義不朽——談楊沫與《青春之歌》

作家楊沫像 楊之光 作

作家楊沫在修改自己的長篇小說《東方欲曉》時說：“革命文藝不應當是裝在套子里的、凝固僵死的木乃伊，它應當是鼓著金色的翅膀，高高地飛在云端、飛在高山大海、飛在無限廣闊天地里的、永遠激勵人們前進的金翅鳥。”她的這一思想一直貫穿著她創作的始終，讓其著作在眾多的革命文學作品中獨樹一幟，尤其是她的代表作《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楊沫在身體處于病痛之中卻一直堅持創作多年，又歷經坎坷才得以問世的一部長篇小說。她以自己的生活和成長為原型，描寫了林道靜、余永澤、江華以及盧嘉川等一批知識青年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所作出的選擇，圍繞革命、愛情、青春、抉擇等關鍵詞展開故事，成為了十七年文學中的重要經典。如李揚所評，這“既不是因為它是一部政治寓言，也不是因為它是一部言情小說，而是因為它既是政治小說又是情愛小說，或者說，是因為它是一部情愛小說的方式講述的政治故事”。顯然，《青春之歌》作為一部為數不多的以女性為主人公的革命小說，不僅具有濃厚的女性知識分子氣息，同時又因楊沫將“愛情”這一人類永恒的話題與革命選擇緊密聯系在了一起，豐富的意蘊和靈動的詩意詮釋了知識分子話語、女性話語、革命話語之間的復雜關系，于是小說突破了簡單的兒女情長，革命之中的愛情有了崇高性，一曲對生命的向往與追求的青春之歌回應著激情熱烈的時代，為讀者帶來了新的文學體驗。

《青春之歌》的三個版本

《青春之歌》于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并在《北京日報》上同時開始連載。這是《青春之歌》的第一個版本。該書出版后立刻在廣大群眾中產生了巨大反響，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印刷近百萬冊。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4月召開的文學評論工作會議上對《青春之歌》表示肯定，并說，最近有3部好作品出現，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紅旗譜》，一是《青春之歌》。

1959年《中國青年》第2期刊發了一篇首次對《青春之歌》提出公開且嚴厲批評的文章，由此展開了一場熱烈的、全國范圍的大討論。《文藝報》和《中國青年》上開辟了專欄登載了許多關于《青春之歌》的意見和評論。其中，有對此提出尖銳批評的，認為全書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沒有揭示人物靈魂深處的變化，尤其是主人公林道靜在愛情生活上不嚴肅，思想斗爭上不深刻；但更多的是對《青春之歌》的贊賞和褒獎，認為此書生動地反映了“一二·九”時期的時代面貌和時代精神，而林道靜、盧嘉川、江華等人的形象也很真實且具有典型性。討論持續了三個多月，《中國青年》上連續討論了4期，總編邢方群還專門請示過中宣部的林默涵，林默涵表示：“你們搞這個討論很好，茅盾的文章寫得很好，我同意他的意見。”最后，作為這次討論的一個總結，茅盾明確肯定了這“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何其芳也在文章中談到“對于《青春之歌》的吸引讀者的程度我還是估計不足的”，并認為這部小說不可否定。

謙虛的楊沫認為這次討論對自己非常有益，她覺得其中確有正確的成分。為此她花了3個月的時間對《青春之歌》進行了補充和修改，1961年3月修改后的《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青春之歌》的第二個版本。這一版最大的變動是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的七章和北大學生運動的三章，同時也對其他人物和情節作了必要的修改，而楊沫最愛的兩個角色盧嘉川和林紅幾乎沒有任何改動。根據金宏宇先生的統計，《青春之歌》再版本在初版本的基礎上修改了260多處……再版本共計增寫七八萬字篇幅。楊沫認為，“一二·九”運動前后，的確有許多知識分子離開了北京，到華北農村參加了革命斗爭。她補寫的這一段就是自己的親身生活。而整個修改都是圍繞著林道靜的成長和她所走的道路來進行的，這樣的修改使小說更貼近了生活的真實，是非常必要的，對林道靜的這一人物塑造的典型性也是十分有益的。之后面對這一版《青春之歌》的批評和質疑，她也一直堅持己見，并未恢復初版的原貌。她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助于廣大讀者了解舊中國危殆的過去，向往新中國光明的未來，雖然“現在的青年人對革命好像不那么感興趣了”，但仍“不能想媚俗，也不想邀某些作者之寵”，不能為了取悅他們就隨意刪改。1991年6月，楊沫在《青春之歌》新版后記中說：“我只能以一顆忠于祖國、人民，熱愛共產主義的心來從事我的創作。”足見其一生的赤誠情懷。

之后，在經歷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批判和討論，楊沫于1977年在第二版的基礎上再次對《青春之歌》進行了一次較大改動，1978年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以重印本（定本）出版，這是《青春之歌》的第三版。楊沫在《重印后記》中說：“這本書在這次再版中，除了明顯的政治方面的問題，和某些有損于書中英雄人物的描寫作了個別修改外，其他方面改動很小。”根據金宏宇先生統計，這一個版本與1960年的版本相比，“修改有80多處。其中屬于政治問題和英雄形象問題的改動有17處，其余的都是所謂‘其他方面’的改動”。

迄今為止，《青春之歌》的發行量已經超過了500萬冊，有包括英語、日語、印尼語、德語、西班牙語在內的20多種文字的譯本，有助于《青春之歌》在海外的廣泛接受，也推動了中國紅色經典在海外的成功傳播。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流傳，《青春之歌》英譯本館藏范圍已遍布全世界，美國和日本成為館藏豐富且具代表性的兩個國家。

不僅如此，在60余年的出版發行中，《青春之歌》小說被陸續改編成連環畫、話劇、京劇、川劇以及電視劇、音樂劇、歌舞劇等各種形式。1958年，因為《青春之歌》小說的巨大影響，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改編的同名電影被作為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影片，在全國范圍內發行放映時造成了轟動效應，很多影院甚至24小時上演該片，依舊座無虛席，該片成為了中國電影史上的一部經典之作。1961年，鄧穎超曾給楊沫寫信說：“《青春之歌》電影我看過不只一次，小說也看到‘忘食’。”2018年，適逢小說出版60周年之時，話劇《青春之歌》在北京四天之內連演五場。中央戲劇學院教授、導演羅錦麟看過之后不禁感慨道：“看過《青春之歌》引起了我許多的回憶……60 年前，楊沫的小說面世，引起了我們一代人的熱讀，幾乎人手一冊。”2019年，《青春之歌》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常讀常新的《青春之歌》

楊沫在創作第一版《青春之歌》中比較重視人物成長的歷史時間，而非具體的歷史空間，因為在主人公林道靜的成長史中，成長的主要是人，而非人物所在的環境。換言之，在這個過程中，她身處的環境不但并未和她一起成長，反而成為了她逃離和放棄的對象。

到了第二版，也就是楊沫對小說進行修改時，此時的北京城已經如同小說中的主人公一樣煥發出了新的生機。在這時再來審視小說人物所置身的環境時就會發現，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來看，對舊社會北京城的“破敗風景”的描寫能更好地映襯出北京城的“巨大變化”和“新生風貌”。于是楊沫在1959年12月《青春之歌》再版后記中說：“國慶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門前。……祖國十年來的偉大成就，不禁使我回憶到過去——回憶到‘七七事變’前我在北京生活時的那些情景。……那時，徘徊在這里的人們，眼看著雄偉的天安門油漆剝落，仿佛沉睡在厚厚的灰塵中……可是這種情景，今天的青年同志再也不能看到——永遠也無法看到了！”

而到了今天，幾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北京城發生了比第二版修改時更為巨大的變化。如果我們想要了解當時的北京城，了解過去時光風貌、地理環境中的人物影像和生活，無疑文學作品是極好方式。同樣，也只有融入到當時當刻的地理空間之中的人物生活才是真實可感、活色生香的。很顯然，楊沫在寫作小說不久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這又不是通過簡單的局部修改能夠解決的，即使她在第二版中已經作了一番較大的修改，但作品在風景地理的展示上也仍未對整體風格產生太大影響。所以楊沫才會在再版后記之中專門感嘆了這個問題，她說：“《青春之歌》在這方面遠沒有盡到它的職責——這是我在國慶節前，從天安門前的輝煌情景中，才感覺出來的。不過已經來不及補救了。”但不管如何，作者筆下所描繪的天安門前的玉帶河、北大的紅樓和圖書館、北海、什剎海、故宮河沿等，仍然為我們展現了近百年前的老北京城的城市格局和城市風貌，勾勒出一幅在20世紀30年代，首都南遷后瘡痍滿目的北京城，呈現出了當時的革命者們活動的特定地理環境，表明了林道靜等一批知識青年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是在一個怎樣多災多難的環境之中作出了各自的選擇，而這也進一步證明了共產黨人革命的正確性。在小說中，這種頹敗風景與北京城的巨大變化和煥發的新生機之間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張力，構建起了小說獨特的審美空間，讓人在閱讀之時不禁慨嘆感喟，對人物的選擇又有了新的理解，也讓整個故事的發生發展看似已經過時，但其實常讀常新，在不同時代讀來，總會有不一樣的心得體會。

不朽的青春之歌

楊沫對筆下的北京城始終充盈著澎湃又熱烈的情感，她生在這里，長在這里，離世亦是在這里。她說：“北京把我撫養、教育成人，給我幸福、溫暖，給我諸多的榮譽和新人，更給了一顆仍然年輕的心。……它時時催促我，命令我……要珍惜生命的一分一秒！它不時地提醒我應當如何回報北京。……我只有不停地揮動手中的筆。”青春應該是一首怎樣的歌，楊沫用自己畢生的經歷交出了自己的答卷，那就是始終用自己的方式歌頌生活中的美，鞭撻生活中的丑。戰爭年代，手里是隨時準備與敵人殊死一搏的槍，而和平年代，手里是一支創作書寫的“生花”妙筆。

楊沫的兒子馬青柯回憶母親時說：“她一生只鐘情兩件事，革命與文學。”她曾是紅軍時期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的戰場上，她是出生入死的八路軍干部；在解放戰爭中，她是一手拿槍、一手拿筆的新聞戰士。1933年前后，在殘酷的白區地下斗爭中，她直接接觸和間接聽到了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的英勇斗爭、寧死不屈的革命事跡。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后，她在敵后參加抗日游擊戰爭，先后在冀中地區，后來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從事過婦女工作、宣傳工作等，親歷過很多戰友壯烈犧牲，被他們視死如歸的行為震撼，并深受感動。這些人長期活在她的心中，形成了一座座豐碑。楊沫表示，“有機會日后我一定要將他們寫出來”，“我要把我身上的豐碑搬出來，搬到廣大人民群眾的面前，叫后世人民永遠記住這些英勇獻身的同志們”。所以她一直堅持自己要“多寫可敬可愛的人物，雖然她（或他）們各有不同的缺點”，但也正因如此，才顯得真實可貴又扣人心弦，引起讀者的共鳴。

她由衷地感謝共產黨于她走投無路之時，解救她于暗無天日之中，使她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社會之中看到了光明，并使她有勇氣和力量在長期的殘酷戰爭歲月中堅持信念。也正是這份感激和感念成為了《青春之歌》這部小說的原始基礎。對于這位曾寫出“我國當代最有影響的作品之一”和拍成“我國最優秀的影片之一”的文藝家來說，她對這本書的最高愿望則是希望這部作品能讓今天的年輕人知道過去的人們是如何斗爭的，是如何經歷，是如何走到今天，那么對于今天的青年人來講，也許會對我們今天的美好生活更珍惜一些。畢竟，“創作，這是一門很有意思的勞動。作家創造出來的形象不僅可以教育和感動讀者，同樣也可以教育和感動作者本人。在創造盧嘉川、林紅這些視死如歸的共產黨員形象的過程中，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仿佛升華了，就仿佛飛揚到崇高的境界中”。所以她也希望他們能成為讀者們的導師和朋友，進一步領悟青春真正的意義。這份美好的期許，也是楊沫創作《青春之歌》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因，也使楊沫本人一直以青春的名義而不朽。

楊沫在之后又陸續創作出長篇小說《芳菲之歌》（1986年），以及《英華之歌》（1990年），它們和《青春之歌》成為了她的“青春三部曲”，而與第一部《青春之歌》的發表時間跨度已長達30年。其實楊沫早在《青春之歌》完成后就想動筆續寫，提綱都已擬好，但卻始終因身體病痛等種種原因而未能如愿。三部曲的完成給《青春之歌》中那些鮮活的人物畫上了一個句號，也使楊沫再次認識到自己作為一個作家，“應當嘔心瀝血，把最美好的、能感動讀者、能凈化讀者靈魂的作品獻給人民”，同時也啟發著一代代青年思考自己的人生價值，思考如何才能不虛度自己的青春年華。

（作者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馬識途研究中心研究員、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院教授，本文系四川藝術基金2024年度青年藝術創作人才資助項目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