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始終熱愛青年，他囑托青年作家“首先要做一個真誠的人”，要“作家和人民心貼心”。“講真話”和“把心交給讀者”兩句箴言一直掛在由巴金創辦的《收獲》編輯部里，它不僅僅是對《收獲》辦刊的鞭策，更是巴金對自己的要求，以及對青年的寄望。11月25日下午，作為紀念巴金先生誕辰120周年的重要活動之一，“青年與文學的未來——青年作家創作座談會”在上海市作協舉行，各地青年作家相聚在一起，共同緬懷前輩作家巴金。

“今天我們都在這里紀念和緬懷巴金先生，可明晰‘把心交給讀者’的真正內涵并不容易。”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李敬澤在致辭中表示，“把心交給讀者”不僅僅是把心交出去，還意味著首先以讀者為心，以蒼生為心，再把這個心變成自己的心，惟其如此，作家的實踐才能與時代真正產生聯系，而這顯然是要下大功夫的。他進而談到，青年和未來確實息息相關，但這種關聯性并非順其自然發生的，也不是必然的事實，而要依靠“巨大的責任和自覺”，真正的關聯有賴于磨煉“與之相匹配的巨大的能力”。他勉勵青年作家，“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的開天辟地，巴金一代作家是開天辟地的，上世紀余華一代作家也開辟了屬于自己的天地，現在這種責任和自覺已經來到你們這一代人當中。”

巴金創辦《收獲》時，曾用最樸素的語言申明辦刊主旨——“出人出作品”，在《收獲》現任主編程永新看來，這句異常樸素的叮嚀仍然是一代又一代《收獲》編輯辦刊的意志準繩，并為之付出了經久不懈的努力。作為一本地位舉足輕重的文學雜志，《收獲》向來注重對青年作家的扶持和培養。2014年，《收獲》曾經組織過一次青年作家座談會，“今年這是第二次與青年作家朋友們相聚，希望《收獲》所在地巨鹿路675號成為青年作家的‘娘家’，也歡迎你們常回來”，程永新說。

做一個真誠的人，把心交給讀者

“在生活和創作中保持真誠和熱愛”是青年作家們不約而同談到的話題。白琳坦言，寫作之初，她曾花費很長的時間認識自身。現實的境遇使她聯想起偶然在咖啡館遇見的橘貓，盡管肉體已經衰老，但神情仍然專注機警，對世界充滿興趣，這正像寫作時的自己。相對于計劃性，她更樂于保持興趣和熱愛，保持開放性，“依然保持著簡單的熱愛和真誠，才是寫作的核心”。

董夏青青回憶起閱讀巴金作品的經歷，《家》《春》《秋》三部曲經過中戲師生一次次創排演繹、煥發嶄新生機的過往仍然歷歷在目，這使她意識到，“是巴老的作品給了幾代人抒發青春意志的出口”。而當讀到巴金的《隨想錄》，感受卻與從前是“冰火兩重天”，巴金書寫的真誠激勵了像董夏青青一樣的青年創作者，“要用至真、至善、至愛的光去晾曬隱藏著的假惡丑的‘霉菌’，也要像先生那樣，勇于走進一線，寫下最可愛的人的故事。”

再次閱讀巴金1986年寫給青年作家的致辭，王蘇辛仍然對洋溢其中的樸素與真誠充滿感懷，“巴金先生親歷了20世紀的起起伏伏，他作為偉大的前輩，用他的文學成就為當代文學寫作建立了一個挑戰，也用他的文學視野為當代文學史提供了一座移動圖書館，他身上巨大的行動力，至今仍然激勵著青年作家”。巴金的經歷就是一座移動的素材庫，這也讓他過上終身沉思的生活。談到當下青年作家如何做到終身成長，王蘇辛認為，“說自己想說的話，表達真實的感受，說起來非常簡單，實踐起來卻極其困難，這要求作家不但要誠實，還要具備誠懇的能力。當下文學尤其是小說始終都面臨著傳奇性的誘惑，太多故事在互聯網流傳，可文學尤其是小說的沉思屬性，使得青年作家要做到‘真’，就要在學習中一遍遍練習誠懇的能力，由此抵達的真實才是經得起檢驗的真實，也才可能在撫慰作家內心的同時抵達他人的內心，成就可能被留下的敘事”。

王占黑非常喜歡和珍視帶有“青年”字眼的活動，因為這讓她身邊充滿“與許多同齡人專注于同一項事業”的氛圍感。當被問及“多年寫作最大的好是什么”，在思考的幾秒中內便闖入她腦海的想法是：“寫作最大的好是誠實地面對自己。因為生活中有很多不太經得起考驗的時刻，這使得寫作的時刻尤為珍貴。” 只有在寫作時，王占黑真切地感到自己是“打著赤膊跟一片空白面對面”，仿佛只有在這種時刻，一個“不被擊潰的、真實的自己”才漸漸顯形，“你將看到自己的變化、局限，而這些都是寫作中必須接受的部分，對我來說是寫作最大的‘真’”。因此，當讀到巴金《隨想錄》中寫到“說真話，寫真話”時，她感到格外動容。

青年作家們參觀巴金圖書館

短視頻、AI、VR體驗等新事物層出不窮的時代，青年何為，文學何為？

如今青年朋友間常談起的一個話題是，當今短視頻、游戲、VR體驗等各種新媒介層出不窮，與此同時，AI的出現模糊了現實和虛擬的邊界，切片信息又削弱了“真實”在人們心中的比重，這一切似乎都在指向一種無盡的虛構。那么，文學還有什么意義，青年作家的目光將落向何處？三三的思考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這個問題。在她看來，文學不僅僅是一種充滿語言符號的文本。它具有充分的空間，等待著被不同的人進行不同的闡釋，以便成為一種衡量靈魂的標尺。它不僅是被消遣、體驗的，在與作者、讀者的雙向互動過程中，它折射著彼此心中的秩序。它的存在不是以目的性為主導的，而是開放的，所以才能隨著人類一同領受時代的變化。這樣的體悟，對三三的寫作也有很大啟發，“寫出好的作品，同時更應該寫出真實的自己”。即便如此，“還有一件事，是作為寫作者應該明白的：敲開寫作的那扇門，多么艱難。甚至還有可能寫了一輩子，連那扇門在哪里都不曾知曉。那么能怎么做呢？我不知道。只能先靜觀其變，保持冷峻與決心。反復地嘗試，看看門最終是否能打開”，三三說。

“瑞典文學院授予我這個獎項，并非為了讓我們沉浸在榮耀之中，而是提醒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韓江獲得諾獎后拒絕開慶功會的一段話深深觸動了陳各，她認為被冠以“青年作家”的名頭，同樣代表著一種榮耀和身份，但這樣一種身份，絕不是因為“簡單地寫了幾篇小說”，而需要保持更清醒的頭腦，跟前輩作家相比，當面臨更多誘惑，“保持自省，不迎合，不屈服于惰性，的確需要一種真正頑強的意志去與之抗衡”。或許，文學的未來就存在于這種自省和抗衡之中。

哥舒意的文學道路是從《收獲》起步的，2006年《收獲》的長篇小說增刊刊發了他的作品，此前他尚未發表和出版過任何小說。這讓他切身地體驗到《收獲》“正是秉持著巴金先生的文學精神，面向青年和未來辦刊和培養作者”。轉眼間，哥舒意已經寫作了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里，有過猶豫和困境，也有世界加速改變帶來的沖擊，但正是最初的鼓勵，使他始終堅定地在現實題材、科幻寫作等領域筆耕不輟。盡管經歷了迭代，文學的影響力并不會在一朝一夕間消退，而這正是新一代寫作者“挺身而出的時刻”，“我們既要真誠地面對自己，也要真誠地面對作品，擔負承接過去和面向未來的自覺”。

青年作家余靜如在《收獲》從事編輯工作，在前輩編輯的悉心傳授下，更熟悉巴金先生為人辦刊的點滴，“巴金先生說‘生活是文學的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源泉’，他的文學思想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巴金先生將他的希望與祝福都放在年輕人身上，稱他唯一的希望是孩子們一定要比我們這一代幸福”。有感于編輯和作者的雙重身份體驗，余靜如談到，《收獲》一直秉持對年輕人開放、包容和鼓勵的理念，和青年一起成長，相互成就，共同奮斗，而這也應是文學面向未來的題中應有之義。

本次座談會由上海市作家協會、《收獲》雜志社、巴金故居主辦，《上海文學》雜志社、《萌芽》雜志社承辦，《收獲》雜志副主編鐘紅明主持。青年作家白琳、陳春成、陳各、杜梨、董夏青青、丁顏、哥舒意、龔萬瑩、栗鹿、錢幸、索耳、索南才讓、三三、武桐、王若虛、王蘇辛、王玉玨、王占黑、小飯、周嘉寧、周婉京、余靜如等與會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