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似乎天然是人類宏大敘事預留的位置和聚合的形式，沉積了無數個體精神場域的火山灰，而詩中的人間是將這些火山灰背后的日常生活從末梢處喚醒與照亮的存在。薄暮的詩集《我熱愛的人間》以其不作偽的在世經驗承接了“人間”這樣的宏大主題，持有特殊的取景框來聚焦人間的真假實幻，在內部鑲嵌細致且真誠的日常經驗，又引渡歷史記憶與想象，讓此刻和前生的雙重情動在時空中錯位和共置，建構出他所熱愛的人間。

第一輯《鐵器》，著重于攝錄身邊共時性的發生，普通事物和他的詩性感知洞悉遇合，搭建了詞與物之間纖細又堅實的連接點。鄉間記憶貫通他的寫作呼吸，因此那些稀松平常的農作物、花草、家禽意象接引了顯豁的生命澄思。如《干凈的水聲》直接將日常經驗轉換為精神經驗，詩人和鐵器、雞黍的互鑒是他在現代性的擠壓中重新回歸大地的坦蕩選擇，這種內在的及物性形成了提取于靈魂的抗體，讓他的詩免于染上虛浮炫技的時疫。展露了更高辨識度的《擺渡》一輯，則進一步吸納了多時空的共時性匯聚，以情思為調動，將現代漢詩與古典詩歌、現代小說深度連接，發掘出更充沛的審美能量。當代詩歌中，引入古典文學中先賢、典故和文化的詩并不鮮見，但往往因為文化和時空的疏離感和排異性使人難以從嫁接體中尋找到切實的生命血印。藝術的輕浮勢必帶來情感的漂浮，古典資源并不是淬煉當代詩歌的免檢性高級材料，反而更有可能造成懸置感。

薄暮的詩歌將個人的生命基因融入歷史記憶，時空回環轉移，敘述從敞開到回轉，向縱深處綿延尋根的同時，始終握著活著愛著的此在。這讓薄暮本人也借由詩歌增生為一個多元生命體，置身現代而不抹去現代的痕跡，遁入迢遙又始終不忘生命本質的亙古同一性。不同的時代分身在詩歌中構建平衡又打破閾限，在擴容后構建成一種無邊界的平衡，于是時間的底座被抬高，空間的疆域擴充至現實未抵達的遠方與想象。如《增廣賢文》《水滸別傳》等，書中事與書外人的生命軌跡彼此交織；《范滂傳》《岳陽樓記》《致巢谷》等從歷史中尋覓到精神共同體。除了穿行于歷史，薄暮還有數篇穿越至魯迅小說世界的詩篇，時間的刻度、空間的實幻都是模糊且可以穿弋自如，他的生命影像、記憶錯動和想象空間在詩行間生長。

詩人與其筆下的生命血型配對完成且不排異，也是詩歌的現實性和寓言性相榫合的成果。文人心頭之血將當代人和古代人的眼淚湊泊一處而相互化融，如同從槐下蟻穴里挖掘出了可以配對的精神骨髓，以往昔之“我”解讀今日之“我”，解救或預讀來日之“我”，《岳陽樓記》《致巢谷》等篇尤其昭示著薄暮與范仲淹、巢谷等人相似的精神召喚結構，且同時具備了當代詩人的認知裝置與其專屬的精神事件。

歷史想象的沖動在喧囂致幻的年代里尚未去勢，可見薄暮依恃的不僅僅是自己的精神能量，返回到詩歌源頭，是在破解靈魂的命運共同體密碼后獲取能洞穿任何一代人心的精神膂力，因此在他與不同維度的世界靜觀與反觀時，詩歌有充裕的光能內照他獨有的生命譜系。他精神擺渡所至的異世空間，意味著一個詩人的求真意志和精神信仰不僅來源于現世可見之物、所處之鄉和已證之事，還來源于對可能、未知、不可見的想象。那是一種詞源性質的精神夢巢。薄暮對人間的愛與信有一種重塑和再植，從熱愛到怨憤，從向外索取許可證到返歸自作精神史，經歷過靈魂的還丹術，從異世知己處采擷藥引，即使肉身并未謀面，也一樣從虛空處攫獲了生命的根性力量。整本詩集中，“不敢”與“羞愧”的語詞頻繁出現，看似怯弱，但噬心之后仍然眷戀塵世，集體斷魂之世依舊不肯出逃，豈非英勇。

薄暮的詩遣經驗和想象、個人與時代、歷史與記憶相互尋訪和究詰，對人生迷思、親緣摯愛、生存乖謬都作了勘問，他提供給讀者的閱讀視野是潔凈的，慣常會落俗的鄉野生活和今古對話都被擦去了毛刺與塵垢，赤忱地展露出他的生存“曾在”與“此在”，這些凝聚著主體性的時刻勾連著他的精神淵藪，及物性以富于張力的玄思完成拓殖，主體性則以敞開的抒情秩序重建了個體和世界的本真關系。他寫此刻之詩，也寫前生之詩，寫日?？梢娭镏?，亦作懷想不可見之物之詩，但無論是遠古凝亙、虛構文本還是現實場景，都不出樸素人情的點陣之中。

仰望與垂首的雙向度也讓薄暮的詩更加接近陳超吁求的“多褶皺的文本”，無數人翻閱相似的歷史，經歷相似的現實，詩歌的意義在于以修辭關系改寫人間，一個遠景相同而近景唯一的人間。他凝視著人間尚可眷戀之物、尚難背棄之道，凝視讓他略滯緩于時代，這種輕微的斥力讓薄暮的“情動”流調于動態世網，不斷對不同空間的“人間”察微、遙想、摹形、重建、凝神，對人間的熱望是晦暗之中唯一的光源。尼采那句“我們熱愛生命不是因為我們習慣于生命，而是因為我們習慣于愛”，或可作為薄暮詩歌的一種注解。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