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文學以始終在場的方式描繪出不一樣的風景。作家以文學為“取景器”，真正沉入生活深處，扎根新時代的山鄉大地，推出了一批有時代溫度的精品力作。這些作品以“廣角”或“聚焦”的方式，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時代精神和奮斗精神的新人形象，這些人物形象不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也深刻反映了中國鄉村走向全面振興的廣闊空間和無限可能。

報告文學作為記錄時代的文體，真實性是其基本特征和命脈所在。蘇有郎的報告文學《最后一站》以鄉村振興為題材，是一部真實感人、曲折動人、細節暖人且具有鮮明特色的作品。真實感人體現在作者所做的大量深入采訪和田野調查，確保了每一個事例、每一個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在創作中，要想“探尋實相之廬，勘究真知之衢”，作家需要撲下身子、邁開腳步，走向鄉村、深入調研，才可“捧得圭臬出深山”，在這方面，蘇有郎明顯下了不少苦功夫。

《最后一站》的曲折動人體現在情節設計上的一波三折，其中既有主人公曲憲忠擔心果園是“短期政績工程”而持有不太信任的心理，也有村民、果農對曲憲忠所描繪的果園美好藍圖持有的懷疑心理，還有曲憲忠愛人張玉芬對丈夫持有的既支持又反對的矛盾心理。不同人物不同心理的交融交織交鋒，使得故事情節更為生動。

《最后一站》的細節暖人體現在作品中引用了大量的看似平常瑣碎的細節，比如主人公曲憲忠躺在床上還在考慮“他們到底澆水了還是沒有澆水”這個問題，并且在凌晨四點就起床到現場查看。這樣的細節，讓一個認真負責、工作嚴謹的老科學家形象躍然紙上，讀來讓人感動。作者精心設計的對話和內心獨白，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體，情感表達更加真摯，像曲憲忠與張玉芬之間的對話，不僅展現了他們的夫妻情感，也反映了他們對鄉村振興事業的不同看法和態度，增加了故事的層次感。

判斷一部報告文學作品優劣的標準很多，除了真實性和文學性、思想性之外，題材的獨特性也占很大的權重。在這方面，蘇有郎可謂抓準了選題。近年來，鄉村振興題材在報告文學領域屢見不鮮，科技助農的文學敘事也屢有出現，如何讓作品呈現嶄新的面貌，就要求報告文學作家有選取新鮮題材的能力。在《最后一站》中，作者以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深入鄉村振興現場為視角，圍繞老科技工作者積極改變鄉村面貌、帶領農民致富而展開敘事，彰顯了題材的獨特性。

人文關懷的體現，是《最后一站》的另一特色。蘇有郎不僅關注了鄉村振興的宏觀進程，更深入到個體命運的微觀層面，通過曲憲忠與村民們的互動，揭示了科技與傳統、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與融合。這種人文關懷讓讀者在感受故事的同時，也能夠對鄉村振興背后的人性光輝和道德價值進行深思。

《最后一站》還有一個特點是角度切得很準。主人公曲憲忠曾任省農林廳副廳長，此前還擔任過基層鄉鎮的負責人，他身上的故事一定不少，如果展開，應該可以寫成一部長篇報告文學，但作者僅選取了曲憲忠68歲以后的時光作為敘事主線，選擇了一個比較新穎的看似微觀的角度切入，把很多與主題無關的背景隱去或一語帶過，充分顯示了作者對報告文學敘事角度的精準把握，同時也彰顯了作者篩選線索、信源、素材的能力，正因如此，強調了“最后一站”的可貴性，讓人從中品讀到“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的詩意。

難能可貴的是，蘇有郎在書寫曲憲忠的事跡時，以張群歐、張慶慈、張義德等一批村民或村干部的現身說法為敘事主線，通過他們的講述來漸次展現曲憲忠的生動事跡和高風亮節，作者將自己置于更為客觀的立場，以第三者的視角、口吻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縱深發展，也使得作品有了極為鮮明的客觀性特征，所述事例更顯得真實、有說服力。另外，蘇有郎在敘述中巧妙運用了非線性敘事手法，通過閃回和前瞻，將過去、現在和未來交織在一起，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立體的時間結構。這種敘事結構不僅增加了閱讀的趣味性，也使作品的主題更加深刻。

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體裁，長期以來一直在探索如何在真實性與文學性之間找準那個微妙的平衡點。這確實是一項艱巨的挑戰，報告文學不僅需要準確地反映現實，還要以引人入勝的方式講述故事，讓讀者在獲取信息的同時，享受到文學帶來的審美愉悅。蘇有郎在《最后一站》中做出了很好的嘗試，展現了作者的寫作功底和對鄉村振興事業的深刻理解，為同類作品的創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作者系《中國作家》紀實版編輯部主任、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