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學術界存在一種學術動向：從普遍的、大寫的、確定性的語言論范式走向具體的、小寫的和非確定的后理論范式。后理論范式的“思辨轉向”“事件轉向”和“生命轉向”這3種轉向不約而同地將視野從語言的藩籬中延伸到語言無法定義的外部世界、無法表達的獨異性情境甚至無法觸及的“虛空”。這些非語言性、非抽象性和非同質性的存在對于語言來說都是語境的組成。在語境論凸顯的時代，我們開始反觀中國古代詩學中是否存在可挖掘的語境論資源。

于是，周裕鍇教授的《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進入了我的視野。這本書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的修訂版。本書以清晰的語言、翔實的文獻和整飭的結構梳理中國文化中闡釋學脈絡，挖掘了中國古典學中豐富的闡釋學資源，建構中國闡釋學的理論意涵。中國古代同樣存在閱讀和評論在不同時代和不同空間的經典文本的問題，因此，中國古代闡釋學是本自具足的。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也出現了獨有的學術傳統。這本書探討“以意逆志”“知人論世”“詩無達詁”“史詩互證”等觀念和命題中的闡釋學機制。闡釋學的目標之一就是準確理解文本或言語的意義，以及意義生成的語境。中國古典詩學中不存在“語境”概念來指涉文本意義所依寓的原初點或者空間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浩瀚的經史子集文化傳統中就不存在語境觀念。在此，我們需要區分“語境意識”“語境觀念”和“語境理論”的概念。“語境意識”指人們最初思考世間萬物時非自覺地使用的關聯性思維，比如亞里士多德所提及的“適當”和西塞羅所講的“合宜”。“語境觀念”主要指“語境”概念尚未明確提出之前，人們解釋對象時自覺地采用的與整體性、關聯性和有機性等相關的概念和命題，比如孟子的“知人論世”說，劉勰的“附會”說等。“語境理論”主要指馬林諾夫斯基首先提出“語境”概念之后，各個學科中大量涌現出關于“語境”的觀點或認知，比如民俗學家理查德·鮑曼的“演述情境說”、范丹姆的“審美語境主義”、歷史學者昆廷·斯金納的“歷史語境主義”和科技哲學中的“語境實在論”等。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古代文論所涉及的“語境”命題只能算作“語境觀念”而非“語境理論”。那么《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涉及了哪些語境觀念呢？

作為“作者語境”的“詩史”。宋人的“詩史”除了詩歌中描述的歷史事件這層含義，還包括詩歌作品的歷史、詩人自身的歷史（包括思想感情史）。文本所置身的歷史語境并非文化敘事意義上的，而是與作品意義直接關聯的作品史（文本間性語境）、作家史（作者語境）。作者語境不能是干癟的編年譜，還應該是作家某時某地創作的原生態語境，孟棨稱為“本事”。周裕鍇教授將“本事”的英文譯作為“background”，即背景（常常與“語境”同義互換）。讀者從詩人的“本事”知曉詩人的“本意”，然后才能理解詩歌的“本義”。與此同時，受到記錄者的時空局限，“本事”自身不確定，同一文本可能有不同的“本事”。

作為“讀者語境”的“活參”。南宋文人提出文本的“活參”本質是追求包括個性、習慣和情境在內的讀者語境。“活參”認為參禪悟道不能執著于佛教權威教義，不拘泥于字面意思，而應該憑借本心和直覺、隨機參悟。對詩歌的理解“不拘一義”，也不受制于作者的“本意”，而取決于讀者的“會心”和“各隨所見”。讀者所攜帶的文化知識、審美經驗和生命體悟等共同促成文本意義生成的可能性環境或場域。宋人提倡的“切己體認”就是讀者從自身存在體驗來領悟文本意義。躬行實踐和親證，并設身處地地思量作者的原初語境。在詩歌批評中，以“身臨其境”的方式理解和認同作者的原意。換句話說，我們要重新體驗作者的生活經驗和創作過程，才能真正理解詩歌的思想、情感、韻味、意圖等。在相同的親證中，作者語境與讀者語境重疊在一起，產生妙不可言的共鳴。這也使得“以意逆志”變得可能。后來，金圣嘆更是抬高了讀者和評論者的權威地位，認為文本意義不局限于所謂的“原義”，還在于批評者創造性的評點中。對文本對象選擇和文本解釋的主觀性讓文本成為讀者語境的充分展開符號空間。

作為“歷史語境”的“詩史互證”。清代詩歌闡釋追求“詩史互證”，即詩歌文本和歷史文本的相互印證。它包括通過歷史證據知曉詩歌文本的語境（以史證詩，如黃宗羲）和通過詩歌文本的證據去修補歷史典籍的闕遺（以詩證史，如錢謙益）。“以史證詩”將文學意義的闡發歸結為真實事件的歷史語境，這確實能讓我們看到詩歌意義生成的一個面向。

作為“傳播語境”的“翻譯”和“解釋”。傳入中國的佛教在融入中國原有文化過程中涉及“翻譯”“解釋”和“領悟”等方面問題。尤其在隋唐時代，高僧們通過翻譯、解釋和領悟實現不同話語和文化的對話。主體間性和文化間性語境在這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翻譯的過程就是解釋的過程。翻譯者必須將其所理解的意義置入接受者所生活的文化語境中，先將佛經由梵語翻譯為漢語，然后潤色以迎合中國本土的流行文風和文化語境。佛經翻譯過程必須面對兩種語境差異：原文本創作者和接受者之間的時間跨度和“愚智懸殊”。“講解”也涉及兩方面語境：講解者原初的生活語境和接受者的生活語境。前者所孕育的知識經驗與后者滋生的知識經驗之間形成巨大的語境性差異，這就需要講解者通過以儒道比附佛家的“格義”或者因時因地用各種因緣、譬喻、言辭等方法“隨宜”“方便”地解釋佛經。

本書并未將時代精神和自然環境與文學之間的關系納入闡釋學梳理中，畢竟這些語境要素與文學意義之間距離稍遠。我以為它們都是中國古典詩學中語境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元明之后，理論家們比如王世貞、虞集、彭師度和王國維等都明確談到一代又一代之文學的觀點。時代精神語境造就時代的不同文學體式和風貌。同時，不少古典文獻也明確談及作為自然空間的“地理語境”與文學風格、審美之間的關系。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提出的“江山之助”論。他認為地理環境決定著作家的審美經驗、生命意識和思維方式，也決定著文學風格和文學體式。最為典型的當屬“南北文學論”，南北方不同的地理語境造就了文學上的“南虛北實”“南文北質”“南韻北骨”和“南秀北雄”的審美差異。

中國古典詩學有意識地使用語境論來闡釋文本，但同時也關注到作為語言環境的語境受制于“語言”和“意義”，于是它又內包著“超語境論”的思維。對語境的超越首先體現在“以意逆志”的命題中。什么是“以意逆志”呢？宋人學者姚勉認為古今之人具有相同的心理結構和共通的人性。在此基礎上，“吾意”能夠還原、同構和客觀呈現“作詩者昔日之志”。根據“理無不同，志無不通”的原理，讀者能達至作者原意。“以意逆志”變成主體間的神秘內在體驗、心領神會或者一種參禪式的“妙悟”，與語境沒有直接關系。其次，文學的妙處不完全受制于語境、語言和意義。嚴羽《滄浪詩話》所倡導的“興趣說”認為，好的詩歌體現在言之外看不見、摸不著的韻味中，詩歌的妙處好似“水中月”“鏡中像”。這種觀念不追求作者的“意圖”和作品的“意義”，反對讀者層面的注解，反對將詩歌作為歷史的一部分。可以說，我們從中國古典詩學中同時看到了語境論在文學批評和研究中的局限和不足。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語境詩學的理論流變與當代價值研究”（項目編號：19FZWB02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