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先生走出大學校門，就進入出版界。他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到執(zhí)掌香港三聯和北京三聯，再到退休后被商務印書館請去做出版策劃，40年來，一直活躍在出版這一理想者行業(yè)的潮頭，策劃了一系列深刻影響社會的書，以出版者的人文情懷與社會擔當，為這個時代的精神成長盡職。

10月，上海三聯和青豆書坊聯合出版了《翻書憶往正思君——一個出版人和一個文化時代》。這本書的基調是通過分享高品大家的嘉言懿行，折射一個時代的文化氛圍，講述當事人為此而付出的心血與智慧，以及所體現出來的視野、境界、勇氣與仁慈。

“值得一寫”也“值得一做”的先生學者們

《翻書憶往正思君》全書共收錄了28篇文章，涉及30多個人物。可以說，每個人物，都是“值得一寫”也“值得一做”（王鼎鈞語）的先生學者。

提起錢學森，現在至少有四代人知道他是杰出的科學家，是“兩彈一星”元勛。李昕寫錢學森，自然不離老本行——記述出版人與作者的書緣。但是，作者有意無意間披露了錢老的一封親筆信：“近日我深感我國文藝人和文藝理論工作者對高新技術不了解之病。我經常收到的有關文藝、文化的刊物有《中流》《文藝研究》和《文藝理論與批評》，而其中除美學理論外都缺少對新文藝形式的探討，研究科學技術發(fā)展所能提供的新的文藝手段。”通過這封信，我看到錢老不僅是科學家，還是一位人文主義者，進而悟出“錢學森之問”的背后，更是一種高維度的家國情懷。

韓啟德是醫(yī)學科學家，也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但是，他始終提醒自己是一個醫(yī)生，關心的是改善醫(yī)療環(huán)境，普及醫(yī)學知識。這位“醫(yī)中仁者”的思考是人文的，甚至是哲學的。李昕在與韓啟德討論出版《醫(yī)學的溫度》過程中，這位醫(yī)學權威所關注的，是如何更有利于讀者。作為一位醫(yī)學科學家，韓啟德對待某些人們所關注的疾病，有著與同行不同的主張。作者概括為：“關于高血壓、高血脂要不要長期服藥控制，又如癌癥早發(fā)現、早診斷、早治療是不是確有必要，他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進行了令人信服的實證研究。”

旅美山東籍臺灣作家王鼎鈞，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海外中國人的良心”，更是散文成就的“崛起山梁”。他的藝術散文《碎琉璃》《左心房漩渦》《回憶錄四部曲》，被公認為新文學運動以來散文創(chuàng)作的“新高地”。可是，他的作品，盡管在國內出版了不少，卻沒有引起廣泛注意。李昕先生在主持北京三聯期間，先是推出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緊接著，把他的“作文四書”（后來擴展為六書）和“散文四書”等一系列代表作推出，形成“集群效應”。如果沒有李昕，這位為一個世紀的中國人刻錄了精神年輪的作家，恐怕仍未真正走近“中國的讀者”。

編輯有時是助產士，有時是盜火者，有時是促成枯木逢春的人

編輯有時是助產士，有時是盜火者，有時是促成枯木逢春的人，他為人催生、接生、著裝、登臺。曾任人文社總編輯的屠岸強調：“編輯的作用不是把書印出來，而是要幫助作者提高圖書的質量。”一個有良知、有擔當、有境界的出版家，能夠成就一家出版社，成就一批作者，也成就社會。

美國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認為，完整的文學活動，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讀者，四者缺一不可。而廣義的文學活動，應該包括整個人文領域。在此，我要補充說：完整的文學活動，除了以上四者，還要加上編輯和出版社。一個無名作者或背氣作者寫出一本書，如果遇到不識貨或不擔當的編輯，連連碰壁之后，可能把書稿付之一炬（或從電腦中刪除），并從此失去自信。寫作者在自信與自卑的交織中“生”出一部生命之作，有幸遇到慧眼編輯，既成就了“這個”作家，也推動了文化的進步，使“天地間多了些子”（朱熹語）。如果扼殺了，沒有人惋惜“天地間少了什么”。因為，所有的大家，起步時都是無名小卒。

李昕說：“對缺少資望的作家，是什么態(tài)度，體現出一個出版人的眼力、境界與胸懷。”在《二十年來常思君——追憶“文學圣徒”高賢均》一文里，李昕披露了阿來的《塵埃落定》在屢屢遭拒之后，書稿落到了人文社編輯腳印手里。她認可這部無名之輩寫出的非凡之作，只是自己不能做主出版，于是向副總編輯高賢均匯報。因病休養(yǎng)的高賢均，很快讀完稿子，通知腳印，“這本書咱們出版，你一定要好好編。”就這樣一錘定音，成為暢銷書，還獲了茅獎。讀到這里，我不免感慨：編輯的境界與心腸，在某種意義上關乎一個文學天才的命運，進而影響文明的進程。因為，世界的百年變局、中國的復興征途太過精彩，現實生活為作家提供素材，他國作家望塵莫及；而中國圖書市場巨大，文學讀者能夠供養(yǎng)海量的純文學作家。

為眾多的出版人塑像

李昕為眾多的出版人塑像。他寫屠岸，說“被自己的美德耽誤了。他既是‘正人’，又是‘君子’”。寫陳早春，“我感到陳社長的性格中有一種難得的寬厚和雅量。”寫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楊德炎，稱他執(zhí)掌“正襟危坐”的出版機構時，是作者、讀者和同事的“侍者”，并引用他的夫子自道：“我能做的，就是把金字塔招牌再擦亮一些。”只是，這位“敏銳精明而又溫文儒雅、謙虛和藹，彬彬有禮、親切待人，永遠有外交官風度，臉上總是帶著善意的微笑”的出版家，退休后還沒寫寫自己，就匆匆離世，令人痛惜。

作者在后記里說，本書的第四輯，“主要不是寫人而是寫事，每篇都涉及一些筆墨官司。”但是，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以正視聽”，而是“義理、考據、辭章”有機交融的散文。借用法國哲學家福柯“知識考古學”的術語，這組文章可謂“人事考古”的精彩篇章。

當年，梁啟超因間歇性血尿，在協和醫(yī)院做了病腎摘除手術。術后，癥狀并未明顯改善。兩年后，梁先生因肺部感染再度住院治療。當時，坊間傳出“主刀醫(yī)生割去好腎留下病腎”的段子，梁先生及其親屬為此發(fā)聲，糾正誤傳。按說，這已成“定案”。但是，幾十年過后，有人拿八卦作為事實，再度炒作，以至有部三卷本的暢銷書，拿此說事，頌揚梁先生為維護西醫(yī)名譽而吃啞巴虧的“君子風范”。如果說，這一公案，在兩個“外行”人筆下出現，讀者只是作為八卦對待，而寫進聚焦西南聯大學人風范的書中，就增加了可信度。李昕先生采用年代學方法，對原始文獻進行排列，梳理清楚這一誤傳的來龍去脈。得出所謂割錯腎的公案不過是對“名人私事的望風捕影的集體炒作”。這一令人信服的“考據”，不僅洗清了對主刀醫(yī)生劉瑞恒的抹黑，也堵住了借此抹黑現代醫(yī)學的嘴巴。

對于著作等身的臺灣作家李敖，人們津津樂道的，是他那些雷人的名句。這意味著有兩個李敖：一個是本色的，一個是八卦的。李昕梳理清楚了兩個李敖，包括他坐牢的真正原因，他跟明星胡因夢離婚的原因，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李敖。

《翻書憶往正思君》中這些健在的和過世的高品大家，在不同時期，營造了清澈的精神氣流，滌蕩著精神霧霾。我們應該記住他們，繼承他們的精神遺產。

在高速發(fā)展的當下，我們時常“走得太快，靈魂跟不上來”。從這本書的敘述中，我們體味那個群星璀璨的文化時代，重獲堅定前行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