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曠野里》甫一開篇，有著在血與火的年代長時間革命工作經驗的“老同志”朱明山，就被“安排”到“新”與“舊”強烈對照的情境中。與上級領導談話結束之后，他坐上了列車，從“煙塵彌漫的市區，帶著轟轟隆隆的巨大響聲，沖到渭河平原上的田野中了”。其時，“涼風從紗窗里灌進來，甚至鉆進人們的單衣里面，叫人渾身上下每一個毛孔都覺得舒服”。而“透過紗窗，眼前展開了一眼望不到邊的已經叢茂起來的秋莊稼，遠遠近近地隱蔽在樹林子里的村莊，一節看見一節又看不見的、反射著陽光的渭河，以及那永遠是那么雄偉、那么深沉、那么鎮靜的和藍天相襯的黑壓壓的秦嶺……”。

車廂內擴音機播放著全國流行的歌唱偉大祖國的歌曲，歌聲與乘客愉快的笑聲叫人動容。朱明山不愿也不能壓抑內心的巨大的喜悅，“他帶著他一貫的堅定神情，看看車廂里，又看看車廂外面。他滿意的神情給人一種印象：好像世事照這樣安排是最好了，好像平原、河流和山脈都歸他所有了，好像擴音機在為他播送歌曲……”可不是嘛！如朱明山一般生活在新世界中的人物，幾乎無不被新生活呈現出的新氣象所感染，而歡喜于中形之于外：那位戴眼鏡的老人和朱明山以及周圍乘客，圍繞報紙上的一條新聞展開的熱烈的討論，一個留胡子的農民關于自家三斤棉花送給收花站時的心思的簡要說明，均讓尚未抵達新的崗位的朱明山“已經預感到他將要開始一種多么有意義的生活”。

與即將展開的有意義的新生活中的新氣象所引發的新心理、新情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朱明山不愿思量卻不能不時時思量的妻子高生蘭在“新”“舊”易代之際思想的滑坡和行為的“乖?！眴栴}。想當初，文化程度較低的朱明山在陜北的一個區里和高生蘭共事，她那生氣勃勃的生活態度和工作精神為全區的干部所“愛慕”，但她潔身自好，即便對于自己的上級朱明山，她也“僅僅敬慕他處理問題的原則性和做艱苦工作的堅韌性”，但卻“惋惜他文化程度低”。他們互相幫助，共同成長，以至于朱明山以極低的起點，竟然可以讀《被開墾的處女地》這樣的大部頭作品！毋庸置疑，是“高生蘭把他引進了新的世界”，讓他能夠開始“一種不知足的探索”。他“連續讀了那個時期風行全陜甘寧邊區的《日日夜夜》和《恐懼與無畏》”，文化程度和用世的能力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到《在曠野里》開篇之際，朱明山已經不是早先那個文化程度低的干部，而是內外兼修，在思想、情感、心理以及工作實踐能力上皆有極為充分的觀念、經驗和生活的積累，已為小說即將展開的矛盾做好了“自我的準備”——此為后話，先按下不表。也因為共同學習共同進步，他們“談起愛情問題”并最終建立家庭。其時努力學習不斷進步的高生蘭斷無意于做只用心于家庭生活的“家屬”，而仍葆有積極進步和向上的渴望。其時為一九四五年。

孰料不過數年后，因戰爭而分開的朱明山、高生蘭在思想上也逐漸產生了“分歧”。血與火的斗爭雖損傷了朱明山的身體，卻磨礪了他的精神，讓他隨著生活現實的變化而不斷自我調適，逐漸成為正在展開的新生活中為數不多的能夠與時俱進的重要人物。高生蘭卻走上了另一條道路。戰爭年代極為艱難的逃難生活以及饑餓和繁重的家庭負累讓“她和書報絕了緣，而同針線和碗盞結了緣”。往日積極進步的高生蘭變得“寒酸、小氣、遲鈍和沒有理想”，朱明山非常痛心地意識到，高生蘭在精神上“和她母親靠得近了，和她丈夫離得遠了”。更有甚者，“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禮炮聲在高生蘭頭腦里引起了可笑的反映——這就是‘最后勝利’，好像她根本不知道毛主席新的名言：‘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她的生活苦難一結束，“新的世界使她頭腦里滋生了安逸、享受和統治的欲望”。她無意于認真工作，時常生發行使特權的欲念并訴諸行動，罔顧可能由此引發的“危險”，以至于朱明山不得不動念將她送到黨校學習，希望她“在黨校能慢慢重新認識”自己。朱明山對在列車上讀書的李瑛所表現的“內美”的“賞識”即源于此，何況李瑛讀的還是其時頗為流行的加里寧的《論共產主義教育》。此書在此處出現也非隨意之筆，而是內含“大義”：加里寧書中所述之情感方式，不就是朱明山心儀且和正在展開的新生活對“新人”的新心理、新情感的召喚與期待相統一的嗎？

高生蘭思想的滑坡，既與舊社會艱苦生活的消磨有關（否則為何說她“和她母親靠得近了”），也與她不注重學習進步，頭腦中殘存的舊思想沉渣泛起密不可分?！捌粕街匈\易，破心中賊難”，正在展開的新生活欣欣向榮也日新月異的新氣象易于感知，其間人物自舊社會承襲的舊觀念卻不易革新——此為全書展開的基本情境。甫入新崗位，一場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便擺在了朱明山面前，如不能妥善解決，則棉花必然減產，生產任務不能按期完成，也必然影響新生活建設的步伐。茲事體大，縣委書記朱明山必須全力以赴，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一場消滅棉蚜蟲的“戰役”就此打響。但作為全書基本問題的棉蚜蟲“殲滅戰”并非“問題的核心”。由此引發的不同層次各色人等的不同現實反應及其所彰顯之復雜精神“問題”，或屬柳青關注的重點所在。如其對該作的自我說明所言，該書的寫作目的，是敘述老干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思想問題”。如高生蘭般滋生特權思想，是思想問題的重要一種。固守舊觀念、舊經驗而不能因應時代新變做出自我調適，以妥當處理新生活不斷提出的新問題，亦是思想問題的重要一種。前一類情況高生蘭可為典型，后一類縣長梁斌最具代表性。

梁斌也是有著頗為豐富的工作經驗的老同志，但他的觀念卻時常與新生活的新需要并不合拍。他要求縣農場砍伐果樹改種莊稼的決定，群眾中就有不同意見。“有人把這種行為比喻成拆了從敵人那里接收來的樓房另蓋瓦房，有人說這實際上是把接收來的財產當成天上掉下來的東西揮霍，有人甚至提到原則的高度說大批地砍伐既成林木是犯法的?！边@些意見，梁斌也并非不知，但獨斷專行是他的一貫作風。處理縣農場問題如此，安排消滅棉蚜蟲工作時亦是如此。他反復強調動員群眾，卻不能充分認識群眾對棉蚜蟲災害的復雜心理，更未能及時了解消除災害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致使他所負責的區域因行動滯后險些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在事上磨煉，也在事上見出各人的水準。同為棉蚜蟲“殲滅戰”的具體領導者，在“事上”，朱明山和梁斌的思想高度、處理問題的水平，以及作為領導的胸懷、格局高下立判。朱明山踏實務實的工作作風，與梁斌不切實際的紙上談兵對照鮮明。這兩個人物及其所表征之復雜問題，在《創業史》中得到了更為細致的描繪。只用心于閱覽文件，不在實際調查研究中下功夫，故而不能對具體的現實問題有準確的把握，是縣委陶書記的基本特點。與他相反，楊副書記極為重視從實踐調查研究中獲取解決問題的方法，故而在多種問題上，認識要比陶書記更為準確，也更加深入。對這兩類干部觀念和行為的分野的描述，既是《創業史》的重要議題，亦是《在曠野里》的“核心問題”之一——梁斌與前任書記的關系書中雖未展開敘述，但隱微的意思并不難辨明。梁斌不易相處，若非朱明山事事處理得當，恐怕也會因嫌隙而造成工作中的重大損失。梁斌的問題固然重要，難以適應工作新要求的普通干部觀念和經驗的“新”“舊”交替更為迫切，也更具普遍性。這一類人物的觀念轉變及其意義，可以白生玉為例略作說明。

極為豐富且頗具代表性的生活“前史”，足以說明白生玉并非特例，而是此一時期極具典型性的重要形象。他十五歲開始攬長工，一九三六年便脫離生產參加革命，“為革命跑爛的鞋湊在一塊兒”也極為“可觀”。此后他兩次面臨回家種田、僅謀個人生活的機會，均被他斷然拒絕，孰料在“革命的第二天”，他卻要面對因文化程度低而被人輕視、難以正常開展工作的問題。白生玉和縣長梁斌關系緊張，故而屢屢生出回家務農的想法。就全書整體看，如白生玉般有著豐富的革命經驗，卻因文化程度所限，一時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新需要的“老同志”不在少數。柳青詳述白生玉的革命經歷，寫他無力應對新生活中的新命題，以至于生出“退意”的現實和思想根由，并將之放在具體的“事上”調適的用意，或在于以虛擬世界的人事創造性地回應現實問題。朱明山以為白生玉思想的“癥結”，在不能合理區分“一般干部問題”和“個人的革命前途問題”，將二者“糾纏在一塊兒”，必然是“越想越苦惱”，問題終究也得不到解決。克服此種心理問題的方式無他，經由不斷學習促進觀念持續的調適為唯一有效方式?！耙菃文脗€人的革命前途來說，不管到哪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下決心學習?！贝藶樵凇笆律夏挕鳖}中應有之義?！笆隆币膊粌H是工作過程中不斷涌現的新的現實問題，還包括由“事”關聯的“人”的問題。若以個人的革命前途為唯一緊要事，如梁斌的專斷這種“人事”問題，亦是需要“磨煉”的內容。換言之，白生玉需要在適應和克服種種現實的、精神的、情感的困難的過程中完成作為“新人”的自我創造。

新情感的展開，亦是“新人”創造的重要一維。朱明山對李瑛偶然一現的“好感”并不摻雜兩性情感的成分，但隨著在工作中的不斷接觸以及對自身情感的反思，李瑛對朱明山的“愛戀”，意義卻頗為復雜。書中對此雖未詳細鋪排，卻也表明新生活中新情感生成之于具體工作的重要性。朱明山對高生蘭的“不滿”和他對愛人的種種期待，在李瑛身上得到了頗為充分的表現。李瑛對交往甚久的男友張志謙由不滿到分手的心理和行為變化，多少與她對朱明山認識的深入和情感的“發生”有關。在一個涼爽清靜的早晨，李瑛不能抑制她對朱明山生活“隱秘的興趣”，且由此自問：“難道和這個新來的縣委書記不過幾回的接觸，她已經愛上了他嗎？”但她的確對朱明山的個人生活所知甚少，按照她的戀愛態度，“沒有真正的互相了解”，就不能談及愛戀?！暗抢铉植荒芷垓_她自己，新來的縣委書記的確撩動了她少女的心了。”即便這只是一個少女對“一個有修養的老同志的崇敬”中混雜著“對一個男性的愛慕”，也不能說作者的目的是敘述“革命”與“有情”的辯證。新生活的新創造必然包含著新情感的生成，其間義理，一如《創業史》中最終可能和“新人”梁生寶“結合”的不會是徐改霞，而是和生寶一樣熱心集體事業的劉淑良。此種愛情觀的“新”“舊”之變，尤具值得細致討論的重要意義，為“新人”創造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心理、情感的轉變說來簡單，落實于具體的生活實踐卻需花費極大的“內”“外”功夫。何況這種轉變往往關聯著極為復雜的精神傳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在秦嶺腳下，在渭河邊，在田野里，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物欣欣向榮，生機自然顯發，但與新生活相應之新觀念的創造卻需“人事”的努力。是故，觀念“新”“舊”的復雜博弈，在動員群眾的過程中始終存在。就在縣委縣政府緊鑼密鼓地組織、宣傳、動員群眾開展棉蚜蟲“殲滅戰”的同時，廣闊的田野里，一些受災的群眾又在做什么呢？縣委書記朱明山和縣長梁斌共同閱讀的情況材料中如是敘述：“報告用了很長的篇幅，列舉農民‘靠天吃飯’的神秘思想和迷信行為——‘天意’‘越說越多’‘成啥種啥’”，還有些人“敬神”抑或相信“天災天滅”。朱明山指揮的治蟲工作隊在渭河兩岸產棉區所見更加令人沮喪：有兩個村抬“萬人傘”祭蟲王爺；還有人翻了棉花地種晚苞谷，至于能否獲得收成，誰也難有定見。“靠天吃飯”的舊觀念根深蒂固，祭蟲王爺即是典型表征。此中問題頗為復雜，好學善思的朱明山因之生發關于“教育農民”的意義的洞見：“土地改革把他們從封建剝削底下解放出來了，可是那不過像把吊起來的人解救下來一樣。一家一戶種著這里一小塊那里一小塊的地，一年四季從早到晚，累斷筋骨，可是吃上吃不上自己不知道。地主雖然打倒了，他們的命運還在所謂‘老天’掌握著哩……”由是可知，何以《創業史》中推進科學種田、打破“靠天吃飯”的觀念窠臼，較之普通的思想動員尤具復雜的精神意涵。田間地頭并非不能產生可以與時俱化的人物，種棉能手蔡治良即屬典型，他既有豐富的可能承自先輩的勞作經驗，也能應時應勢而變，不斷創化經驗以應新現實的需求。但這種鄉村自生的力量仍需與外來的新觀念結合，方能不斷回應新的現實問題。就此而言，“在曠野里”，在鄉村，世界呈現為不斷朝向未來的未定開放狀態，時刻處于可不斷精進的“上出”之境。自然如是，人事亦同。

這種種攜帶著頗為鮮明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時代消息的“新”“舊”觀念、情感、心理的復雜博弈并未隨著《在曠野里》的“被擱置”而隱入時代深處，而是在數年之后的《創業史》中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揮?！对跁缫袄铩返摹拔淳埂敝夂汀拔幢M”之思，也在同樣“未竟”和“未盡”的《創業史》中得以延展。“題敘”和“正文”鮮明的“新”“舊”對照包含著的深刻而復雜的思想和時代命意，圍繞梁三老漢個人發家觀念的超克及其所包含著的克服貧富循環的精神義理，從代表主任郭振山到縣委陶書記以及層層擴展的基層干部觀念因應時代新變的不斷調適及其時代價值和實踐意義，圍繞科學種田和“靠天吃飯”兩種觀念的交互辯難；等等，皆有不可忽視的復雜思想和實踐意涵。明乎此，方能從根本意義上明了何以《創業史》所述年代距今已遠，卻仍包含著重要的借鑒意義，也是塵封七十余年的佚作《在曠野里》一經問世便引發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