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文學史可以發現，文學的發展如蛛網般交疊纏繞、伏脈千里，其中一條悠久而綿長的重要脈絡是漫長歷史過程中“雅”的文學與“俗”的文學不斷交替迭生。如今，借助媒介的力量，文學正在向包含不同文類的“雜文學”范疇復歸。進入“泛文化”時代，全媒體語境下文學也在泛化，尤其是文學作為一種精神、審美取向滲透在各種文化藝術之中，已成為普遍的共識。

文藝融合新趨勢，在于“融文藝體”的實踐探索。泛文化時代，數字化趨勢下多傳播媒介并存，多文藝體式競相迸發出活力，呈現融合趨勢。各類文藝形式緊密相連，構成一種“文學藝術綜合體”——融合運用各類文藝形式、手段和媒介來描繪廣泛的社會存在，滿足人們精神需求而形成的帶有綜合概括特點的審美客體。例如電視劇《我的阿勒泰》帶動同名散文集熱銷，吸引了眾多新讀者，老讀者們又重新回到文學的懷抱，紛紛重溫李娟的系列作品。電視劇播放期間，全國2024年5月上半月暢銷書排行榜顯示，《我的阿勒泰》位列文學藝術類圖書銷售排行榜第1位，列全品類圖書熱銷第7位。并且引發了長尾效應——《我的阿勒泰》在8月下半月文學藝術類圖書銷售排行榜依然是第1位。“散文”文體的影視呈現，其改編經過了多過程、多渠道的審美整合，優質的文學內容有了影視的加持，文學故事的媒介符號化及其重新組合催生“化學反應”，形成了文學閱讀的社會效應和市場反饋的良性循環。

值得關注的還有文學性突出的“歌曲”。有許多詩歌變為音樂后得到廣泛流傳。如今，音樂人有意識地加大歌詞文學性的比重，尤其是從文學傳統與經典之中獲得營養與啟發，進行藝術探索。比如近期大熱的刀郎新專輯《山歌寥哉》，一些歌詞中蘊含了《聊齋志異》的意象與典故，將音樂與文學緊密結合。評論家孟繁華認為，歌詞與時代和日常生活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詩歌。可以說，正是文學性、詩歌性讓“趣緣圈層”得以交叉、對話與融和。

多維度“融圈”，探索文學的全感官魅力。文學藝術多元共生的發展態勢，不僅在發展過程有緊密關聯，接受過程也呈現出緊密纏繞的景象。這意味著優秀文藝作品既要符合當下大眾新的“閱讀”需求，也應成為極具創造性、有“流通”價值的“融文藝體”產品。

在這種語境下，討論文學的“破圈”，意味著文學不但要“破圈”“出圈”，更要“融圈”。伯瑞奧德認為，當下文化層面構成關系的諸多要素有了新變化，因此要構建關系思維，運用新科技、新媒體造就新的文藝形式，注重各種文藝形式、媒介之間的融合關系，通過形式的能動性，與受眾建立嶄新的動態關系，筑造人際互動的“共活性”空間，繼而恢復人的主體性地位，建立一種“關系美學”。從這個層面看，“融圈”也是各類文藝體式共融發展，形成新理念、新氣象。當下“融圈”的手段措施愈發豐富，推動文學在藝術形式上更為豐富的表達，并且實現認知、情感、價值觀的多向統一，讓文學成為一個具有強大的文藝輻射能力的“融文藝體”，擁有更旺盛的生命力。

不同的媒介技術有不同的感官“偏向”，技術、媒介的發展進一步打破了視覺中心主義的分工秩序。信息以聲、光、色等不同屬性、多部分組成，媒介的多樣化帶來了感知注意力的多元化和知覺的整體性，媒介和感官體驗的交互作用形塑了不同的感官秩序，在知覺時將視聽嗅味觸等生理信息接收組成一個整體，“感官一體化”漸趨顯現。維利里奧認為，當下的敘事是“聲音、影像乃至觸覺的電傳敘事”。當代文學正是以一種全感官形式走進每個人的生活，滲透到日常的各個角落，參與整個社會的精神建構。

“感官一體化”這一現實語境變化的顯著影響之一是創作主體的多元化，也包括寫作者身份的多重化。作為文學四要素的世界、作家、文本、讀者之間的聯結更加復雜，全民寫作、閱讀、評論的時代已經到來，意味著創作者們面臨更為復雜的挑戰。

優秀的作家里從來不乏詩書畫才能皆備者，將視線進一步延伸到文藝領域亦可以發現許多“跨界”寫作者。例如，“五條人”樂隊主唱仁科出版短篇小說集《通俗小說》，實踐了與珠三角城中村相關的“塑料袋美學”；張頌文在《天涯》（2017年第3期）上曾發表散文《在心里點燈的人》，文筆細膩、情感真摯，展現了對于生活的感知力；演員陳沖20歲時在《青春》（1982年第2期）發表了短篇小說《女明星》，時隔40年后又以寫作者的身份重新登場，散文結集為自傳《貓魚》；《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4期）刊發了關于林青霞跨界寫作的對談與評論文章……這些現象的涌現也說明不僅要看到時代賦予個體“斜杠”式的身份多元和機會可能，更要看到多樣身份背后的綜合特質，即審美創造力。

新變化意味著新時代對作家的要求進一步提高，呼喚寫作者們全面發展與專注并行。必須要承認的現實是，音樂、影像有時比文字能更直接迅速地嗅到時代的新氣息，“讀者”們也不再單以書面、印刷文學來感知文學的力量。如何在新形勢下構建與讀者和接受者的“和諧共生”關系便成了文學“融圈”的核心命題。文學與其他文藝形式向來不是涇渭分明，而且文學真正要打破的不是一個劃分明確的圈，而是打開人們的“心房”之門，走進內心。同時，要擁有更寬廣的視野，提高文藝創作活動的開放性、交互性。從這個方面看去，新時代要求文學創作者擁有極其強烈的嗅覺與敏銳度，以充分的藝術準備，發揮創造力，找準文學的創新性空間，迎接當下“讀者”的多需求甚至高要求。

重塑靈魂，在于文學主體性思維的建構。“融圈”需要更加關注各類藝術形式中的“文學性”，這對文學研究與批評也帶來了新要求。應守住“要道”，即始終保持對“文學性”這一最內核的關注與把握，建立多元化、立體化、動態化的研究與批評范式。比如確證“文學性”的存在，在各類文藝體式中尋覓新經驗和新啟示，以此來反哺有關文學的敘事。例如，學者張莉曾指出短篇小說和“脫口秀”這二者有相同的魅力。“脫口秀”是與時代緊密互動的藝術形式，其敘事節奏與當下人們的話語方式相匹配，和短篇小說有類似的質地，在短篇幅里有著敘事的密度，甚至可以歸入“口頭文學”，是用聲音傳達的文學。正是“脫口秀”中的“文學性”有力解釋了感知層面的速度問題。

“融”不意味著被“融化”“融解”乃至彌散，不能“無色無味”令人難以察覺。怎么“融”，“融”成何種樣態，仍是當下和未來需要長期思考的問題。數字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接收信息的廣闊空間，但也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專注力。媒介在傳遞信息的過程中消解意義，數字技術構造的“仿真世界”瓦解人們的理性反思能力，導致意義感的匱乏。文學主體性面臨著新境遇新挑戰，需要被重新審視與塑造。而主體性能賦予文藝作品以強大的精神價值。當前的文學發展面臨著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沖擊，尤其是文學創作的主體性將面臨深刻考驗。人工智能以數據理性的結構性“編織”進行的是回溯性的、歸納性和統計性的寫作，那么文學主體性應該更加面向未來、面向未知，以創造性視野關切身處不斷變化中的人的存在，去真正觀察并書寫世界，用主體的有機引導技術，與之共處共生。

也就是說，無論媒介發展、傳播和接受方式如何多樣，都要保持文學于文藝體式中的精神主體性立場。文學作品不能僅僅只是母本，更要以嚴肅性、思考性將接受者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到文學上，同時警惕流量文學，抵制唯流量至上的風氣，對焦文學獨有的本質特征，思考激活它如何處理社會議題、回應時代呼喚的內在動力。貼近讀者但不媚眾，不僅僅是在泛文化語境中對文學人文屬性的重新梳理與整合，更要從“自我—他者”邏輯關系的焦慮中跳脫出來，在新的文學語境之中鑄造能夠促成新的融文藝樣態的文學經典。

總之，文學應成為“融文藝體”之核，成為中心泵站，發揮“泵血”作用，讓強健有力的文學心臟泵出富含生機與營養的血，將文學最鼓舞人心的營養、能量與精神流動并輸送至各種文藝體式之中，流至每個“讀者”全身的“血管系統”之中，強健并滋養整個社會的心智與體魄。

（作者系青年評論家，中國現代文學館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