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共生、精彩紛呈的中華文學大家庭中，對于某些區域、地方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與評論，往往會出現多寡、輕重的傾向。這不僅僅是由于傳統的文學中心大都出現于經濟發達、人文薈萃的中原地區和長江流域而形成的慣性思維，而且，在當下，因為高等院校、文化出版等也更為明顯地聚集在中心大城市，這種落差就變得愈加顯豁。不同地方的文學青年在投稿、出版、發表、改編、評價等方面機遇大不相同。

青年批評家曾攀新近出版的專著《新南方寫作——地緣、經驗與想象》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對南方作家作出了自己的研究。作者在論著中認為，“新南方”作為一個地理的概念，主要是指廣西、海南、廣東、香港和澳門，而在文學特質上則是“邊地充沛的野性及詭譎的景象、區域鏈條中文化的復雜聯動、海洋文明的廣博盛大、發展與開放并置的國際視野”。這一獨特的觀察視角，打開了以往文學研究中較少關注到的風景。

比如文學語言。“新南方”的區域大致是粵語方言區，粵語方言不僅大量保留了中古漢語的單音節詞、語序、語法等方面的特性，而且還由于特定的地理環境，在中國較早地接觸到了外來文化，匯聚中西以形成新的元素，因而使得該區域的作家在文學語言上具有了獨到的特色。曾攀認為，林白在創作《北流》時說北流話只是粵語中的小方言，但是它“簡勁”，不啰唆，地方性的意識通過一般難以完全洞悉的話語呈現出來，是理解作家作品的關鍵。他認為：“《北流》中自成一體的方言敘事，能夠在小說中形塑修辭與敘事的調性，其中不僅促成了風格的流變，還隱含獨特的個體理解和精神倫理。”這種從方言角度對林白小說的解讀，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又比如青年作家林棹的《潮汐圖》。《潮汐圖》是一部略顯晦澀難懂的小說，其中種種轉喻、換喻形成奇崛的想象。《潮汐圖》故事發生的時間起于十九世紀初的清朝，終于二十世紀開啟之前，那時粵語是通商口岸的重要語言，同時夾雜著各種方言及外來語匯，小說中初具雛形的粵語方言正形象地表現了那個特定時期廣東生活的文學圖景，細膩而傳神。

粵語方言之外，作者在該書中提出，“新南方”還可作為一種觀察、理解和建構文學作家與作品的方法。這是一個新的觸角，一個解讀和感知的有力途徑。對此，曾攀解讀到，廣西當代文學有著鮮明的地域性特征，傳統與現代的交相沖擊使得邊地鄉土鄉民的人性善惡，往往通過苦難的關切和悲憫加以表達。比如作家東西的小說“在形式的實驗與語言的冒險中，還時常透露出南方邊地文化的幽冷瘦硬的苦難，在莊重的戲謔之外，以決然的反諷觸及征兆的核心”。同時曾攀談道，“東西先鋒探索中的邊地敘事，還體現在鄉土世界的呈現及其小人物的書寫上，尤其到了新世紀，東西的小說開始捕捉更為深沉的現實歷史訊息，對焦城鄉之辯證中所映射的生產邏輯與分配方式，在從階級到階層的敘事轉圜中，探究商品經濟發展為主導的人性裂變。”這種從邊地敘事的大背景下梳理東西創作特點的視角，可謂切中要害。又比如苗族作家楊文升的長篇小說《神山》，是一部反映二十世紀上半葉少數民族走出傳統、朝向新生的作品。該書認為苗族人民天然地與土地之間存在著不可割裂的依戀，這是一種與自然共生的天人合一；小說中的蘆笙不僅是苗寨中人表達恩怨情仇的樂器，更是生活和命運的象征。曾攀認為，小說中的“神山”是“除了少數民族本身的自然崇拜和精神圖騰之外，還在于映照更為廣泛的器物自然如苞谷、笙簫等，它們通神、通人、通靈。”這是貼近苗族生活的文學體悟，也是文學研究中極為有利的地域性路徑。

近年來，從地方性路徑入手研究與挖掘本土文學成就，總結不同地域的文學、文化特點，是許多學者共同關注的重要內容。這是基于從地域性研究出發共建中華民族文學大家庭的需要。曾攀這部新著專注于新南方寫作，從20余位新南方作家的作品進行詳細和系統的評論和研究，對于當代文學地方性路徑研究，留下了諸多具有現場感的一手資料。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