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世界矚目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之際，正確認識黨史上的三中全會，對于全黨深入學習貫徹全會精神，更好地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原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自然是值得我們研究和書寫的。

作為一名20多年來始終堅持利用業余時間從事黨史題材主題出版寫作的軍旅作家，我始終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囑托，先后完成了《紅船啟航》《人民的勝利：新中國是這樣誕生的》《世界是這樣知道毛澤東的》《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光榮夢想：毛澤東人生七日談》《毛澤東家風》《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在毛澤東鄧小平身邊的日子》等紅色題材的作品，在黨史界、文學界、出版界和廣大讀者中產生較好影響。于是，我又把創作的目光投向了改革開放史的研究與寫作，創作了這部《大國轉折：中國是這樣走向開放的》（以下簡稱《大國轉折》）。

《大國轉折》的創作早在2016年就開始了，2018年完成了第一稿。作為一名70后作家，我在該書的后記中這么寫道：“從來沒有為寫作一本書，內心如此糾結。因為我決心要寫、現在終于寫下的這本書，它講述的中國故事，離我是如此的近——是我看得見、摸得著的歷史，是我親身經歷、親身見證的歷史，或者說也是我的成長史和心靈史。”歷史已經證明，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偉大覺醒，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極大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中國人民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形成了一系列理論成果、制度成果、實踐成果，鑄就了偉大的改革開放精神。但是，如何才能生動再現改革開放的歷史原點、寫出這偉大的歷史轉折呢？

早在1978年1月1日，當時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在元旦社論《光明的中國》中就提出了一個歷史之問——“中國向何處去？”同樣，在1979年，當鄧小平的頭像第二次被刊登在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上時，這家在世界頗有影響的雜志發出了這樣一個疑問：“為什么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在極短時間內能夠來個180度大轉彎，如同讓航空母艦在一元錢硬幣上轉圈？”顯然，這兩個疑問，都是值得我們深深思考的。這也給《大國轉折》的創作提供了啟示，那就是要以問題為導向，以故事為依托，緊緊抓住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去構思，一分為二又恰如其分地完整呈現經過偉大斗爭從而實現偉大轉折的歷史邏輯，從而告訴人們“中國是這樣走向開放的”。

《大國轉折》的初稿寫了60多萬字，分為《徘徊中的抉擇》《改革中的較量》《轉折中的交鋒》上、中、下三卷，每卷又分兩章，包括《落與起》《左與右》《紅與黑》《是與非》《內與外》《亂與正》，看上去還是一個蠻不錯的結構。但經過苦心斟酌，在中央黨史文獻研究院專家審讀之后，我果斷決定重新謀篇布局，縮小“改革”的篇幅，完善“開放”的內容，使得作品的基調始終圍繞“中國是這樣走向開放的”這個主題而展開。于是，《大國轉折》的結構變成了《冬》《春》《夏》《秋》四個篇章，分別以《看世界》《燎原火》《里程碑》和《夢想者》為題，全景式敘述轉折年代的中國在政治、經濟、科教、文化、外交、社會等各個層面的深層次矛盾、沖突和偉大斗爭，力圖為讀者科學、歷史、哲理地理解改革開放決策之初承前啟后的曲折歷程，完整地了解改革開放之初所發生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和實現偉大轉折的整體進程，寫出改革開放最初的時代脈動和歷史風景。

為改革開放的歷史原點立傳，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大國轉折》的具體構思和創作中，我特別注意在“四個結合”上下了功夫。

一是堅持宏大敘事與微觀敘事相結合。熟悉我歷史寫作的讀者都知道，我始終強調不僅要堅持宏大敘事，而且要善于宏大敘事，因為宏大敘事從來不排斥微觀敘事，甚至要在作品中處處滲透著微觀敘事的光芒，也就是說必須要在微觀敘事中看到宏大敘事。宏大敘事重在邏輯，是背景和天花板，微觀敘事重在細節，是內容和地板。在《大國轉折》的創作實踐中，我試圖以文史兼修的視角，借鑒吸收了黨史、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佐之權威的史料與豐富的細節，細膩爬梳改革開放歷史原點的人物和事件，在宏大敘事的框架下聚焦鮮活的生命個體，生動細致地描寫了大歷史中的小插曲、小人物，既素描呈現歷史長河的洶涌澎湃，也定格特寫長河上的浪花朵朵。

二是堅持國家立場與民間記憶相結合。改革開放既是國之大事，也是民心所向，這就要求我們的歷史寫作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堅持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不回避社會矛盾，注意傾聽來自社會基層普通民眾的聲音，挖掘民間記憶，來豐富、補充和還原國家敘事。在《大國轉折》中，我不僅寫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全國科學大會、安徽農村改革、國務院務虛會、特區的建立、中央工作會議、小康社會概念的提出等，也寫到了日本電影《望鄉》的引進、可口可樂的進口、“朦朧詩”的出現等爭議，還寫了自己少年時代家鄉和家庭變遷的歷史記憶。

三是堅持“古今中外”相結合。如何研究黨史呢？毛澤東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就明確提出并倡導“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在《大國轉折》的結構中，我的起筆落在“看世界”，從對世界的考察中，發現現代化建設是世界發展的大勢所趨；接著落筆“燎原火”，從對國內社會發展問題的存在以及與世界潮流巨大落差的深切認知中，反思導致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受阻、人民生活依然困難的根本原因，從開眼觀照世界到腳踏實地透視國內的雙重視角的中外比較中，為《大國轉折》的“里程碑”建構起關于原點與原點關聯的“歷史圈”的全景敘事，深刻思考“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之問，尋找中國發展的人間正道和時代大道——改革開放。最后，“夢想者”展示出改革開放初期的具體實踐和“劃時代”巨變，從而到達“相信我們現在的娃娃會完成這個任務”的結尾，將鄧小平中國現代化“三步走”戰略構想提出的具體語境作了還原，讓人們清晰、清醒地看到改革開放特別是第三步的構想恰好對應了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戰略部署和宏偉目標。

四是堅持文學敘事與學術研究相結合。黨史主題寫作和出版不僅僅是為了講故事。我始終認為，講好中國故事的目的是講好中國人的精、氣、神，講好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中國精神。所以我在重大歷史題材寫作中倡導并始終堅持“文學歷史學術跨界跨文體寫作”，也就是注重文學敘事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道路。在《大國轉折》中，我在力爭對改革開放歷史原點進行完整、全面、客觀敘寫的同時，也理直氣壯地要通過“中國是這樣走向開放的”來彰顯改革開放客觀自在的歷史邏輯和現實肌理，寫出中國歷史的大趨勢，也就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在《大國轉折》中，我大量閱讀參考了當年《參考消息》刊登的外電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評論和報道，作為第三方的旁證，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和公信力，從而清晰有力地闡釋并彰顯改革開放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看得見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得見多遠的未來。今天，我們研究、回望、重述改革開放的歷史，當然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現在、為了未來。作為親歷者、見證者，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夠在這個偉大的新時代，為改革開放的歷史原點寫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從文學、歷史、學術的視角向人們完整、真實、客觀地提供一部人人知道卻又不完全知道的國家改革開放史，目的是讓更多的讀者朋友清楚地看到我們的國家是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的，同時更清楚地知道我們又該如何正確地走向期待中的未來，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通過寫作，我們回望和重述改革開放的歷史，既是參與現實，也是保衛歷史，更是贏得未來。這也是我寫作《大國轉折》的目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