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巖是一種享受失敗的運動”，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的時候，心中震撼不已，記憶深刻。那時我已經攀巖一年半，但因為缺少練習，又妄圖出手不凡，在能力之外的線路上一爬到難點就容易脫手，腳滑，掉落擺蕩，狼狽不堪。教練形容我上了巖壁就像有“路怒癥”，我會罵臟話，大吼，其實都是出于對自己無能的憤怒。那時候我完全沒有學會享受失敗。想想真夠荒謬的，人類好不容易進化了幾萬年，終于會造出汽車與火箭，但最開心的仍然是變回猴子的時候：奔跑，跳躍，攀爬……我把它形容為：返祖的快樂。

其實無論是高手還是菜鳥，到了巖壁面前都一樣：挑戰(zhàn)一條自己能力邊緣的線路，一直掉落，一直失敗，直到突然通關，成了，再來幾遍，直到把它爬得一氣呵成，行云流水，又進階下一個難度，繼續(xù)失敗，屢敗屢戰(zhàn)……直到過關。如此幾年，驀然回首，當初認為“絕無可能”的線路，現在不過是熱身而已。那一刻的成就感無可比擬，恰如帕斯捷爾納克所說，“人不是活一輩子，不是活幾年幾月幾天，而是活那么幾個瞬間”。就為了這些瞬間，自己跟自己死磕——我正是被這種熱血精神徹底折服了：古樸，悠久，是人類最閃光之處，但在這個越發(fā)倦怠而茫然的時代，越發(fā)稀有，也越發(fā)珍貴。

我想寫下一些關于攀巖的小說，于是有了《火空海》這樣一個英雄之旅式的故事，關于攀巖和攀冰如何改造了一個人，讓他看到“人這一生為何而來”。一個人受到更高的召喚，猶豫，出發(fā)，經受歷練，墜入至暗時刻，又克服萬難，歸來時，已不是當初那個人。

查詢到維基百科的解釋：“火空海”本是部分藏語文獻中對從公元624年至1026年的403年間所使用的紀年方法。藏語中“火”（???）是“三”的異名，“空”（????，虛空、空白）是“零”的異名，而“海”（????????，音譯為“加措”）是“四”的異名。藏文數字異名書寫習慣為先寫低位，故“火空海”即“403”之意。

在小說中，火空海僅是一座山峰的名字。我認為它隱喻的恰是“一段逝去不可追回的”時間，那段萬物有靈、眾神始終俯瞰我們的時間。如今的我們生活在去魅后的世界，上帝死后，我們只相信自己，追求自我，回歸自身，但說到底，“自我”是個弱小的神。

在大眾刻板印象中，人們也許很難將一個女性作家與戶外運動聯(lián)系在一起。事實上，我一直早睡早起，寫作之外的時間都花在了運動上，隨著羽毛球、健身房、旅行和徒步都漸漸不能再滿足精神強度，我掉到更大的坑中：熱衷滑翔傘，洞穴探險，攀巖，登山，攀冰。山地運動簡直是個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一度我還很喜歡滑雪，但自從在俄羅斯雪場摔了個飛天大跟斗之后，我就停下來反省了一下：不要貪心，坑挖太多，人生不夠。

那是我身陷存在危機、虛無泥潭的幾年。攀巖、飛傘等運動給了我存在意義上的出路和解脫，我開始真正接受活著的無意義，享受徒勞的藝術、無用之美。人生如登，無非是些上上下下的體驗。辛辛苦苦上去（或不一定能上去），僅在頂峰停留一瞬就立刻下撤，什么也不圖，就是圖個過程。每一位運動高手都是這樣：注定要身懷絕技地離開這個世界，但在離開之前，就要花費一生，練就這項絕技。

與寫作的主觀性與模糊性相比，體育和戶外運動的成就感是確切的：一座山峰，登頂了就是登頂了；巖壁上一條線，拿下了就是拿下了。這種確切的正反饋，以及運動過程中的心流感，如此迷人，讓我欲罷不能。所謂心流感，無非就是極致的專注、忘我，以至于完全感覺不到時間的狀態(tài)，全身心溶解于當下，溶解到比自己更大的事物中去。曾經，寫作也能帶給我這樣的心流感，但坦白說，如今越來越少了。寫作太“人”了，源于人、關于人，但我想活得不那么人類中心主義一點，動物一點。

縱觀當代文學，或許因為大部分作家們都生活在城市中，大都經歷類似的成長軌跡和時代背景，所以有大量作品關于日常之困，普通生活：小鎮(zhèn)，北漂，中產，中年危機，家庭代際，親密關系，婚姻圍城，女性處境……這些題材占據著大半壁江山。普通生活的各個角落，能寫的也幾乎寫盡了。杰作自然是不少，但杰作之外，更多是呈現一種同質化。

我缺乏對城市生活的興趣，也對婚姻家庭毫無了解，我熱愛的山川、自然、戶外運動題材，幾乎沒有什么人寫過。它既不是自然文學，也不是游記，更不是傳記、非虛構。我想，嗯我就要寫這個：一些反日常的題材，一些“小路上的人”。

從溯源上說，戶外運動其實是城市化的副產品。農耕時代沒有戶外運動這回事，那時候每個人都在跟土地打交道，一個農民不會質疑種地的意義，采藥人天天都在攀巖，獵人天天都在登山、徒步、越野跑。勞動與生存是如此天經地義，一點也不虛無。人與自然彼此鑲嵌，直到工業(yè)革命將人從土地上剝離，放到資本和市場那雙看不見的手上一頓拿捏。在一系列異化、物化過后，現在的我們，總覺得“哪點兒沒對”：互聯(lián)網將我們在虛擬中拉近，卻在現實中把我們隔遠，直到AI足以取代我們。這些花招如鏡子，迫使我們想一想、看一看：什么是人，人是什么？

我常覺得這種“哪點兒沒對”，又說不上來“是什么不對”的懸置狀態(tài)，代表著現代人的普遍困境。不僅是登山者，任何人都處于一套社會定義的攀爬系統(tǒng)中，從講師到院士，從墩子到廚師長，從P4到P8。是系統(tǒng)就有系統(tǒng)困境。戶外人又是這類困境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類：他/她顯然心懷一個更自由，更本真的世界，但又通常困于城市中，要對付工作、生活瑣事、親密關系，面臨主流價值觀的審視。

甚至在戶外運動的內部，也變成了功績主義的競賽。誰出了什么成績，誰拿到了代言，誰賺到了更多……阿爾卑斯式的看不起喜馬拉雅式的，自主的看不起商業(yè)的，鄙視鏈確鑿。有時候我很悲哀地發(fā)現，當戶外變成了“戶外圈”，本質上，它又成了一個“人的江湖”。

對于熱愛山野的人來說，多一寸就陷入消費主義陷阱，少一寸又逃脫不了江湖引力，他們處于夾縫中，進退兩難。所以這類主題其實是關于“存在”，一個不想被外在標準定義的現代人，應該如何處理自己的存在。在這過程中，戶外運動只是一條路徑，一條賦予自我價值的路徑。

如果說文學已經是小眾的，那么這樣的題材，真是小眾中的小眾，窄之又窄的路。選了這樣的“賽道”顯然沒有效益上的明智，只能說明我從來都是一個喜歡走小路的人，在戶外，在生活，在寫作中，都是如此。

但至少，我找到了一條路。哪怕它再小，再繞，走起來也是風景宜人，自我愉悅的。還有什么比這更幸運呢？既然現代性的荒原上，人類已經常常感到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