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之道，在勇先生諳熟久矣。讀到這本《心上過天風：壬寅詩馀二百首》，我不免好奇，集子中會有什么讓人驚喜的寶藏呢？ 一卷讀后，唯有一個詞可以概括：“感動”。這感動來自于詞人之“真”——真情性、真言語、真境界。

“真情性”，以明人陳子龍《幽蘭草·題詞》中語解之：“境由情生，辭隨意啟，天機偶發，元音自成”，情出自然，情景交融，情辭合一。在勇先生筆下的“情”正是多樣化，靈動自由，無所拘礙的。如《萬里春·夢語寄尹兄》：“笏板須無拱，把牙板、醉歌敲弄。剩無多、幾個春來，算應攜相共。”是看淡名利的通達之情。《雙鸂鶒·園池遇鷺》：“野草叢中聲唧，雛鳥似能親昵。又怕煢煢孤立，貓兒來作天敵。”是民胞物與的仁者之情。清人沈謙《填詞雜說》云：“詞不在大小淺深，貴于移情。”從審美接受的角度論述了詞能以情動人，方見“本色當行”，是論正合此集中詞。

“真言語”，可用況周頤論詞“重拙大”一說中的“拙”來解釋，指語言風格。況氏云“詞忌做，尤忌做得太過。巧不如拙，尖不如禿。”（《蕙風詞話》卷一）“做”指的是雕琢，雕琢太過，失淳樸自然之致。又說：“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即倚聲家言‘自然從追琢中出也’。”（《蕙風詞話續編》卷一）在此況氏借用了前輩彭孫遹的原話微有縮略。彭氏云：“詞以自然為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率易無味。”（《金粟詞話》）可見“平淡語”，講究的是極煉如不煉的境界。詞調歷經千年發展，已是一種高度成熟的文體，為了追求寫作中的新鮮感，詞人極有可能采取流利輕倩的筆觸，試圖以新鮮語或聰明語取勝。在況氏看來，這恰恰偏離了正道，只有“雕琢中見自然”才是詞家應有言語。

依此看來，詞集中如《紫玉簫·風駐南塘》：“故鄉音、饒是語氣鏗鏘。待昏侵夜，尤可喜、燭舉燈張。聽吆喝，油烤火烹，一路傳香。”以口語入詞，寫故鄉煙火，不事雕琢，天然可喜；但仔細分辨，其中“饒是”“尤可”等詞不經意間帶動了句子的節奏感，使之雖是鋪敘卻搖曳靈動，又隱含煉句之功。再如《秋蘭香·三潭印月》：“玲瓏多寶塔，輕快小船帆。有心問、他佛道何耽，此時身是仙凡。”對仗自然，語氣輕快，仿佛友朋閑坐，對話家常中情趣思理俱出，與況周頤所追求的語言風格不謀而合。

“真境界”，可以用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理論詮釋之。王國維將“境界”作為一根貫穿于詩歌本體的樞軸，視為審美主體與客體交融的完整藝術世界，認定“意”與“境”是文學作品的本質要素。其中“意”指的是作者的主體感受，包括情感、聯想諸方面；而“境”則是籠蓋于主體感受之下的形象、景象，是“意”的物化。他以“境界”為詞之根本與審美評判的標準，那么“境界”理論的核心又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真”。王國維說：“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后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雖然這些都只是用于單個詞人的評價，但從中不難看出王氏論詞“重中之重”。“真”，不是指對生活實踐的摹寫真實與否，而是作者自我性情的真率流露，突出的是創作主體的情感自主性。

以此觀之，在勇先生之詞與王國維的“境界說”，求“真”的理念十分契合。他暢胸臆，抒摯情，勾畫江山風雨，描摹世態人心，點染花鳥魚蟲，無不以“真”為美，“真”善合一。二百首詞，不多，對于一位有著豐富人生閱歷和廣泛藝術興趣的作者而言，這只是他心靈世界向外投射出的一片小小風景。二百首詞，不少，其中有思理，有物象，有人情，有熱烈的生機，有激蕩的豪情，有靜夜思，有向光行。同為寫作者，我想我當以一闋詞，感謝這樣一卷真作品，致敬這樣一位真詞人：“最是尋常最動人。江山風雨記來真。左圖右史平生趣，煮字蒔花自在身。 九域事，百家春。千鈞文字見精神。詞家未負凌云筆，一卷清歌唱古今。”（《鷓鴣天·壬寅詩余二百首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