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誕生了桐城派的安徽桐城，素有“天下高文歸一縣”的美譽。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將桐城派發展成為清代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文派。

百世流芳，余烈赫赫。但他們并未偏安一隅，而是心系道義與家國之大者，輾轉于京城與地方之間。終其一生，以文章、學術、教育詮釋著生命的意義。追尋他們在京城留下的足跡，我們可見其畢生縮影，亦可見其精神品格之所在。

儒士方苞的堅毅不屈

方苞（1668—1749）被視為桐城派古文的創始人。他自幼聰穎，二十四歲入京城國子監，文名鵲起，大學士李光地讀了他的文章都說“韓歐復出，北宋后無此作也”。而日后的方苞也未辜負李光地的賞識，歷經三朝更迭，主宰文壇三十余年。

方苞畢生浮沉宦海，曾經生死劫難，京城給他帶來身體與心靈的雙重考驗。豐臺的芍藥園，京郊的潭柘山，都留下了方苞的足跡。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月，方苞與寓安等友人慕名前往豐臺王氏園，想一睹傳說中的芍藥盛景，沒想到等待他們的只有零星數畦。但此行他還是比較快樂的，和朋友在園中列坐暢談，感到久違的自由愜意，以及生命的價值。但在極樂之中，《蘭亭集序》式的興衰之感一觸即發，方苞也開始緬懷這里“千畝相連，五色間廁”的昔日奇觀，進而追悼前半生。人生過半，到現在還能和自己分享這片刻歡愉的朋友，細數下來還有多少呢？不過就眼前這為數不多的幾個罷了。而今日之后，他們也將奔赴四方，留守京城的自己將重新回到孤獨的漩渦。

同樣的衰疾羈孤之感，在不久之后的潭柘之行再次襲來。四月二十二日，方苞好友正好前來拜訪，于是決定再次出游，同往潭柘。他們的旅途充滿艱辛，道阻且長。他們的收獲卻與上次豐臺之行一樣，首先迎來的是薄暮抵達山腳、四望僅見荒丘的失落。但與方苞的人生相似，他在這里有幸遇見了峰回路轉，別有天地。山中林泉清淑，讓他仿佛徜徉在吳越溪山的故園幻象之中。他在龍潭石邊久坐忘歸，進入了莊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覓見內心片刻安寧。然而這份安寧，也拷問著他的靈魂，讓他反思生命的意義，后悔自己因世俗而讓身心均困于枷鎖。

方苞居京時間較長，為何獨在這年出游時留下了《游豐臺記》《游潭柘記》這兩篇僅有的都中游記？且都如此雅潔幽深，神情郁結？回望方苞一生，我們不難看到文章背后的倔強與堅毅。和傳統多數文人一樣，出仕京城與退隱家園對方苞來說也是一道難以回答的人生難題?？滴跷迨辏?711），方苞四十三歲，正值壯年。戴名世“南山集案”的發生，給方苞帶來了人生重大轉折。此年以前，他人生窘迫，但自謂“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從未放棄探求圣賢之道。習古文，讀經史，砥礪學問品格，盛名卓著。此年之后，他牽連下獄，被判絞刑。獄中兩年，沉潛研治禮學，貫徹諸經，更堅定了治學求道的信念。幸而康熙皇帝愛其學問，得以免死，頗得恩榮，迎來了仕宦、學術與辭章事業的新生。京城，為方苞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巨大舞臺。約選古文，提倡“義法”，敕編《欽定四書文》，纂修《三禮》，贏得生前身后名。但是與此同時，他隸歸旗籍，不得南歸，陷入了漫長的矛盾與痛苦之中。豐臺芍園與潭柘溪山，便銘記了方苞曾經這段曲折的心路歷程。直至乾隆七年（1742），方苞才辭歸江寧，回歸他魂牽夢縈的故園山水，著書授徒，最終奔赴久已向往的生命價值。

文人劉大櫆的雄才膽略

方苞弟子眾多，惟對桐城后學劉大櫆（1698—1779）青睞有加，屢加獎掖。雍正四年（1726）初識劉大櫆，便以為“昌黎復出”，視之為“國士”。乾隆十三年、十四年，方苞臨終之前，劉大櫆寓居方苞家中，學文問道，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旅程，接過了桐城文章的薪火。

與方苞相比，劉大櫆更像一位傳統文人，才華橫溢，爽朗不羈。他寓京階段的人生，比方苞更不如意。但出游所見，喚起的不是內省意識，而是對外的批判精神。大慧寺與萬柳堂這兩處京中勝跡，便留下了他膽識雄富的掠影。

劉大櫆游大慧寺，是在雍正三年（1725），此時他初至京城，對自己的未來滿懷憧憬。他喜好徜徉山水，不久便經常四處游覽。大慧寺之行，深深觸動了他。大慧寺雖為佛寺，卻是明代武宗朝司禮太監張雄所建，在嘉靖朝亦多次經太監擴建，至清代還豎立著大學士李東陽撰寫的碑文。大慧寺作為佛家寺廟，為何會得到太監的集體重視？李東陽身為一朝宰相，為何會為閹黨撰文？劉大櫆也有和今人一樣的困惑，在《游大慧寺記》這篇游記中犀利地揭示了背后真相。他了解到，京中寺廟多為太監墓地。凡人大多害怕死后汩沒無名，故而想方設法，追求生命的不朽。當今古墓群的出土，也常有讓今人嘆為觀止的營造，或百思難解的習俗。太監也有一些獨特的死亡文化，因死而無后，便想出了請僧人為他們守冢，請貴官文人為他們撰文，來實現人生不朽的辦法。而對于李東陽應承撰文，劉大櫆則持批判態度，也為自己立下了自得其為我，不交歡于權貴的人生信條。

同樣犀利的思想，再次復現于著名的《游萬柳堂記》之中。萬柳堂原是康熙朝大學士馮溥斥巨資修建的精美別墅，地廣三十畝，遍植以柳，成為吟游勝地。然而，隨著馮溥勢衰，主人數易，此園日漸凋敝，最終蕩然無存，難覓其址。劉大櫆曾三至此園，目睹了它從尚有亭臺樓榭，到飛橋塌臥于水，再到昔日之柳無一幸存的急遽衰敗。若一般文人來寫，恐怕僅會停留于昔盛今衰的感慨。劉大櫆的可貴之處，便是悟到了盛衰背后的生命真諦。落花流水，萬物枯榮，時間總會毫不留情地流逝，告訴我們疾病、衰老，甚至是死之將至。我們每個人，又應如何應對？劉大櫆說，只要追求自得便好，不必去追求那些終將衰敗的富貴。即便身處富貴，也應心懷憂懼，更沒有必要為了追求享樂或夸耀于世，而吮民脂膏，大興土木。劉大櫆家貧蹭蹬，對于社會的不平等始終保持著難得的清醒，故而下筆亦挾冷峻之風，可醒世人之心。文章短小精悍，卻立意深遠，這便是傳承了方苞“義法說”所謂“言有物，言有序”的創作主張，同時也呈現了劉大櫆“明義理，適世用”的重要思想。

然而劉大櫆年輕時的英氣與用世抱負，并未在長達九年的京城歲月間實現。他最終放下了科舉考試的執著，攜著京城經驗，南歸故里，投身教育，擔任黟縣教諭，先后主講于安慶敬敷書院、歙縣問政書院，為桐城文章的傳承打下堅實基礎，也在他擅長的辭章領域大放異彩。

師者姚鼐的博采眾長

乾隆四十二年（1777），回歸故里的劉大櫆已經八旬，姚鼐（1731—1815）寫了篇文章為他祝壽，說“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桐城文章，從此揚名天下。而姚鼐也主動扛起旗幟，成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姚鼐生長于桐城，但也在北京有過比較漫長的人生。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天，他辭京南歸，對桐城派的最終確立與壯大，起到了重要作用。姚鼐這一重要的人生轉折點，在泰山之行得到了印證。要了解他的古文創作、文章思想和人生境界，都不能繞過《登泰山記》這篇經典之作。

桐城三祖雖然都擅長古文，但特色并不一致。前人已有總結，說方苞以理勝，劉大櫆以才勝，而姚鼐則兼而有之。比如同是游記，方苞寫得曲折幽深，富有理趣；劉大櫆則是縱橫捭闔，鋒芒畢露。姚鼐則說要義理、考證與文章三者并重，簡單說就是既要立意好，也要言之有據，還要有暢達有文采。姚鼐這篇游記便是一篇典范，至今仍是中學語文教學的重要作品。文中對泰山的地理歷史介紹，多來源于地志知識，或姚鼐的親自腳步丈量。但姚鼐并沒有不厭其煩地考據，而是精心地剪裁與安排，在接近零度寫作的客觀記述中潛藏個人情思的表達。他寫自己“從京師乘風雪”而來，最終到達日觀峰，見到了日出時“蒼山負雪，明燭天南”的澄明之景。這段登泰山的身體游歷，其實也象征著他想清楚人生追求，選擇辭京南歸的心路歷程。

對于姚鼐來說，披風冒雪的艱難，是寓居京城的精神寫照。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第六次參加會試，最終考到二甲，授庶吉士，從此主要生活于京城，有時或因公務而輾轉各地，官至刑部郎中，成為四庫全書館的纂修官之一?？梢哉f，他的仕途與學術道路都比劉大櫆順利得多。但姚鼐正像劉大櫆早年表彰的那樣，是一個有圣賢追求的道德理想主義者，所以深感自己“不足有為于朝”，既不適應當掌管刑獄這樣的官職，也不適應京城漢學圈批判程朱之學的風氣，于壯年之時辭去京中官職，選擇了離開。

泰山日出，于他而言意味著人生的新開始，意味著他皈依教育，弘揚文章之學的希望。他南歸以后，曾執掌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徽州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其間兩任鐘山書院山長，長達二十余年，通過書院的平臺，極大發展了桐城派的文章與學術。他的重要貢獻，便是編纂了《古文辭類纂》這部經典古文教材，提出了“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的文章理論，為古文學習提出切實可循的方法路徑。他將方苞、劉大櫆系于唐宋八大家之后，完成了桐城派接續古文正統的學術建構。也借鐘山書院等優秀平臺，培養學生無數，為桐城派學術辭章的傳承貢獻了重要力量。

崇文重教，向來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桐城三祖為核心的桐城派，在時代變遷、風尚變易的洪流之中也堅守著同樣的信念，實現了生命的意義。他們都以文章經家國之事業，以教育傳承文明之薪火，故而超越了地域局限，綿延數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