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林長民，字宗孟，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書法家，也是林徽因摯愛的父親。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那段新舊交替的歲月里，他矢志報國，力主憲政，積極尋求救亡圖存之路。1919年，更以一篇《外交警報敬告國民》的檄文喚醒國民，引發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他的為人和思想，對長女林徽因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日，林徽因研究專家陳學勇、林徽因外孫女于葵聯手整理編注的《林長民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林長民集》的出版是林長民作品首次結集，它收錄了迄今為止可以發表的林長民全部詩、文、日記、書信和翻譯文字，承載了20世紀初中國內政、外交的生動細節，折射了民國早期思想文化的風云變幻，再現了林徽因早年生活行跡和精神面貌，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歐洲各國的實況。這些文獻當中，林長民攜林徽因歐游日記，致林徽因、梁思成、梁啟超、徐志摩、胡適等民國名人書信首度完整面世，彌足珍貴。經出版方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該書前言部分發布，并附林長民年表，以饗讀者。

《林長民集》，陳學勇、于葵 編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林長民，清末民初一位頗具時代特征的政治人物。回顧中國近現代史那段新舊交替的歲月，很難無視他的身影。他投身求新求變的大潮，佇立潮頭，為世所矚目。

林長民幼時有過小名則澤；入私塾啟蒙才起學名長（音zhng）民；字用宗孟；后又取別號苣苳子；娶了如夫人程桂林，百般寵愛，再號桂林一枝室主；晚年所居庭院栽栝樹兩株，便自稱雙栝廬主人。在致子女家信中，他落款多為竢廬、竢廬老人、桂室老人、雙栝託叟；有時僅一個字，或孟，或宗，或栝。

正如那個時代的許多維新青年一樣，林長民出身于并不守舊的舊官吏家庭。封建的清王朝氣數殆盡，他適時而降，生日是光緒丙子年六月十四日（公歷一八七六年八月三日）。（梁敬《林長民先生傳》曾記為公歷七月十六日。梁是林長民同鄉、摯友，隨同其游歐陸數月，又是著名史學家。此日期流傳頗廣，多被引述。梁所記日期似誤，按陰歷推算，林長民應生于八月三日。林長民知交章士釗所撰《行憲半十論壽林宗孟》亦謂八月三日，可證。）林氏祖上原系閩地望族，家道漸落日久，到他父親林孝恂一代敗至寒微。然而林孝恂發奮進取，經科舉重新步入仕途，做過浙江多地的州縣長官。好在他意識到時代巨變在即，能與時俱進。為子侄們開設的家塾，入讀不分男女；所課兼容中西，一邊延聘古文名家林紓傳授國學，一邊特邀新派人物林萬里引入西學。林萬里僅比林長民年長兩歲，亦師亦友，他對林長民政治生活的影響不言而喻。至于林紓的師道，也不排斥西方文化，他曾譯過百余部外國小說，《茶花女遺事》就是其一。

這樣的啟蒙，這樣的家庭，奠定了林長民的人生走向。他取有秀才功名后，旋即訣別科舉，進修英文、日文，兩度赴日留學。主編浙江最早的翻譯刊物《譯林》，出版譯著《西力東侵史》。留學期間，日本一些仇華分子抹黑中國留日學生，林長民憤然投書日本各大報紙陳情批駁，并具以真名實姓，注明住處地址，言辭雄辯，舉止磊落。他廣交能人志士，甚至刻意結交不同政見人物，以助實現強國抱負。林長民振興中華的志向起始于此時。他的抱負、度量，他的豪氣、膽識，還有他的文才、口才，在同胞中贏得了口碑，本人也被舉為留日同鄉會會長。

林長民留學歸來時，正值清政府施行新規，凡留學生經朝廷面試皆可授予翰林。然而他毅然舍棄這一仕途捷徑，回到民間跋涉于法治、憲政長途。他先任官辦法政學校教務長，因辦學理念與學校當局不合遭免，于是自辦私立法政學校，自任校長。他又感到辦學所及囿于校園，創辦了《法政雜志》，謀求面向社會，志在切實地研究實際問題。辛亥革命成功，林長民由福建省推薦前往南京出席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參與議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短短幾年，他接連擔任參議院秘書長、眾議院秘書長、參政院憲法起草委員會專任庶務、參政院代理秘書長、國務院參議、眾議院議員、法制局長、司法總長等職。政局動蕩，法治、憲政之路坎坎坷坷，他屢挫屢試，堅忍不拔，不失為中國憲政運動的先驅。為此，章士釗稱譽：“國憲和林長民二義可并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國際關系紛繁復雜，中國與日本矛盾日益突出，林長民轉身外事，名列總統府外交委員會，創建民間性質的國民外交協會，借民間外交掣肘政府內親日勢力。他與仁人志士們力主中國對德宣戰，作為戰勝國，北洋政府取得了出席巴黎和會資格。會場外，旅歐的梁啟超及時通風：“和會”可能簽署損害國家利益的條約。林長民立刻于《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疾呼：“國亡無日，愿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此文無異于導火索，引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他迫于壓力，也不得不辭去外交委員職務，公開披露辭呈于報端，意在申明大義：“長民憤于外交之敗，發其愛國之愚昧”，“激勵國民，憤于圖存，天經地義，不自知其非也。但無加危害于日本人之據，彼日本人絕無可以抗議之理由”。后來又說：“長民政治生涯，從此亦煥然一新。”視其所言所行，確為他政治生涯添上了燦爛一筆。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北京政壇瞬息萬變，林長民難以自主。郭松齡反叛東北軍閥張作霖，欲借重林長民聲望，秘密接其出京。不意林長民來到郭部不久就遇郭軍慘敗，中流彈斃命，無可挽回的悲劇突然結束了他短暫而跌宕的一生。世人對此多有嘆息。林萬里禁不住唏噓：“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外界不諳隱情，林長民出行時已托人帶口信告知梁啟超，此行實“以進為退”。他想趁機擺脫京城險惡環境，借道南歸，抽身遠離政壇。此前一年，他曾錄蘇東坡詩句條幅書贈友人：“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其心跡已明。遇難前一日，林長民困居荒野小閣，徘徊自吟：“無端與人共患難。”此時醒悟權宜之計誤他，為時已晚。

終林氏一生，因報國壯志而緊系政界，力主憲政，甚至認同君主立憲。政見不同者譏諷林是政客，單就外表行狀，譬如熱衷組織黨派，頻頻出入官衙，儼然如政敵所諷。若稍加考究，則似是而非。林長民依然書生本色。浮沉宦海二三十年，他未曾浸染多少政客們的世故、練達、圓滑、投機。縱然身具多面才干，竟不見政客的歪才。司法總長任上，他拒賄十萬大洋，堅持治罪張鎮芳，令其下獄。他冒犯曹錕，最終不肯投出賄選一票。以至梁啟超私信里也有微詞：“總之，宗孟自己走的路太窄，成了老鼠入牛角，轉不過身來。”

看林長民時論文字，充溢書生意氣乃至呆氣。他未知所負的歷史使命任既重道且遠，對中國數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盤根錯節的官僚勢力、沒有王朝的王朝積習到底認知欠深，未能有起碼的清醒。革除中國數千年體制鑄就的深重負荷，戰勝權貴對新思潮、對社會變革所持的頑固抗拒，以及改造王朝體制長期養成的國民劣性，都不是他以為的簡單。辛亥革命的成功，麻痹了他冷靜的深思。林長民有余的是意氣風發的氣概，不足的是應對大局問題的方略。被卷入政壇旋渦，沉浮上下，壯志難酬或有定數。如此看林長民，也許有些苛求。這樣的弱點未必僅屬他個人，大概是那一時代像他那類維新知識分子的通病，是歷史的局限。最終死于非命，當然是林長民人生的最大敗筆，無可挽回的最后一筆。倘若將政壇譬為花圃，林長民這朵花開得異常奪目，然而未能結出如愿的果實。勞頓追求半生，他終究是一名有花無果的政治家。盡管如此，他那心懷天下、獻身祖國、立足民本的精神，終究匯入了寶貴的民族傳統。

天資聰慧的林長民也許誤入了政壇，他實在應該成為出色的文藝家。人以群分，徐志摩引林長民為知交，正是兩人相似的藝術天分與氣質的契合。年過半百的林長民還以名流身份與女兒林徽因、朋友徐志摩同臺粉墨，公演泰戈爾名劇《齊特拉》，傳為一時佳話。林長民多才多藝，能詩擅書，兼有著譯。青春時期與徐自華、徐蘊華姐妹唱和，晚年屢屢在王世澄、黃濬主編的《星報》發表詩作，可惜今日的我們已很難寓目這些作品。徐志摩深知林長民“萬種風情無地著”，多次“諷勸”他離開政界“回航”，與其一并翱翔文壇。無奈林長民自負志不在文，他的文學天資遺傳到女兒林徽因身上才大放異彩。林長民自身有所收獲的是書法，至今他的墨跡流傳不絕，市場拍價也不菲。然而，他又終究沒有成為職業書家。林長民既非他所自負的成功政治家，亦非如人所愿的杰出文藝家。惋惜了。

值得一提，林長民為數屆國會議員，幾任議長，一度執掌國家司法部，與多位總統過從不疏。有這般人脈，擁萬貫家財不是難事，而林長民清貧依舊，曾經跌入賣字接濟生計的境地，罹難時家中僅剩三百余元現金。梁啟超形容：“彼身后不名一錢，孀稚滿堂，粥且無以給，非借賑金稍為接濟，勢且立瀕凍餒。”這位親家不得不出面乞告親友，組織“撫養遺族評議會”，籌集資金以養遺孀、遺孤。林徽因為此甚至決心棄學回國，好在有梁家資助，學業方才得以完成。

今日的我們閱讀林長民，既可遠眺北洋時期政壇風云，亦可認識劇變之際各種思潮的風起云涌，又可追尋社會變革之原由，收獲不止某一方面。然而，當林徽因家喻戶曉的現今，當年名噪一時的父親竟然淡出了讀者視野，形象變得模糊。淡出緣由許多，其中之一即由于斯人早逝，著述杳然。徐志摩生前有意編輯林長民遺文《雙栝齋文集》，但不久詩人自己也罹難作古，此事遂不了了之。

林長民生前十分注重社會活動，似沒有多少精力顧及著述，文字不為宏富，大多散落在京、津及其所屬黨派、社團相關的報刊之上。所幸他擅言辭、好演說，留下篇幅不少的演講記錄稿，較之文章或更具“直觀性”。林長民許多文字屬于時論，雖不以立意深邃見長，卻對時局反應敏銳，其史料文獻價值毋庸贅述。編輯林集，從百年前老報刊鉤沉，將一件件文稿、手跡謄錄、句讀、注釋，其不易是我們勉為其難之后才有體會的。難怪百年來沒有人問津此事。編就的這一部集子，疏漏之處難免，然略能自寬——畢竟這是世間第一部。其中許多首次披露的珍貴文獻，相信自會受到讀者和研究者青睞。

讀一讀《林長民集》，這位遠去的政治活動家身影，雖遠不逝。

陳學勇甲辰立夏

（上文為《林長民集》前言，題目為編者所擬。）

附：林長民年表

1876年農歷六月十四日，生于福建閩縣（今福州）。

1897年取得清朝科舉秀才功名。再入私塾，加習日文、英文。

1901年與林紓、魏易等聯名創辦、主編《譯林》月刊。

1902年赴日本留學，不久棄學回國。

1903年譯著《西力東侵史》在日本出版。

1904年隨父遷居杭州。長女林徽因出生。

1907年再赴日本，留學于早稻田大學政經科，被推舉為留日福建同鄉會會長。

1909年留學畢業歸來，拒授清廷翰林、進士。就任官立福建法政學堂教務長、福建諮議局書記長。因辦學意見與上司相左被免職，自辦私立法政學堂，任校長。

1911年辭福建諮議局書記長職，短期就職于上海申報館。創辦、主編《法政雜志》。被推為福建代表，參與議訂“臨時約法”；組織統一黨，選為臨時參議院秘書長。是年，在南京下關火車站遇刺，幸未傷及身體。

1912年參與創建統一黨。后此黨與其他黨派組合為進步黨。被選為眾議院議長。

1913年任參政院代理秘書長，兼憲法起草委員。參加“憲法研究會”。

1914年任國務院參議。

1915年任國務院法制局長。不久辭職，再任眾議院議員、進步黨政務部長。

1916年任國務院司法總長，拒絕軍閥張鎮芳行賄，數月后辭職。

1917年聘為總統府外交委員會委員兼事務主任。

1918年聘為國務院外交委員會委員兼事務主任。發起成立“國際聯盟同志會”（簡稱“國聯”），任總務干事。是年，再赴日本考察。

1919年在《晨報》刊發通訊“山東亡矣”并文章《外交警報敬告國民》，引發五四運動。為此，日方反應強烈。五月下旬，向徐世昌總統辭外交委員兼事務主任職務，辭呈公開刊布報端。

1920年作為中國首席代表赴歐洲參加世界“國聯”大會，會后游歷考察戰后歐洲。

1921年回國。

1922年補選為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1923年反對曹錕賄選。避居上海。

1924年段祺瑞政府再聘主持“國憲”起草委員會。

1925年北京政局動蕩，應郭松齡約聘，秘赴營口。十二月二十四日，于蘇家屯中亂軍流彈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