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9日，上海《時報》“本埠新聞”欄目刊載一則簡短消息《蔡鍔十周年昨日之公祭》：

昨日為蔡公松坡十周年忌日，松社同人暨各學校團體等公祭于文監師路華商別墅正廳。上午十一時開祭，與祭者為袁伯夔、沈卓吾、陳云摶、陸鼎揆、潘公弼、劉放園、徐新六、徐寄庼、陳叔通、張東蓀（中國公學）、楊明皓女士（愛國女學）、翁國勛（民福女校）、劉漢成、王錦文、呂兆熊、王鑑泰（以上四君為蔡公舊部）、徐志摩、林炎夫、霍鑑五、符曉芙數十人。公推袁伯夔主祭，上香奠酒畢，齊向神主行三鞠躬禮。

后面還附有祭文，在此從略。同日上海《新聞報》刊載消息《昨日公祭蔡松坡》，內容無異。二百來字的新聞讓人眼前一亮，這是徐志摩研究的新史料。

1926年11月8日，蔡鍔逝世十周年，北京、上海、長沙等地紛紛舉行紀念活動，其時徐志摩、陸小曼結婚典禮后即南下上海，寄寓北洋大學同學、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吳經熊家，徐志摩旅途中不忘參加蔡鍔公祭，可見頗為上心。以此為線索梳理文獻，可以發現徐志摩和蔡鍔的一段隔世緣。

徐志摩與蔡鍔結緣，離不開梁啟超、蔣百里以及張君勱、張公權，二張是徐志摩原配張幼儀之兄，張公權還擔任蔡鍔遺孤教養協會的評議員和駐滬會計主任。1915年8月，在父親徐申如的陪同下，徐志摩到北京大學入讀預科，一度寄居在錫拉胡同蔣百里的家里。徐家、蔣家是世交姻親，徐志摩稱蔣百里為“福叔”。后來，通過蔣百里、張君勱介紹，徐志摩成為梁啟超的入室弟子，與蔡鍔、蔣百里成為同門師兄弟。有學者認定，蔡鍔經常到錫拉胡同蔣百里家密謀反袁，徐志摩在蔣家認識了蔡鍔，后來留學美國克拉克大學選擇政治學專業，參加“陸軍訓練團”“國防會”，都有來自蔡、蔣的很大影響。1915年11月11日，蔡鍔離開北京，期間徐、蔡有見面的可能，也符合情理，但目前未見確證。

1913年7月，徐志摩在浙江第一中學校刊《友聲》第一期發表《論小說和社會之關系》，一時文名鵲起。從題目、觀點、文風都能看出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的影響，日后也得到徐志摩確認。其實，關于小說和文學的看法，梁啟超和蔡鍔是互相啟發、互相借鑒的。1898年12月，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指出小說尤其是西方政治小說的重要作用。1901年元旦，蔡鍔在《清議報》發表短文《小說之勢力》，指出小說尤其是西方小說的重要影響。1902年初，蔡鍔在《新民叢報》發表《軍國民篇》，多處涉及小說和文學：要提倡激發忠義氣節、愛國救亡之情的文學，要追求“不斬樓蘭終不還”的豪邁之詩詞，要改造“非佳人即才子，非狐則妖，非鬼即神，或離奇怪誕，或淫褻鄙俚”的舊小說，從而改造國民精神。同年11月，梁啟超在《新小說》創刊號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全面闡述小說在社會教育方面的作用，明確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以上文章觀點一致，存在接續遞進關系,《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為集大成者。《清議報》、《清議報》叢刊和《新民叢報》，雖然遭到清政府查禁，但是仍在內地大量流傳。徐志摩閱讀梁啟超的文章，很可能一并閱讀了蔡鍔的文章。

1922年10月，徐志摩留學歸國，次年春由梁啟超安排在北京松坡圖書館擔任英文秘書，負責外文書籍采購以及英文函件處理。松坡圖書館是為了紀念蔡鍔而成立，分設兩館。第一館位于北海公園“快雪堂”內，收藏中文圖書；第二館位于西單石虎胡同七號，收藏外語圖書。在快雪堂正殿設立蔡公祠，供奉蔡鍔和數位護國運動將領的靈位。每逢蔡鍔忌日和云南起義周年，松坡圖書館都隆重紀念。據蔣復璁回憶：“志摩亦往同寓，日夕相處，達三年之久。”徐志摩為石虎胡同七號的寓所取了個詩意的名字——好春軒。查閱舊報發現，1923年到1925年，每逢11月8日、12月25日，北京松坡圖書館都有紀念活動，全體職員參加，徐志摩自然不例外。所以，1926年11月8日在上海，并不是徐志摩第一次參加公祭蔡鍔活動。因為蔡鍔的功業和人格，加上梁啟超等人推動，松坡圖書館蕩漾著民主、自由、憲政、理想、友誼的清風，徐志摩自然深受感染。

徐志摩委托外國朋友采購圖書，也向松坡圖書館捐獻圖書。1923年5月10日，徐志摩在石虎胡同七號給英國朋友奧格頓寫信：“圖書館的創建是為了紀念中國第三次共和革命中的一個英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現在看來似乎前途似錦，如果諸事順利，每年有大約500鎊用來買書。”這是徐志摩第一次直接評價蔡鍔，將護國運動與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并列為共和革命，飽含崇敬之情，并看好松坡圖書館的前途。松坡圖書館曾經登報公布1923年接受外文文獻捐贈情況，其中徐志摩捐獻英文圖書157本，僅次于梁啟超。好春軒經常高朋滿座、書香滿室，徐志摩離開松坡圖書館之后，在給丁文江的信中掛念“寄存那里的書櫥十二架”，丁文江建議捐給松坡圖書館，愛書的徐志摩沒有同意，而是請丁文江托人妥為照料。徐志摩乘飛機失事之后，其父徐申如將這批藏書全部捐給了松坡圖書館，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松坡圖書館后來并入國立北平圖書館，即北京圖書館的前身，今天在那里可以查閱到徐志摩的藏書。

松坡圖書館是徐志摩的靈感激發地，那三年是他詩情飛揚的時光，《石虎胡同七號》和《雪花的快樂》就是代表作。“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著無限溫柔”，“有時淡描著依稀的夢景”，“有時輕喟著一聲奈何”，“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一斤，兩斤，杯底喝盡，滿懷酒歡，滿面酒紅，連珠的笑響中，浮沉著神仙似的酒翁”。在徐志摩單純明快的筆調下，石虎胡同七號這座“古木參天，王府似的大庭院”，儼然寧靜而略有惆悵的溫馨家園。蹇翁即蹇念益，蹇先艾的叔父，時為松坡圖書館實際主持人，早年參與蔡鍔密謀反袁、護國運動，后任國會議員，傷國事日非，又半身癱廢，于是酗酒度日。幾年以后，蹇念益在松坡圖書館上吊身亡，徐志摩在信中談及，傷感不已。根據張詩洋先生考證，《雪花的快樂》誕生在1924年12月末大雪之夜的石虎胡同七號。那幾天大雪紛飛，連綿不斷，北京城銀裝素裹、如詩如畫。徐志摩的好友、清華學堂教務長張彭春日記“宿石虎胡同”，雪夜暢談，縱論時局，臧否人物，思接古今，詩情蕩漾。也許就是雪景和友情交織的溫馨里，在酒或咖啡或茶的芳香里，在張彭春的鼓動下，徐志摩即興創作了名篇《雪花的快樂》：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瀟灑，

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飛揚，飛揚，飛揚，——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悵——

飛揚，飛揚，飛揚，——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飛舞，

認明了那清幽的住處，

等著她來花園里探望——

飛揚，飛揚，飛揚，——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時我憑藉我的身輕，

盈盈地，沾住了她的衣襟，貼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恰如其分的比擬，別出心裁的想象，愛情剛剛降臨的美好，格調明快飄逸，讓人靈魂升華，絲毫沒有幾年后“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的迷惘。這首詩創作于1924年12月30日，后發表在《現代評論》，次年8月收入《志摩的詩》出版并被列為第一首，也得到朱湘盛贊：“簡直是全體詩中坐紅椅的一首詩——全體詩中最完美的一首詩是《雪花的快樂》。”

新月社最初就萌芽在石虎胡同七號，聚餐會、讀書會、書畫會、古琴會、音樂會、戲劇表演策劃在那里，甚至就在那里舉行。有人考證，新月社的招牌最早掛在徐志摩寓所——好春軒的門口。好春軒經常高朋滿座、談笑風生，來賓有梁啟超、胡適、丁文江、朱經農、林長民、蔣夢麟、蔣百里、張君勱、張彭春、郁達夫、林語堂、林徽因、袁昌英、瞿世英、孫伏園等人，跨越了界別、地域和年齡，是理想、詩意、友誼和青春的盛會。并非同道人的周作人經常參與前期聚會：“那個時常在晨報論前啟事的聚餐會，我也去了不少次數，直到新月社成立為止。”《晨報》經常刊出聚會、聚餐啟事，偶爾出現石虎胡同七號字眼。1923年5月23日，徐志摩、梁啟超、林長民、蔣夢麟、張君勱、袁昌英、蔣百里、孫伏園等發起，商請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喀拉土拉在北京真光電影劇場表演，五天之后如期舉行。1924年10月26日：“聚餐會同人鈞鑒，現因藕香榭飲食不便，今日午間改在石虎胡同七號松坡圖書館聚餐，特此通知”。1924年11月8日：“十一八日（星期六）為蔡公松坡八周年忌日，同人等于是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在西單石虎胡同松坡圖書館設位致祭，特此通知。”1924年4月，泰戈爾來華，一路講演、游覽、宴會，徐志摩全程組織、陪同、翻譯，一行到松坡圖書館參觀并攝影留念。尤其是慶祝泰戈爾64歲壽辰晚會，在北京協和醫學校禮堂用英語演出泰戈爾的詩劇《齊德拉》，徐志摩、林徽因、張歆海、袁昌英、王夢瑜、林長民、蔣百里、丁西林表演，張彭春導演，梁思成負責舞臺美術，陸小曼分發說明書，梁啟超主持晚會，胡適以英語致辭。一眾新友故交風光無限，徐志摩最受人矚目，梁啟超贈送的集宋詞聯足以表現其風采：“臨流可奈清癯，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此意平生飛動，海棠樹下，吹笛到天明。”

林徽因、梁思成不久即赴美留學，隨后袁昌英再度赴法留學，徐志摩移居上海，石虎胡同七號松坡圖書館內的好春軒一時歸于沉寂，那些如詩如歌的雅集留在了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