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錫誠

聽聞恩師劉錫誠先生去世，回憶起他老人家對我的幫助和支持，不禁淚流滿面。老師身體一向健康，精神矍鑠，時常關心民間文化界的發展和學人們的動態。在八十九年的生命歷程中，在從事民間文藝研究的七十年間，他用誠懇的態度、勤奮的付出、遍布大江南北田野的腳印，為搶救、保護我國民間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如今，只能以文字的方式進行紀念和緬懷，愿老師千古。

劉錫誠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民間文學理論家，民間文化事業的守護者、推動者，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家。他曾形容自己：“我一生就像是一個永遠在勞作的農民，靠毅力、勤奮支撐著我的理想，靠汗水澆灌著我的土地。”他的土地就是我國社會科學的大花園，他以筆為犁，收獲的是創作和研究的果實。鍥而不舍地耕種，支撐他的是老一輩知識分子深沉的家國情懷，是像信念般的無私奉獻精神，是黨的文化干部的忠誠擔當。

熱愛文學：在文字工作中圓夢

劉錫誠先生一生的事業版圖緣起于他對文學的熱愛。也許是年幼時在村莊耳濡目染的口傳文學鐫刻進了他的基因，年少時他對文學的喜愛愈發濃烈，大學時期他在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度過了與文學相伴的四年，走入社會后他的工作始終圍繞著文學或完全或交叉地展開。他曾在文章中自白道：“在學術上，我是個兩棲或多棲人物。有兩個頭銜值得自豪或驕傲：文學評論家和民間文學研究者。”這兩個他看重的與文學相關的身份，與他曾經的工作經歷密不可分，是他在與工作的相互成就中，用勤勞的雙手創造的。

歲月是一本書，記錄了成長和奮斗，滿載著回憶與溫情。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劉先生曾在《文藝報》工作五年，任編輯部副主任、主任。文學工作純粹、熱烈，《文藝報》的工作氛圍充滿生機和活力，為他提供了寬廣的發展舞臺。時任《文藝報》主編的馮牧、孔羅蓀和許多同事都是文學界的知名人士，大家專業相近、追求一致，文學又是劉先生一直鐘情和熟悉的領域，他是真心喜歡這份工作。他在工作中得心應手、干勁兒十足，參與并推進了中國文學界革故鼎新、邁向新時期的艱辛旅程，為我國的文學事業傾注了許多心血。為了更好地促進我國文學創作、生產優秀作品，他在出色地完成編輯工作后，積極、用心撰寫評論文章，推出了許多權威的文學批評作品，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評論家。

深耕民間：與民間文化的不解之緣

劉錫誠先生出身于山東的貧困農家，齊魯大地的風土人情調配了他質樸、正直、堅韌的本色。直到耄耋，他仍常回憶起故鄉，他對家鄉的深深依戀、對土地淳厚的熱愛、對農耕文明的透徹認識，促使他以民間文化為原點，用自己的一生為標尺,去丈量我國民間文化的深厚和廣博。劉先生的人生道路坎坷，但他不懼困難和挑戰，憑借不屈不撓的性格，取得了多樣的成就。他最顯著的身份是民間文化學者，他以豐富的人生經歷為養分，以宏闊的學術眼光為翅膀，貫通學術研究的多個領域，最終融匯成自己獨到的見解，成為一代名家。

在劉錫誠先生的一生中，他與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現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淵源頗深，他兩度到民研會工作的經歷，締結了他與民間文化難舍難分的緣分。1957年，大學時就愛好民間文學的劉錫誠，經由老師曹靖華教授推薦，從北京大學俄語系畢業后進入民研會工作，他的職責是編輯、研究、翻譯民間文學。而后的十年中，他進行了大量的民間文學搜集、采錄、編輯、研究和組織工作。受“新民歌運動”的號召，他在新中國第一次民間文學采風中，深入全國各地開展調查，最遠到達了西藏門巴族聚集地。他采集到了許多豐富的、鮮活的舊民歌，這些寶藏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不再傳唱。在這個階段中，青年劉錫誠成為參與民間文學搶救、保護第一線的研究者，收獲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和田野調查經驗，不僅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民間文學調查成果，也令他對民間文學的理解更加深刻和全面。

20世紀80年代初，劉錫誠先生重回民研會擔任領導職務。他發揮大刀闊斧、沉穩細致的工作風格，以長遠的眼光和正確的決策，帶領民研會拓展工作維度，推升理論高度。例如，1984年他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提出工作方針，“全面開展搜集和搶救工作，有步驟地加強理論研究，盡快提高學術水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民間文藝學，全面開創社會主義民間文學事業的新局面”。他的主張在今天看來仍不過時。中年劉錫誠精神振奮、一馬當先，在他的主持下，民研會促進學科建設、培養專業人才、加強媒體傳播、推動國際交流，在學界和社會上全面活躍起來，為民間文化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

這期間的重要工作，是有著“世紀經典”和“文化長城”之稱的“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實施。在他的推動和領導下，“三套集成”出版工程正式啟動，有組織、自下而上的普查和編纂，開啟了民間文學事業的新篇章。借由“三套集成”的出版，新中國實現了第一次包括56個民族在內的全國各省區市的民間文學普查，其記錄下的海量成果至今仍發揮著巨大作用。起初，“三套集成”工作的啟動并非一帆風順，甚至一度停滯。劉錫誠先生明白這項重大文化項目在新中國文化史上的開創意義，經過他多方協調、積極推進，逐漸扶持“三套集成”實施工作走上了正軌。他不僅抓宏觀，還細致、周全、科學部署，提議在“省卷本”的基礎上落實“縣卷本”，產生了最終數千種縣卷本成果。他對普查、采錄、編撰工作的原則和工作方法有自己的思考和定位，他起草的《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工作手冊》，使繁復的調查、出版工作做到了有據可依。

鳥之兩翼：民間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

劉錫誠先生一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有學者評價：“在中國民間文藝學界，劉先生的著述是最多的。”鮮為人知的是，他在老年時才正式專職研究。作為一種態度，劉先生給自己起了“邊緣人”的筆名，他沒有經費、沒有助手，自立自強、潛心篤志。他的研究具有先導優勢，他親歷了新中國成立后民間文藝學的發展，見證了學科成長的過程。他多年間深入全國，赴偏遠地區采集、積累了大量田野調查成果。作為業界巨擘，他站位高遠，學術視野開闊，能夠快速吸收西方理論優勢為己所用，且研究眼光具有前瞻性：20世紀90年代，在我國原始藝術研究薄弱的基礎上，劉先生敢為人先，把我國各少數民族的原始藝術和我國考古挖掘出土的原始藝術結合研究，梳理成新石器時代陶器、原始繪畫、原始詩歌等多項不同門類，形成了立得住的本土化原始藝術的綜合研究。鐘敬文先生評價他：“系統地研究中國原始藝術，錫誠算是第一個。”

《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是劉先生的代表作，完成這本書的第一版時，他已年至古稀。他治學嚴謹、精益求精，對內容不斷填充、修訂后，這部110萬字的皇皇巨著，樹立起民間文學當代研究的里程碑，引起了學界和社會的巨大反響。《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的出現是首創性的，它填補了我國民間文學領域沒有專門的學術史著作的空白。這部龐大的學術史代表了劉先生一貫重視史料的取向——善于收集、發掘史料。在這部書中，他呈現了許多第一手的珍貴史實。他在龐雜的史料中爬梳，將中國民間文學的百年歷程細致地梳理和辨析，全面展示了我國現代民間文藝學發展的歷史概貌。他用文字構建了我國獨立的百年民間文藝學學術史體系，對民間文學學科乃至民間文化領域發展起到了長遠的促進作用。

除了精通民間文學研究，劉錫誠先生也是現代文學研究的行家里手。他說：“我的民間文學觀，理所當然地以文學的觀點研究和處理民間文學，這是我的基本立場。”劉先生文學素養高，文字能力強，且頗具文采，善寫散文。他歷經多個專業媒體擔任記者、編輯。在《文藝報》工作時，他利用業余時間，勤于思考，不斷挖掘作品更多的社會意義，經過快速反應、積極創作，發表了許多優秀的文學批評作品，出版了《小說創作漫評》《小說與現實》等多部文學評論集，在20世紀80年代文壇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作為著名的文學評論家，他的行文快且準，觀點理性、深刻、有見地。他將自己的評論理念定義為“求深、求真、求新”，對好作品力排眾議，對好作者積極鼓勵，發掘了一大批具有現實主義價值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

學者擔當：投身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事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過多年的摸索和推進，于2003年頒布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自此，我國非遺保護的大幕正式拉開。在政府的組織下，一批相關學科的著名專家學者組成了國家非遺保護工作的智囊團，為我國順利推進非遺保護事業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保障。劉錫誠先生受邀擔任民間文學組的召集人，他義不容辭地接受了。這位古稀老人從書齋中走出來，到非遺保護工作需要的地方，為我國非遺保護事業勤懇地奉獻，直至他年老體衰。

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駕護航”，是劉先生人生中最后一項事業。他發揮著學者的擔當精神，秉持幾十年的學術累積，身體力行地完成了國家的囑托、時代的使命。他承擔的任務具體而務實：評審、論證各級非遺項目；去全國各地指導基層非遺保護工作方法；開展培訓講座，宣傳非遺在民族、文化上的價值和開展保護工作的意義；積極撰寫理論文章，出版學術著作，為民間文學類非遺保護答疑解惑。在他的老年階段，他將畢生的學術心得、研究經驗獻給了我國非遺保護的偉大事業，促進了民間文學類非遺保護工作科學、有序地推進，提升了我國非遺學術理論水平。

非遺保護看似是外來概念，其實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我國在近幾十年中關注到了保護本土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劉錫誠先生的人生歷程正是踐行我國民族民間文化、傳統文化保護、發展理念的動態過程。1999年，劉先生在國際研討會上做了題為《社會經濟發展與民間文化保護》的報告后，有多家媒體刊載，他認為“保護民間文化已成為大家關心的熱門問題”。2002年，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實施“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作為我國自主開展非遺保護的另一條戰線，劉先生全然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去。他起草、編輯了《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普查工作手冊》，為工作方式、方法定下了調子，發揮了指導規范、統一步調的作用，更為后續我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接軌夯實了基礎。顯然，劉先生不僅是第一批參與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學者，更是一直堅守在我國自主保護本土優秀傳統文化戰線上的專家。

劉錫誠先生在學界頗具影響力和號召力，他以提攜后學、培養新人為己任，是學人們信賴的老領導和前輩。他與北大同學馬昌儀女士伉儷情深，又處在同一領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成為學人們的偶像。他們在安定門外的居所，承載了很多后輩學者的“文化記憶”。在這里，大家得到了兩位老師耐心的指導和幫助。這種幫助是真摯的、無微不至的。在工作和學術研究上，他幫助年輕人開展課題、指導文章、拓展機會；他也時常關心大家的生活，大家的困難他都記在心上。

將一個人一生的功績濃縮成一篇文章很難，劉先生高尚的品行和諸多學術建樹將留在人們的心中，成為無法消逝的詩篇。縱觀他的人生，可謂是風雨兼程。他經歷過挫折，也承受過命運的玩笑。但他自強不息，每份工作都做出了成績。一步一個腳印，沉穩矯健前行。最終，他回到了民間文化研究的懷抱，或者說，他從沒離開過民間文化，他像是把民間文化看成了廣袤大地的果實，將其視之為珍寶，一個個挖掘、采集、保存起來，保護、流傳下去。

“整體研究”民間文藝學，是劉錫誠先生著名的學術觀點。他指的“整體”是對事物的外在特征和內在本質結合研究。在此，我借助他對“整體”觀的認識寫下結語——

劉錫誠先生的一生濃縮著時代色彩，他用熱愛融合了他身上諸多特征：出身農家、北大畢業，學習俄羅斯語言文學，心系接地氣的民間文學，擔任過官員、專職研究者，文人的身份、好漢的性情，將這些和諧統一起來，他成了他自己。他不受門派的約束，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執著又倔強，樸實又純真，他認準的土地，就會深耕下去。他初出茅廬時，有人評價他：你還要另打出個旗幟來！

他確實另打了旗幟出來，他最終成了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