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七八年前，我在鄉里聽聞了一樁事：某天深夜，一個看地下賭場的保安，為了躲避警察抓賭，大冷天跳進野池塘逃過一劫。

這位保安，我是認識的，我們曾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相互敬酒。我記得他剃得光溜溜的頭，打著赤膊，肥肚腩頂住了褲腰帶，臉上浮現出被好日子滋養的神情。那時我知道，他替人看賭場，靠這份工起了一棟厝，飼了一個家。若干年后，這樁“意外”斷送了他的財路。逃出來后，他去親戚家暫避風頭。后來，據說是自首去了。

冷天、池塘、逃亡……這些細節不經意間流進我的記憶，它們駐足停留，在不遠處向我招手。我時不時地想起，覺得這一幕充滿戲劇性——不是虛構意義上的，而是真真切切在現實中上演，討生活的人命定要經受的劫難或者懲罰。

在我的老家——一個位于粵東潮汕地區的鄉鎮，這樣的事似乎司空見慣。保安的經歷在飯桌上流傳開來，說的人當作談資，被說的人也不覺得羞愧——看吧，我運勢好，大不了坐監，出來還是一條好漢。

現實的故事大體如此，寫進小說則要費一番功夫。我的工作是把“跳進池塘”——那個綿延在時間中的帶有鄉野氣息的，浸潤了當事人恐懼、羞憤、悲戚等情緒的“高潮”裝進虛構中，并借助一些書寫的技巧，讓小說有起伏，有節奏，如同呼吸。起筆時，我沒有從保安的故事寫起，而是從一位經營停車鋪的老板洪麗的視角切入，由她帶出小鎮的世相和人情往來，也帶出故事中的大棟和細棟兩兄弟。故事里，保安叫做大棟，是一名退伍老兵，而差點被抓的則是弟弟細棟，一個在鎮上混社會的“歹仔”和“刺流仔”。十多年前，我們從鄉里去市區或者出遠門，靠的是公交車和旅游大巴，寄車的行當應運而生。洪麗所在的寄車鋪是個中轉站，她代理大巴車票業務，見慣了人來人往——由她承擔故事的轉軸點再合適不過了。逃跑的細棟在一個深夜，拍響了寄車鋪的拉閘門，故事由此開啟。

我理想中這個故事的講法，一定不是大起大落，而是在日常中鋪展，有細密的描寫，有粗疏的勾勒，步步為營，收放自如。目前呈現出來的樣子，大致接近我的設想：大棟、細棟和洪麗有各自的經歷，在小說里，這些經歷被分頭敘述，交替推進，終于在一個倉皇的深夜匯聚和碰撞。人物講話時，我盡量模仿他們“呾”（說）潮汕方言的口吻——當然會有相應的改動和調適——以期貼近他們的身份、性格和心理；敘述上則適當加入一些方言詞匯。這種寫法，潮汕方言區的讀者看了，會心一笑，不熟悉潮汕方言的讀者，或許會覺得是個障礙。不過小說向來無定式，如果換成別的寫法，那么我熟悉的那個鄉鎮社會就會變調變味，甚至顯得“假”——我寫作時也會格外別扭。

關于小說，我堅持一個或許過時的觀點：人物遠遠大于故事，先有人物才有小說。當人物的形象慢慢成長，變得巨大，開始撐破壓制它的重物時，故事就誕生了。余下的情節、細節、情緒、氛圍以及旁逸斜出的枝節等等，都會順著人物的主干自自然然地生長。所以，與其苦心孤詣地經營一個“好故事”，不如多將目光和焦點落到人物身上。《金縷衣》也是如此，最先吸引我的是人物，然后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