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家惜書，多鈐藏書印。藏書印是藏書活動的產物，也是藏書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印文內容既有對藏書所有權的聲明，又有對收藏者情感、精神的表達。今從前人記錄和本人所見藏書印中整理一些反映典籍保護的內容，以窺探古人守護典籍之情和賡續文脈之法，讓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

愛書

古代藏書家為了傳承典籍，省吃儉用，典產置書，還會對一些典籍進行仔細校勘，對典籍充滿了深厚的感情，視它們為珍寶，有的藏書家甚至視其為生命的一部分。上海博物館藏宋景定二年金華雙桂堂刻本《梅花喜神譜》二卷上有清代藏書家吳湖帆“湖帆寶此過于明珠駿馬”的藏書印，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學易記》四卷上有一方朱文長方印“妙書奇畫駿馬名花”、明崇禎間刻本《夢溪筆談》上有一白文方印“酷嗜詩書不計貧”、清道光間刻本《見山樓詩鈔》二卷上有一白文隨形印“老病猶買未見書”，這些無不表達了印主對所獲難得之物的珍愛之情。清代福建藏書家蕭夢松有“藏之名山，傳之后人，以身侍之，罔敢失墜”“……家藏四世以身守，誰得吾書視此銘”。兩方藏書印亦告知后人要以身守書。

這類藏書印的內容主要是告誡子孫或后之收藏者，要愛護圖書，使之流傳更久遠，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為述得書不易，要守之珍之。如明代藏書家祁承?的“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曠翁銘”，晚清藏書家沈德壽的“辛勤置書以遺子孫永守”，清代藏書家陳鳣的“得此書，費辛苦，后之人，其鑒我”，清代藏書家沈廷芳的“購此書，甚不易，遺子孫，弗輕棄”，國家圖書館藏清同治七年刻本《冬心先生集》四卷卷首有一方內容相似的藏書印“得此書，良不易，后之人，弗輕棄”，等等。

二為警告子孫，鬻借不孝。如杜暹的“鬻及借人為不孝”，呂伯龍的“呂氏藏書，子孫是教，借毀及售，均為不孝”，呂北野的“呂氏典籍，傳家讀書，子孫共守。不許損失借賣，違者塋祠除名。萬歷七年坤記”，等等。

三為主張書為公器，得者珍之。如劉禪的“書非自私，得者珍之”，清末民初實業家、政治家湯壽潛的“見即買，有必借，窘盡賣，高閣勤曬，國粹公器勿污壞”，等等。

護書

明代陳繼儒《讀書十六觀》中有元初書法家、詩人趙孟頫的一則跋文，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凈幾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后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此為“六勿”，常被后之藏書者所引用，并衍生為“八勿”“九勿”“十勿”等護書之法，這于今日之古籍保護亦有重要的意義。

清代藏書家徐時棟曾刻有一枚藏書印，上書：“煙嶼樓藏書約：……勿巧式裝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將“六勿”衍生為“十勿”，對藏書提出了更全面的保護措施，特別是“勿巧式裝潢”與今天古籍的“修舊如舊”很是契合。

清末藏書家楊繼振收藏甚富，有一枚朱文長方印，共252個字，文曰：“予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請更衍曰：‘勿以鬻錢，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孫。’星鳳堂主人楊繼振手識……”在這篇印文中，楊氏先述藏書因由，后引用趙孟頫的“六勿”藏書箴言，另衍“三勿”，詳述護書之法，特別是“勿以貽不肖子孫”一條，表明印主所藏只傳愛書惜書之人，可見其良苦用心。

除了上述趙孟頫跋文入印外，司馬光的愛書之法，亦見被引用入印。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一“司馬文正光信陽王氏遺經堂主人”條記錄了明代信陽人王祖嫡和遺經堂主人引用獨樂園愛書之法的兩方藏書印。信陽王氏藏書印除詳細介紹了司馬光啟卷、觀看、翻頁等閱讀過程中保持圖書干凈整潔的方法外，還詳述了每年曬書的時間、方法以及效果。

藏書印還記錄了以蕓香草給藏書驅蟲的技術。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年通潞劉氏刻本《宦游吟》上有一方白文長方印“書為香多蠹不成”，記錄了香熏可以驅蟲的古籍保護方法，這里的“香”指的就是蕓香草，現在仍然有很多圖書館用它來防蟲。這一印文大概是化用唐代詩人呂溫《上官昭容書樓歌》中的“紙上香多蠹不成”一句，說明我國用蕓香草給書籍防蟲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贈書

雖然大多數藏書家都希望其藏書能夠子孫永寶，但也有些藏書家把藏書傳給自己覺得合適的人。東漢文學家、書法家蔡邕藏書萬卷，將其所藏大部分都贈給了“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蔡邕這種促進典籍物善其用、長久流傳的行為對文化發展影響深遠，后世多有效仿。這類的藏書印有劉承干的“翰怡持贈”，傅增湘的“沅叔持贈”，吳騫的“知不足齋主人所貽，吳騫子子孫孫永寶”，邵晉涵的“知不足齋主人所貽”，國家圖書館藏民國十二年鉛印本《名媛詩話》八卷上有沈敏元的一方白文方印“補愚謹贈”、清光緒三十四年靈萱室鈐印本《慎宜軒文》五卷上有“杭徐珂仲可贈”，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雍熙樂府》二十卷上有江標的“建霞持贈”、清光緒十年傅以禮家抄本《張忠烈公文集》七卷上有傅以禮的“節子持贈”，上海圖書館藏葉恭綽舊藏《蘭亭志》十一卷上鈐有朱文橢圓印“葉恭綽舉贈”，等等。還有鈐印在捐贈給學堂圖書的印，如清代黃樹谷將自家藏書藏于廣仁義學，并號召其他藏書家捐書，供人借閱，并刻一方朱文長方印“敬以此書義助于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廣仁義學，永遠為有志之士公讀者”，鈐蓋在捐贈的藏書上。日本元祿庚辰刊本《東萊博議》上有朱文方印“歲寒堂所藏，附與明倫堂。敬承蘊義塾，不敢出他方。同門看讀者，肅無致孟浪”。此外，還有很多藏書家將藏書捐贈給公藏單位以實現其藏書的永久流傳愿望，如周叔弢、傅增湘、徐恕、葉景葵等。上海圖書館藏王培孫的舊藏上每種都鈐有朱文方印“王培孫紀念物”。

小小一方贈書印中蘊含著深刻的寓意。書籍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培養個人修養和增長知識的途徑。贈書在傳遞知識的同時，也強化了一種熱愛智慧的理念。書籍中豐富的思想和情感可以啟迪人們的內心世界，激勵人們勇于面對挑戰、堅定信念，傳遞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共勉中華文脈的傳承與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