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來春半》的書名，取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詞《清平樂·別來春半》。時光流轉，悵然回首，發覺原來人間春日已過去多半。韶華易逝，光陰不再，在這樣好的春光里，詞人面對種種往事如煙，只能獨自傷春緬懷。懷著初讀到這首詞時的驚艷和與之相似的心境，在摯友鼓勵下，我收集歸納了從高中到研究生時期的部分作品，匯成一部虛構故事散文集，來紀念我“逝去的青春”。

也許有人會問，作為年輕人，放眼望去，有著大好前程與無限可能，有什么好緬懷的？但我相信，在每個人生的階段，人們都承載著那個年紀特有的心緒與愁思，其中不乏對自身的叩問與對外界的思考，無論理性還是感性，都有被記錄的意義。我筆下的許多故事，也許是主觀且片面的，但當讀者從中能夠獲得啟發、產生共鳴時，那力量是可以跨越時空、文化以及個人成長背景的異同，將天南地北的人們凝聚到一起的。《別來春半》中如傷春般的淺淺哀愁，并非只是少時情緒的起伏與躁動，更是為了記錄一段已永遠成為“過去式”的青春迷思。“傷春”是為了更好地“惜春”，從而不辜負歲月流轉。正因如此，書中的所有作品都盡量保留了初稿的筆觸與風格，并沒有進行過多修改。

我的創作過程非常隨性，經常是想到哪寫到哪，少有運用大綱或草稿。我的寫作并不為了取悅任何人，也沒有異常強烈或具體的創作目的，更多時候只是想把當下的情緒和心境用文字具象化，就好比電影中的某一幀——無論美丑好壞，甚至可能沒有完整的背景敘事，但依舊令人印象深刻。在我看來，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現實生活感知的一種真誠記錄。即使是在虛構的小說里，我也希望做到虛中有實——藝術源于生活，文學并不只是陽春白雪。只要能夠把普通人的經歷，用或宏大或細膩的敘事手法敘述出來，那么無論文筆風格如何，我覺得都是了不起的。

誠然，我在創作的路上，還需多加修煉。但講好普通人的故事，始終是我的終極目標，也是我寫作的思想根基。在談論風花雪月的時候，文學多是美而縹緲的；而在批判世俗的時候，則多是苦而尖銳的。正是這種多元性，反映出了個體在世間的生活浮沉。很多人讀書寫作，喜歡挑食，這是很正常的。但是作為創作者，這是我必須引以為戒的事情。

一路走來，求學海外，受到東西方文學的影響，我的寫作風格也經歷了許多變化與成長。但我愿意全心接納每個階段的自己，并不刻意給自己下定義或設限。從事學術研究時，我曾學習過亞洲和歐洲的多種語言，但與我有著最深刻的情感與文化羈絆的，仍是中文。在美求學多年，無疑拓寬了我的文學視野和思路，但對外語的頻繁使用以及不同語境下的學術環境，也讓我不斷思考著自己與母語間的關系。中文不再只是作為一門語言藝術而存在，更是我個人文化身份的一部分，是我用以抒發見聞感想、跨越不同文化語境的堅實橋梁。堅持中文創作，講述中國人以及中國留學生的故事，一是提醒自己的文化根基從何而來，二是希望能夠將自己的經歷與感受分享給更多人。《別來春半》作為我的出版處女作，無疑是稚嫩的、有待完善的，但它可以算作是我對中文、對中國的一封熱烈情書，是我對年輕時堅持創作的自己的一份獨特見證。其中流動著的，不僅有少女的情思，更有一名女性的獨立思考，以及她歷經挫折、成長為人的力量。古往今來，各朝各代名家數不勝數，但能夠被銘記的女文人卻屈指可數。身為一名女性，我堅信女作家們應該突破更多枷鎖和束縛，勇于表達自己的思考和感悟。每一縷細膩到頭發絲的情愫，每一個或重或輕的夢想，只要能夠大方利落地表達出來，已是勇氣可嘉。即便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無論如何，我已邁出了第一步。

談到中文寫作，就不得不談到中國古典文學，談到民間傳說典故和古詩詞對我的重要啟發與影響。《別來春半》首章中的作品，收錄了不少我高中及本科時期，對一些經典文學意象進行的現代演繹，其中不乏文筆稚嫩的文章，但也多少反映出了年少時天真爛漫的心境。我始終鐘愛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意境美學”，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含蓄美，講究的是一種微妙的境界，一種虛實間的美妙平衡；在閱讀過程中，偶爾運氣好了，能夠窺見古人“鏡花水月”的小小一角，僅僅沉醉其中，都會覺得頗為幸運。中國古典文學博大精深，當然需要我更多的潛心學習與沉淀，但在再創作的過程中，我也不希望循規蹈矩、照搬前人，而是希望融入自己的獨特觀點與構思，為讀者帶來不一樣的解讀方式——這又何嘗不是一種連接古今的思考延續呢？我認為，創作的價值不在于加深文學經典被束之高閣的距離感，而是不斷尋找它們的普遍性，以啟發更多讀者的共鳴與思考，這也恰恰是它們能夠成為跨越時空的經典之作的原因。中國古典文學是一座豐富的寶藏，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前人智慧，我在創作各類故事時，都會下意識地想到它，并且覺得心安。

20世紀諸多優秀的華語作家也是我的靈感來源之一。他們多數身處在動蕩的時代，無論是東西方文化思想的交匯，還是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都催生出了無數偉大的文學作品。民國時期的許多作家，如魯迅、丁玲、張愛玲、林徽因等，都對我啟發甚大。20世紀中后期，許多與我一樣擁有海外游學和生活經歷的港臺作家，如白先勇、三毛、邱妙津、李碧華、黃碧云等，他們筆下的眾生百態，曾指引著少時的我去不斷思考多元文化間的碰撞和對話，以及它們水乳交融的可能性。雖然我的經歷有別于前輩作家們的辛酸坎坷、顛沛流離，但流浪與離散、跨文化語境以及個人身份認同等主題，仍是我目前創作的主旋律之一。從學術、生活到文學寫作，正因為見過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作品，才更能對華語作家筆下的無盡鄉愁和東方情懷感同身受。

寫作多年，不乏有人評價我的風格像“某位作家”，或者有“誰誰誰”的影子。我并不與這類評價較真，也認為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對與錯。重要的是，人要認清自己的位置，明白其中的異同，并共情理解每個人既然身處不同的時代，便背負著截然不同的使命與人生追求——即使風格上有相似交匯之處，我們也是全然不同的個體。往往是看似相同的表面之下，更能品味出諸多的不同。寫作的意義很多，但絕不是為了“成為誰”。歲月流轉，春去秋來，往事早已成過眼煙云，但總要有人去傾聽我們這個時代的脈搏，書寫它的起承轉合，記錄它的跌宕起伏。文學創作于我是一場貫徹人生的漫長修煉，我揮別了少時桀驁不馴的心性，更加明白在歲月常青的文學殿堂前，自己應該時刻懷揣謙卑與審慎的態度，認真對待每一次的創作。忠于自我，為自己而寫，又何嘗不是為世間的千千萬萬人而寫呢？

希望《別來春半》能夠帶給各位讀者的，是一種屬于這個時代的溫柔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