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歷史實踐決定了文學的起伏

在馬克思主義文論中，經常被人提及的一個問題是：藝術生產的發展與物質生產的發展存在著不平衡的現象。馬克思以史詩為例指出：“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系中有這種情形，那么，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系上有這種情形，就不足為奇了。”但是，如同莊桂成晚近的研究表明，這種社會與文藝之間的不平衡只是微觀的不平衡，從長時段來看，兩者在宏觀的總體性上是平衡的。比如18、19世紀英、法等國家，文藝復興與經濟貿易及后來的工業革命對生產力的提高，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繁榮與資本主義的發達之間彼此是互為促進的。

這涉及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問題，置諸中國式現代化的歷程來看，情形更為明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生、確立、嬗變與更新，內在于這個歷程之中，同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與實踐的進程關聯在一起，成為其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時勢與人之間的互動，歷史實踐本身決定了文學的起伏。

盡管在后見之明中，人們常用現代化來回溯式地追述總結歷史，但其本非中國本土自生的概念與觀念，而是伴隨19世紀以來全球性的民族主義擴散和殖民主義入侵而興起的觀念，原先在東亞區域循著自身路徑前行的王朝帝國被迫重構自己的觀念系統，此前同域外交流的模式發生改變，從想象中無遠弗屆的獨步“天下”進入到“萬國”競爭的國際環境之中。因為西方的技術、軍事、商業的強力，源自于歐洲的地方性成為一種全球性，全球的地理與權勢版圖被改寫，相應地帶來歐洲之外地方在文化、觀念和價值上的重塑。廣泛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化由此啟動，近現代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帶來古典文學向現當代文學的轉型。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變遷也有一個艱難建立自身主體性，并探索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的過程。從歷時性的文學史分期來說，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在歷史敘述中形成了生物式的生長遞進隱喻，代際劃分從來也不是日歷時間，而是因為秉持了不同的理念；就文學觀念來說，中國文學在譯介西方現代文學觀念的過程中，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改造古代文學，并發明創生了現代中國“新文學”，并且在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的過程之中，結合本土實際，形成了“人民的文藝”的理念和實踐；從文學形式與技巧來說，廣泛將古今中西的遺產進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拿來主義”式傳承與揚棄，不僅有效繼承與創新了文人作家創作的書面文學，同時打撈并汲取了廣大人民群眾創造的各類民間口頭文學，更因應時勢，在電子媒介時代引導并壯大了網絡文學的發展。

基于此，中國文學實現了對傳統士大夫精英古典文學和以個人為中心的現代西方文學的雙重超越，走上了繼往開來、守正創新的中國式現代化之路。

一條獨立自主的探索之路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從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難走向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從來就沒有教科書，更沒有現成答案。黨的百年奮斗成功道路是黨領導人民獨立自主探索開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篇章是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自身力量實踐出來的，貫穿其中的一個基本點就是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文學的中國式現代化之路正是這樣一條獨立自主的探索之路，是先進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廣大人民群眾緊密凝聚在一起開辟出來的。

如果將近現代聯結一起，那么近代文學用梁啟超的話來說是一個“過渡時代”的文學，本土既有的美學觀念、格調趣味與文學形式，同外來形形色色的文學頡頏辯論，無論是時務派還是“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的倡導與踐行者，無論從技法到觀念，都處于交織、雜亂、渾沌的狀態。從早期“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向“泰西”的轉換，意味著傳統文學理念在那一個時期的節節敗退，西方現代文學觀念逐漸取代本土的觀念，進而成為一種標準。近現代文學的現代化是一種“單向街”式的輸入、模仿和學習的過程，特別是早期的現代化某種程度上化約為“西方化”，可以視為試圖在“以夷為師”基礎上進行“文化戰”。固然“西方”本身充滿了異質和多元，但在文明論立場上它們是作為整體的面目出現的。

內外情境的交疊，帶來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文學天才“成群地來”的現象，在經典理論家和作家的示范性作品中，現代文學得以確立其基本形態。第一次世界大戰及西方內部思想的反思，加上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沖擊和社會主義理論的傳入、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外交失利所暴露出來的強權現實，促使先進的知識分子從強勢國家與文化所主導的“世界主義”迷思中覺醒，進而使得民族主義激進化，反過來刺激了依循西方化語法的文化革命和文學革命的誕生。盡管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學團體內部也同樣充滿復雜的張力與斗爭，然而讓“現代文學”得以確立的無疑是關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斷裂性思路，在主流的文學思潮中，“中”與“西”則成為“傳統”與“現代”的換喻。即便是擺脫了“歐風美雨”的“以俄為師”，從邏輯上來說也只是“以夷為師”的升級版。

不過，隨著社會主義的傳入，開始突破了資本主義國家所壟斷的“現代化”解釋權，用李大釗的話來說“現代之文明，協力之文明也”，而不是跟隨某些先發國家之后亦步亦趨。當“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成為先鋒，科學的社會化、文化的平民化指向以人為本的發展時，國民的、寫實的、社會的文學成為一種追求，也讓曾經一度處于被壓抑和遮蔽的底層、民間和少數族群的文化的地位有意識地得以提升。早期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接受者，更多秉持的理念是人道主義與社會主義相統一，在以“立人”為主導的現代文學觀念中，這不啻為“人”的擴張，“個人”開始向“人民”發展。

到20世紀第一個十年末，陳獨秀已經指出，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不過是資產階級要求權利的旗幟，不是人民的民主，而20世紀的民主應該是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要求權利的旗幟。根據馬克思學說組織創立和發展社會主義政黨，作為革命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成為歷史的選擇，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蔡和森等人開啟了此后共產黨人的政治與文化。民主與科學是底色，但囿于國內軍閥混戰、政黨政治之爭、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等多種因素，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與道德則無暇顧及，這就是所謂“救亡”壓到“啟蒙”，五四時期提出的“穆勒爾姑娘”（道德）在文學中的反映，也更多停留在打破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束縛之上。

在共產黨人的革命實踐中，對于“啟蒙”的理解發生了深化，從單一的“盜火者”情結，即從西方取得現代化真經的思路，轉向了立足于本土精英傳統和民間文化的實際，以及同西方文化的結合。“啟蒙”從單向度的精英自上而下的教化，轉成了自上而下與廣大民眾自下而上相結合的互相教育的過程。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是現代化走向其中國式路徑的嘗試。在文學中的體現，就是三十年代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到四十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此后共產黨人一系列的改革與嘗試，最終凝聚為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確立的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論述。

以人民的福祉為目的

“當代文學”在一般文學史敘述中，其關鍵性節點被放置在政治史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時間開始了”。如果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路中，那它則可以前移到1942年。但是，確立某個明確的開端是一種神話，因為歷史的進程并不是那么清晰明朗、斬釘截鐵，在具有較強穩定性的精神文化層面更是如此。與外在的技術器物生產和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規定性的組織制度創造之外，文藝的生產創造往往無法一蹴而就，而有著頑固的慣性。因而，在社會主義新文藝、新文化和新人的重鑄中，會發生形形色色的洄流、僵化和過激舉措。挫折與創傷作為歷史之惡難以避免，也無需回避，直面教訓是為了提供鏡鑒。

當代文學的最大理論貢獻，是“人民文藝”的生成。這不僅僅是“人民”作為歷史主體從政治理念中的移植，更是在歷史與現實基礎上融合中西方經驗的創新，它的“文藝”突破了現代“純文學”的自律觀念，既保留了經歷曲折而典型的現代文學觀，同時也將原本被侮辱與被損害民眾的口頭文學納入進來，用制度化方式進行作家教育和作品修改，組織群眾文學生活，讓個人創作與集體創作并行，這是真正的“人民文學”。它同1954至1965年間形成的“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的宏偉目標是相互配合與成就的，不能簡單地在“工具論”中將其狹隘化，因為文學現代化的一個基本途徑就是理念先行，就如同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作斗爭時是先取得先進性文化的領導權一樣，現代文學是觀念先于實踐的。盡管其演進的過程中因為物質與精神的不平衡發展而出現了挫折，在“新時期話語”中重新經歷了新的“歐風美雨”的洗禮，但此際這一路徑已經迥異于五四時代——社會主義人民文學作為一種遺產，滲透在新的“西化”過程內部，并且一度在對弱小民族的關注和與第三世界人民文學的結盟中（如亞非作家會議和蓮花獎），輸出了自己的價值觀。

21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文化自信日益得到張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得以鞏固，中國文學也走出了西方文學話語，并且在具有通約性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上做出了獨特的價值上的創造。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學的現代化繼承與融合了中西方古典文學傳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動態現實觀察與應對的結果，逐漸在探索中尋找到自己的道路。這個探索過程總是與社會現實語境密切相關，是整體性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當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趨于自覺，中國式現代化是整體性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國防的全面現代化，是基于中國悠久歷史的持續奮斗、中國的生動現實實踐的新型道路，改寫了西方先發國家長期壟斷的現代化的定義。“新時代”中國文學超克了“新時期”以降的個人主義又吸收了文化多元主義的部分合理性，其特點在于強調本土美學傳統、文化自覺和現實關切，尤其是價值觀念上的獨立創造，也就是說開始從“單行道”走上“雙行道”，從“以夷為師”走上融合創生。文學的中國式現代化，走出世界主義的幻想，隱含著民族主義的內涵，同時有著國際主義的視野，以中國大地的現實人、物、事為起點，以人民的福祉為目的，而指向于全人類共同體的美好愿景。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