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靜的新著《賽先生在當代：科技升格與文學轉型》超越了“科學”“文學”的二元結構，如書中所述：“理性與道德、知識與正義、科學與文化是一體兩面的，而非彼此孤立。”當李靜將視野投向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和2016年以后的移動互聯網時代這兩個“科技升格”時代的文學時，“科學故事”這一研究對象所指陳的就不再是文學中有關科學家、科技變革和科學觀念的敘述，而是通過譜系梳理，在文學的“功能性”之外聚焦文學敘事與科學話語之間的內在張力與隱秘聯系，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配合、互動如何參與并推動了改革開放時代的歷史進程和社會觀念的轉型。可以說，李靜所選擇的這7個“科學—文學”故事可以作為我們認識當代中國兩個科技巨變時代的方法和媒介，幫助我們理解改革開放時代科學主義的興起、演變以及其間40余年來中國社會的整體變化，這其中凝聚著的恰恰是豐富的中國經驗。

在對《喬廠長上任記》等蔣子龍工業題材小說的分析中，李靜注意到現代管理科學在實際落地時與中國人情社會中的“關系學”和“官場哲學”所產生的沖突，意識到這不僅僅是“方案—實踐”層面的矛盾，而是借由這一沖突重識資本主義管理經驗與“蘇聯模式”及傳統社會主義文化之間的矛盾，并透過文學作品呈現出的這種彼此交織的角力場回顧和反思新時期科學與文學之間的復雜張力；通過對比《哥德巴赫猜想》等同時期相似主題報告文學的書寫方法與形式特征，李靜勾勒了一條“科學家英雄”進入當代史的路徑，而圍繞著彼時“向科學家學習”所產生的關于“學習”和個人成長的思考，則進一步指向當下市場經濟時代彌散在青年群體中的“成功學”想象與整體性焦慮，因而不同時期有關《哥德巴赫猜想》寫法與主題的解讀始終指向人在當代社會的生存問題；而對于科幻暢銷書《小靈通漫游未來》中未來想象的解讀，實際隱含著歷史轉折時期對于發展道路的現實選擇和規劃，其中涉及的生產力變革、物質/精神需求以及勞動者價值等問題無一不是指向改革開放初期的現代化建設實踐。圍繞著這些“科學—文學”故事，李靜一方面重返歷史現場，在轉折年代的歷史語境之下分析文學敘事如何作為一種話語參與科學/改革合法性的建構，另一方面又不僅僅滿足于“歷史化”，而是循著這些故事的脈絡考察它們所表征的思想癥候如何經過40余年的歷史演變影響當下，特別是對中國社會的整體思想轉型起到了何種影響。與其說李靜是在既定的研究目標下尋找“文本”，不如說是其置身于改革開放的歷史中發掘、解讀和制造關乎現實與人之發展的“命題”。

李靜開展研究與批評的“作業現場”和“文學田野”超出了既有的文學體系和范式，除了傳統的文學作品的分析以外，將彈幕、音視頻、公眾號等新媒介文藝形式納入文學研究與批評的范疇中，在融媒體時代以“沉浸式”的方式展開置身事內的跨媒介文學研究，因而，李靜的這一系列論文呈現出強烈的在場感和行動性。同時，李靜冷靜、客觀地審視和分析資本、技術、媒介、大眾等全新的文學生產要素對文學生態、大眾文化以及國民精神產生的影響，對當下各種時興的新媒體文學現象開展癥候式批評，對其中隱含著的真問題展開針砭時弊的分析與批判。正如李靜所言，“在數碼文明轉型的時代中，科技的重要性已不再需要文學的‘游說’，科技已經融入身體經驗，作用于環境本身，科技、資本與民族國家深度綁定”。因而在新的市場化環境和媒介語境之下，如何處理更為豐富駁雜的文學生產要素、厘清“文學”與“科學”的密切聯系是媒介變革時代的文學研究需要格外注意的地方，“文學”與“科學”不再是毫無關聯的兩極，也不再是“文學”作為一種學科建制單向度地受到科學性的影響，而是二者越發呈現出“同構關系”。如李靜所指出的，二者“扭結為一對相互依存的矛盾共同體”，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深層次變化是內化于當下文學的表現形式和整體性生產機制中的，而文學生產的各個流程和要素也表征著科技的進步和媒介新變。

在對微信公眾號“為你讀詩”“讀首詩再睡覺”的文化癥候分析中，李靜從場景與意象的營造、聽覺、情緒等角度對此類公眾號的“詩意生產方式”進行剖析，總結和歸納了其背后的生成機制和當前國民文化生活與消費的方式，道出了媒介與資本合謀下這種詩意背后的商品屬性。由是，“‘詩意生活’只不過是一種數字幻境”。李靜更進一步地對人在這種新的市場化環境與媒介語境下的自由與異化提出質疑，認為這種“詩意”有可能帶來更加隱蔽與內化的剝削；在對當前“科幻熱”的分析中，李靜意識到科幻已經成為當下的“公共思想媒介”，而由此產生的3種想象力模式則意味著當代中國文化與觀念格局的分野，由是科幻背后介入現實、生成文明的隱含能量被揭示出來；在對互聯網彈幕生產機制和特征的分析中，李靜將這種“電子人”的話語方式與文學生活和社會政治生活相勾連，關注網絡時代人的主體性，從而將媒介新變與“人的再生產”這一主題關聯起來。

資本和技術的介入使得中國當代文學體制發生了變化，文學的形態、定義和邊界都隨之發生改變，因而作為一個學科概念的“文學”逐漸松動、瓦解并處于新的生成過程之中。既有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在“新人文”面前是否仍然具有闡釋的效力、不至陷入失語的狀態？當感受到介入當下的乏力、困頓和猶疑時，應有的姿態是怎樣的？當前的人文學科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即是面對媒介轉向和與之相伴的文明轉型，這不僅僅意味著我們需要重新發明一套學術研究的話語方式，而是意味著尋找一種重新進入當代社會的方法與路徑。在這個意義上，李靜的這本論著意味著思路、視點、方法的打開，從“科學”這一視角出發進入中國當代文學，關注“人”這一自五四開始就被不斷重申的命題，在行動的意義上重新揭示了文學研究介入當下的能力，也暗示了媒介融合時代文學研究的生力、張力和新的可能性。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