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卷劉皓明教授的《西西里訪古紀行》，內心被喚起一種無古今、無國界的廣大鄉愁。鄉愁而無古今、無國界，則鄉愁者的懷抱中，在與一己相關的童年和故土經驗之外，必存有別樣的所思。自公元前8世紀起，希臘人即開始在西西里島殖民，至公元前5世紀末，以敘剌古為代表的西西里城邦甚至成為大希臘地區的人文中心。其后西西里雖經歷了羅馬、拜占庭、阿拉伯、諾曼、神圣羅馬帝國、薩伏依王朝、奧地利和波旁王朝的多次“城頭變幻大王旗”，但希臘的流風遺韻卻歷久長存。馬克思將古代譬為人類的童年，謂古代民族中“有粗野的兒童，有早熟的兒童”，惟稱美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以近于傷感的語言評道：希臘藝術的魅力，正產自其時未成熟的社會條件；童年永不復返，但魅力永存。在這層意義上說，富含希臘文化元素的地中海明珠西西里，如得縱橫古今、中西的哲筆之發微，確能喚起讀者心中最廣義的鄉愁。

古希臘第一抒情詩人品達(Pindaros)受西西里城邦敘剌古的僭主希厄戎和阿克剌迦的僭主臺戎之邀，曾于公元前476—474年期間訪問和僑居西西里，并寫作了大量風格華麗的贊歌。劉皓明為品達的譯者，2021年，他在全面箋注與詮釋的基礎上，推出了品達的《競技賽會慶勝贊歌集》的古希臘文與中文雙語對照版全譯本。這一程西西里之行，作者自承，“旨在追尋品達的蹤跡”，但“又由于它所記錄的不僅限于古希臘遺跡，因此它在實際上也是對作為觀念世界存在的西西里的刻畫”。

劉皓明是古羅馬詩人賀拉斯、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重要譯者——這意味著在希臘語之外，他亦精于拉丁語和德語；作為耶魯大學的比較文學博士和北美精英女校瓦薩學院的長聘教授，不言而喻地，他以英文為工作語言進行科研和教學；他的其他西方語言象限還包括意大利語和法語。與此同時，作為一位中西詩歌的比較研究者和中西文獻的校勘者，他對文言文又有著精湛的掌握。在《西西里訪古紀行》中，作者對西方建筑和藝術的闡發，尤令人感慨“知者良獨難”。此種通解并不是無由來的。對讀作者的憶舊散文《我書架上的神明》，我們了解到他與美術做伴的童年閱讀。書中亦提及其童年時所熟讀的留法美術教育家顏文樑的著作《美術用透視學》。當作者在敘剌古城看到一座供奉阿波羅的神廟時，他立即從石柱殘跡中辨識出多里亞石柱柱槽的風格，根據梁氏對希臘柱的定義，他回憶起“天津和上海等地見到過的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仿造的多里亞風格建筑中的立柱”，判斷它們的設計者“幾乎全都不懂得使用凸肚線”。

作者多次提及中國的開埠城市、特別是其故鄉天津的早期建筑：“由法國人保羅·慕樂設計的帶有巴洛克因素的折衷風格的勸業場”，“由出生于天津并且在日本降服、中國光復前數月死于設在山東濰坊的日本占領軍集中營里的蘇格蘭傳教士、同時也是體育名將、1924年巴黎奧運會400米賽跑金牌得主李愛銳(Eric Liddell)設計建造于同一時期的中國天津民園體育場”，“已經墮落為大雜院的天津哈爾濱道75號原匯記錢莊”，“昔日天津的南市和四城一帶那些中西合璧的民居、商鋪、娛樂場所等老房子”……那不斷閃回的記憶之筆，“一是想以此顯示西方建筑藝術傳統的連續性及其在陌生文化中、特別是在后殖民時代的命運，二是想為天津上海等地修建于上個世紀上半葉的這些歷史建筑的藝術價值呈上一份藝術史的證詞”。交代了這兩重略帶工具性的目的論后，作者以更為詩意的語言吐露心曲：“意欲藉此向那些曾經裝飾了我的故鄉和童年世界的珍貴的建筑藝術品獻上一份灌以鄉愁和傷逝的薄奠。”

《西西里訪古紀行》從作者彼時正在客座的出發地、德國城市特里爾寫起，遵循著物理空間和時間的遷易原則循序推進。此行的源起、疫情的限制、訂票的選擇、投宿與飲食，作者皆一一交代完整。依賴德國著名導游書系列《杜蒙藝術導游》所規劃的行程，也會被迷路、酷熱、租車不順等偶然事件打亂；記敘中雖時或插入大段的詩歌、歷史、藝術、建筑的講解，但清晰的時間線始終韻散不廢，如永不關閉的高清攝像頭，引領著讀者登山涉水、穿街走巷，與作者一同聆聞市聲、品味美食。

第一站卡塔尼亞，作者在抬十字架路觀察到“街兩側的房屋因多使用本地盛產的火山灰巖而呈深灰甚至黑色，可是門楣窗楣則由于是用砂巖或者石灰巖雕鑿的，顏色淺而且偏暖。我很快就會知道，這樣的配色是距離埃特納火山僅40多公里的卡塔尼亞建筑的一大特色”。這是一個近乎布羅代爾式的、地理決定論的觀察。在敘剌古，作者來到品達曾贊頌過的阿惹推撒泉，他驚訝地發現這眼甜水泉距離海邊非常之近。援引維吉爾之哲言“靡泉不圣”，作者發思古之幽情，聯想到“近三千年前，當希臘殖民者們從希臘本土、特別是從珀羅之島乘船來到這里時，對于歷經海上磨難的他們，在一下船的地方就能找到補充淡水的甘泉會是多么幸運！”在阿各里真托，作者參觀了曾被歌德評為比同湃斯同海神廟風格更為“纖細”的同心神廟。他敏銳地識別出，這兩種風格的反差代表著“多里亞風格從早期向古典時期的過渡”。書中的評述則表達了作者的中國藝術素養：“在我看來，多里亞神廟的這種莊嚴凝重感可以類比于顏體楷書給人的感覺，若是書寫在匾額上懸掛于廟堂里的話，只有顏體才能壓得住、撐得起。相比之下，更顯纖細柔美的哥林多式更像是褚遂良的字，比較適合懸掛在較小型的屋宇或者建筑中更帶有裝飾性的部分，而伊奧尼亞式則介乎這兩者之間，或可比方于歐陽詢的字。”

作者曾在一天之內接連參觀了希臘人的劇場和羅馬人的角斗場。同樣的供人觀賞表演的露天設施，卻引發了他對這兩個古代西方文明間本質差別的反思。作者認為，前者是審美的、哲學的、宗教的，引發對人性、對神與人之間關系、對國家、戰爭和政體的思考；后者則是血腥、殘忍、動物的，是訴諸人的低下生理本能的。不錯，前者征服、劫掠了后者，但作者的反思并未簡單地止步于此。他承認羅馬人雖粗俗嗜血，卻善于征伐、嫻于治國，他們對于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物質性關系的天才理解力，使他們立下了不朽的羅馬法，從而垂范于西方文明。

昔者宋人胡仲弓題張巡廟，有“祠前碑記無尋處，賴有唐書為發明”句，宋人柴望題多景樓，有“昔日最多風景處，今人偏動黍離愁”句，讀來皆令人感慨系焉。我們對人類文明的根脈，永遠會有一種問詢、追索的愿望——那正是我們自己也未必意識到的、最廣義的鄉愁。西方古典文明的姹紫嫣紅，似這般都付與西西里的斷井頹垣。借用作者原語，《西西里訪古紀行》正是一份對逝去文明的鄉愁與傷逝的薄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