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茅盾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中國革命文藝的奠基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擔任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主席，同時還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長。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長期擔任文藝界領導的茅盾先生，承載著共和國文學的榮光，為繁榮文學傾盡心力。1949年后，茅盾不再創作小說，主要興趣轉向文學批評，十七年之間茅盾撰寫的評論和理論文章總數超過百萬字，生前出版有《夜讀偶記》《鼓吹集》《鼓吹續集》《關于歷史和歷史劇》《讀書雜記》《茅盾評論文集》等。茅盾研究以顯學姿態受到學者的關注，一直是研究的熱點、重點，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關研究成果呈現“井噴式”增長，90年代以來研究茅盾的著作有著可觀的數量和質量,包括研究資料、普及讀物、年鑒、書系以及眾多的學術專著，呈現出多樣性的態勢。進入21世紀之后，桐鄉市檔案館完成了關于茅盾資料的征集工作，主要是從茅盾先生的兒子韋韜處征集而來,一大批“手稿書信”歸檔于茅盾家鄉的浙江省桐鄉市檔案館,在此基礎上經過整理的“茅盾珍檔—日記、回憶錄、部分小說及書信、隨筆等手稿”成功申報“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第三批，并且相繼編輯出版了系列手稿、手札、手跡，如《茅盾珍檔手跡：游蘇日記》等。2014年，由茅盾之子韋韜先生授權，中國茅盾研究會常務理事、浙江省茅盾研究會理事鐘桂松主編的黃山書社版《茅盾全集》在原版《茅盾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基礎上加以充實、補訂。2018年主要保藏在位于北京的茅盾故居的茅盾資料被整體搬遷至中國現代文學館并建立茅盾文庫，這一批材料相對完整地“繼承”了存放在茅盾故居中的各類檔案文獻，主要是藏書。

由此基于“藏書—閱讀—創作”視角的研究所涉及的資料得以全面呈現，關聯研究得以展開，相應的稀有史料得以被發掘，許多關于茅盾作品以及相應文學現象之“謎”、因時代和歷史語境帶來的認知上的隔膜，可能獲得新的理解，文學研究的維度也將進一步被拓寬。

在佳作頻出的十七年文學中，形成了以“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為代表的“紅色經典”，政治傾向鮮明，社會影響巨大。“三紅一創”即《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這一歷史時期正是茅盾先生文學評論與創作的重要時期，本研究以茅盾與“三紅一創、青山保林”作品的關聯關系為切入點繼續研究，呈現茅盾閱讀、評論的往事細節，以進一步充實茅盾研究相關資料。

二、“藏書—閱讀”中的對應關系

藏書代表閱讀的可能，關于藏書及其相關因素的考察可以進一步洞悉作者的閱讀與創作情況。首先，筆者統計了“三紅一創、青山保林”作品的首發情況與版本情況，見表1。

從藏書情況可以看出，茅盾對于作品的收藏情況，既有單本收藏，如《紅巖》《紅日》,也有副本的收藏，如《山鄉巨變》《青春之歌》,既有初版本，如《紅巖》《保衛延安》，也有非初版本的收藏，如《紅旗譜》《山鄉巨變》《青春之歌》。

其中《保衛延安》的初版本保存較為不易，也成為一種特殊的歷史見證，是文化名人對于歷史文獻的特殊保護作用的體現。在藏書中并沒有找到《林海雪原》與《創業史》。關于藏書與閱讀的情況，以2014版《茅盾全集》收錄的日記與書信文本為依據進行了進一步的信息爬梳。現存的茅盾日記主要集中于1960年到1970年之間，其他時間要么缺失，要么僅存零星殘稿。而書信的收錄，主要是以茅盾寫信為依據，別人寫給茅盾的書信沒有進行收錄。經過統計得到表2。

從表2中可見，柳青《創業史》、周立波《山鄉巨變》在日記中有明確記錄，其中在致朱棠(1973年12月11日)中“你需要的《創業史》及《母親》找不到，想來你記錯或者被人拿走了。我的孫兒的同學常來這間書房里找書，有時借了去也不說一聲“，更是證實了茅盾藏書中《創業史》的一種可能去向。

在日記中，茅盾觀看了《紅旗譜》話劇，以及電影《紅巖》《紅日》《林海雪原》，關于這些作品文本的閱讀則淹沒在了日記中“閱書”“閱書刊”之中。

從致胡錫培(1973年12月19日)、致胡錫培(1977年3月8日)中可以看出茅盾對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幾部作品再版和作者近況的關心。

杜鵬程《保衛延安》則在日記、書信中沒有提及，這與《保衛延安》作品的歷史境遇關系密切，后文有敘。

三、閱讀—創作”中的文本對應關系

為了進一步了解茅盾對“三紅一創、青山保林”作品的評價評論情況，筆者以《茅盾全集》中的文論為基本線索，全面查閱了相關文獻，有關評價評論在篇幅上呈現了較為明顯的差異，對此進行了分類統計，繪制成表。對“三紅一創、青山保林”作品的評價評論情況集中主要出現在部分文章與報告之中，可以劃分為獨立成篇的評論、單獨成段的評價、只言片語的提及三種。

(一)獨立成篇的評論

獨立成篇的評論又可以分為“論文之篇”與“讀書雜記之篇”。從茅盾評論文章的特征來看，主要分為理論文章與讀書筆記，其中重要的是他常常以讀書筆記的方式發表對于作品的評價，有的時候以組為單位刊文，如《鴨綠江》。讀書雜記(《中國文論·八》，創作時間為1958—1959年)與1963年的出版社，分別簡稱讀書雜記(1959年)與讀書雜記(1963年)。

茅盾于1959年2月16日在《中國青年》第四期刊文《怎樣評價<青春之歌>?》，茅盾的這篇評論文章是他閱讀了《青春之歌》之后又經過認真思考后落筆的。但是他自己的觀點非常鮮明，針對性也非常強，為《青春之歌》定音。在讀書雜記(1959年)中，對《紅旗譜》《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進行了讀書筆記式的評價評論。

(二)單獨成段的評價

單獨成段的評價主要指的是在有關報告中以段落方式進行評價評論。經統計，主要發生在《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之中，見表3。

(三)只言片語的提及

與單獨成段的評價相對應的則是在有關報告中的簡單提及，包括用題名舉例、簡單作品中人物等，涉及文獻較多，見表4。

由表4可知，關于《紅巖》的提及是最少的，梁斌《紅旗譜》則較為頻繁，在一次報告中三次提及，關于曲波《林海雪原》提及時間跨度最長，最早在1958的《談青年業余創作——在沈陽市青年業余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中國文論·八》，1958年《文學青年》第七期），最晚為1977年的《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神枷鎖》（《中國文論·十》,1977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

而關于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從1960年在《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簡單提及《保衛延安》后，后續也是一直關注著杜鵬程，而對其作品的關注則轉換變為其他作品，對于《保衛延安》則因為歷史原因而不再提及。這也是在日記等其他記錄中沒有關于《保衛延安》有關記錄的原因之一，對于杜鵬程《保衛延安》的關注被對于其他作品的關注而取代。

四、閱讀痕跡探尋及其批注發掘

隨著文獻記載相關內容的呈現，為了進一步考查茅盾閱讀與評價作品的過程，將相應的藏書找出，進行了基于實物考察的比對研究，得到表5。

隨著藏書、日記、書信、文論中關于“三紅一創、青山保林”作品及其作者信息的浮現，相應的信息的圖景得以浮現，為筆者搜集與比對藏書、評論手稿、刊發正文提供了線索，茅盾的閱讀、評論的圖景也得以呈現。

五、“閱讀一創作”視角下的“三紅一創、青山保林”

茅盾藏書中梁斌《紅旗譜》中的批注為初稿，《茅盾全集》中讀書筆記(1958年)根據茅盾未刊手稿情況刊發，此手稿內容與《紅旗譜》書中批注內容構成茅盾對《紅旗譜》評論觀點的文本，此文本在當時并未公開發表，此文本中的觀點在報告《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單獨成段關于《紅旗譜》單獨成段的評價觀點基本一致，并在此報告與報告《為實現文化藝術工作的更大更好的躍進而奮斗》（《中國文論·九》,1960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期間在4月4日大會上的發言，翌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多次舉例提及。

羅廣斌、楊益言《紅巖》的閱讀與評論情況不清晰，僅在《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神枷鎖》（《中國文論·十》，1977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提及一次。

茅盾藏書中吳強的《紅日》中的批注為初稿，在《茅盾全集》中未收錄，系首次呈現，批注中有關觀點內容細節在《談“人情味”——讀<共產主義的人情味>偶感》(《中國文論·九》，1960年4月筆記)提及一次，在《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三次提及，當均為展開論述，與書中批注內容情況相一致。

柳青《創業史》在茅盾日記中8次出現，1960年2月4日開始閱讀，斷續閱讀，到1960年2月17日閱讀完畢。藏書中未留存《創業史》，書信中記錄“你需要的《創業史》及《母親》找不到，想來你記錯或者被人拿走了。我的孫兒的同學常來這間書房里找書，有時借了去也不說一聲”。說明藏書中原有此書，閱讀后不知去向，在《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單獨成段評論《創業史》,在《為實現文化藝術工作的更大更好的躍進而奮斗》《中國文論·九》，1960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期間在4月4日大會上的發言，翌日《人民日報》發表)、《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老兵的希望》(《中國文論·十》,1977年11月12日《人民文學》)、《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神枷鎖》(《中國文論·十》,1977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四篇文論中提及《創業史》。

楊沫《青春之歌》，在藏書中《青春之歌》的批注為部分初稿，后繼續撰寫完成評論文章系《怎樣評價<青春之歌>?》，刊發于1959年2月16日《中國青年》第四期，是獨立成篇的系統評論，在讀書雜記(1959年)中，對《青春之歌》進行了評論；在《為實現文化藝術工作的更大更好的躍進而奮斗》(《中國文論·九》，1960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期間在4月4日大會上的發言，翌日《人民日報》發表)、《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老兵的希望》《中國文論·十》，1977年11月12日《人民文學》)、《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神枷鎖》(《中國文論·十》，1977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四篇文論中五次提及《青春之歌》。在致胡錫培(1977年3月8日)書信中表達了對《青春之歌》(長篇小說，楊沫作)再版的關注。

關于周立波《山鄉巨變》，在茅盾日記中5次出現，1960年1月8日開始閱讀，1月19日閱讀完畢，藏書中《山鄉巨變》有批注，在《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單獨成段評論《山鄉巨變》，在《為實現文化藝術工作的更大更好的躍進而奮斗》(《中國文論·九》，1960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期間在4月4日大會上的發言，翌日《人民日報》發表)、《談“人情味”——讀<共產主義的人情味>偶感》《中國文論·九》，1960年4月筆記)、《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三篇文論中均提及《山鄉巨變》。在致蕭三(1951年9月18日)與致沙汀(1978年8月2日)書信中提到周立波。

關于杜鵬程《保衛延安》,在藏書中有留存，書中有批注，在《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單獨成段評論《保衛延安》，之后關注點轉為杜鵬程其他作品，在《一九六O年短篇小說漫評》(《中國文論·九》，1961年《文藝報》第四、五、六期)中提及杜鵬程《飛躍》，在讀書雜記(《中國文論·十》，1963年《讀書雜記》)獨立成篇評價杜鵬程《嚴峻而光輝的里程》與《難忘的摩天嶺》。

關于曲波《林海雪原》，藏書中未留存《創業史》，閱讀情況不詳，在讀書雜記(1959年)中，對《林海雪原》進行了讀書筆記式的評價評論，在《談青年業余創作——在沈陽市青年業余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中國文論·八》，1958年《文學青年》第七期)、《為實現文化藝術工作的更大更好的躍進而奮斗》(《中國文論·九》，1960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期間在4月4日大會上的發言，翌日《人民日報》發表)、《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1960年7月24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神枷鎖》(《中國文論·十》，1977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四篇文論中提及《林海雪原》。

六、結語

近年來包括茅盾在內的經典作家研究鮮有突破性成果，與之相關的文學現象的研究也基本爬梳完畢，學界亟待新視角、新史料以延伸包括茅盾在內的經典作家、作品的生命力。史料的完善是研究高峰出現的前提，是評述性、思想性的學術研究遇到困境時的緩沖，藏書與閱讀相關資料是研究作家閱讀與創作關聯、構建閱讀史、進一步還原“歷史情景”、走進作家“內心世界”的重要文獻資料留存。

經過多次編纂補充的《茅盾全集》收集了關于茅盾作品、手稿、日記、回憶錄等資料，而關于茅盾藏書的研究及其閱讀史、閱讀與創作關系的研究尚未涉及，原因在于茅盾藏書作為“博物館藏品”長期保藏于位于后圓恩寺胡同的茅盾故居之中，不輕易對外展示，一些有批注、評點的藏書更是被“埋藏”了起來，只有少部分被發現后經過報道與研究為人們所知曉，相關研究陷入“無米之炊”而進展緩慢。本研究關于茅盾藏書的部分目錄性展示與閱讀痕跡的呈現，是茅盾研究的一次新資料與新史料的發掘、呈現與研究，希望本研究的拋磚引玉，能夠為相關的研究提供線索、資料與數據。

[本文系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年度課題“茅盾形象的媒介構建研究”(項目編號：23NDJC235YB)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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