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羅五洲在香港創辦“中國文學研究社”，該社以函授教學形式培育學員，定期印發講義，推出的出版物除以期刊形式出現的《文學研究錄》及《文學研究社社刊》外，還有以函授資料形式出現的《中國文學研究社專修函授講義》，另出有《求學捷徑》之類的社編書籍。通過分析這批出版物，可以還原1920年代香港地區文人活動的現場，展現傳統文化在香港的輻射狀況，進而窺察香港文學現代轉型的特點。

復興傳統文化的主張與“中國文學研究社”的興辦

“中國文學研究社”之設，與“五四”以后文風、世風的巨變有著密切的關聯。羅五洲對新文化策略頗為抵觸，明確以振起舊文風、捍衛傳統之道為“中國文學研究社”開展活動的底層邏輯，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弘揚傳統文化思想。

該社課程以對傳統文化的研習為主體，門類包括：“經學、史學、國史概要、西洋史概要、子學、文學、文法、作文法、小學、駢文、詩學、詞學、尺牘、新聞學、小說、作小說法、修身”。其中的“經學”“史學”“子學”顯然沿襲了四部之分法，也就是說，直接指向了古典的內容。

現存諸種出版物均落實了“中國文學研究社”倡導中國文學、弘揚傳統文化的宗旨。《中國文學研究社專修函授講義》設“經學講義”“史學講義”“子學講義”等欄目，與函授課程門類相對應。前后相繼的《文學研究錄》《文學研究社社刊》兩種內部刊物所刊的作品主要為舊體。

“中國文學研究社”的函授理念及其在出版物中的表現

“中國文學研究社”以函授的形式開展教育活動，將學員招至旗下，其教學理念清晰，各環節排列有序，形成流暢的運行線條。課程內容、試題、學生課業等均需借助出版物呈現：講義資料是傳播知識的介質，《文學研究錄》《文學研究社社刊》則用于展示知識的傳播過程及效果。諸種出版物都在教育過程中穩定發揮特定功能。

該社函授活動的行為要素可以概括為：延請知名文人擔任教員，負責編訂講義、解答學員疑惑、批閱學生考卷；收取學員作業加以改削，幫助其練習中文寫作；采取考試形式對學員學業進行考察，對考卷擇優附批語刊發于社團內部刊物上，以資鼓勵。不限對象、不限地域的教學模式，大大拓寬了傳統文化的傳播幅面，該社在創辦次年已頗具規模，甚至在內地也頗有影響。

只有將堅持以函授形式傳播傳統文化一事置于1920年代香港的文化場域之中，才能充分彰顯“中國文學研究社”教育活動的歷史意義。近現代香港的中、英文教育發展極不平衡，中文教育問題相當嚴重。在這樣的情形下，在香港地區開展的任何形式的中文教育活動都應得到正面的評價。香港教育界對中華傳統文化教育的堅持，有效地強化了居港華人群體的歸屬意識。“中國文學研究社”比私塾等基礎教育機構入學門檻更低，更易將傳統文化內容輸送給正常情況下難以進入學堂接受教育的群體。

香港地區文學社團的現代轉化與“文學”概念的現代轉型

“中國文學研究社”自始至終采取函授這一組織形式，與同時期在香港出現的、以私人交往為中心集結的舊詩文社有顯著差異。該社雖無成員在現實場景里的聚集活動，卻用更為“現代”的方式，以出版物為介質實現社團內部關系的維系。講義所見諸種課程內容、社刊所見學員優秀課藝與教員批語，是對函授各環節的體現，環環相扣，建構了以普及教育為目標的通路。內部刊物上開設的“本社通告”“社簡代郵”等固定欄目，是社團傳遞消息的渠道。此外，如遇教員或學員去世，“中國文學研究社”還會在刊物上發起悼念專題，發表緬懷逝者的系列文本，這種紀念活動有助于提高社團的凝聚力。

多元文化的協商推動了1920年代香港地區“文學”概念的現代轉化。就課程設置的情況來看，“中國文學研究社”所用“文學”之概念總體上更近于先秦最為原始意義上的“文學”，不限于與現代所謂“文學”學科相關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諸種體裁的文藝寫作，而是泛指一切撰述之事。概念上的復古，與回到傳統文化源頭汲取促進社會良性發展之力量的意圖相關。所弘即為傳統之道，所重也就偏于舊體之文，《文學研究錄》《文學研究社社刊》發表的作為“模范”的古今名人作品及學員優秀作品，都以舊體為主。

不過，文學書寫以舊體為主、甚至追求“文學”原始意義的回歸，并不代表“中國文學研究社”墨守舊的文化理念以及舊的文學價值觀。該社開設的新聞學、小說、作小說法等新科目，較為自然地呈現了從四部之學向七科分類轉型的痕跡。這種變化，體現的不是“現代”對“古典”的直接取代或者西方對東方在文化上的宰制及規訓，而是經歷長期的文化接觸后出現的漸進的適應。具體到狹義的文學而論，“中國文學研究社”的姿態亦不保守，《文學研究錄》《文學研究社社刊》所刊小說作品傾向于追求情節的完整性和內容的趣味性；語體以文言為主，亦不排斥白話寫作；兼收原創及翻譯小說。這種多元并蓄且貼近市井閱讀趣味的書寫風度，與稍晚于兩刊出現的《小說星期刊》顯現出明顯的連貫性。文風偏舊與觀念新變并存，雜糅的態勢，折射出1920年代香港文學漸變的風貌。

新思潮與調和：從香港的位置觀照“現代”的實現

“中國文學研究社”的出現是以新文化在香港的遲出與傳統文化的持續發展為背景的。1920年代，新舊文化在內地、香港的境遇大相徑庭。內地在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總體上傾向于排斥古典一脈，但在香港地區，仍以肯定傳統文化為主，對待新文化反而表現冷漠。

居港華人群體當時對舊文化、舊思想的堅持，卻不能以“落后”“保守”視之。香港社會文化在1920年代經歷了復雜的變化。傳統文化、新文化與西方文化在香港混雜，共同參與在地文化的編碼。三者之間互有競爭：殖民政府對激進的民族主義論調不免忌憚；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存在潛在的對抗；傳統文化與新文化的矛盾也難以規避。就精神內核而論，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異質性，是遠大于新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堅守傳統文化，本質上是出于對殖民的反抗。“中國文學研究社”諸種出版物的內容，體現了居港華人群體對中華文化尤其是對傳統文化的認同，當然也就凸顯了對殖民文化的抵制。

盡管“中國文學研究社”堅決主張復興傳統文化、文學，但對新思潮卻似仍較為包容，對外國文學的接引也相當主動。對域外文學的引入，對新文學作品的接納，集中反映了“中國文學研究社”面對異質文化及新思潮時的總體態度。羅五洲等人絕非一味守舊，他們所反對的是決絕地走向文化斷裂，而緩慢的文化協商、調和并不為其所抗阻。“中國文學研究社”擇取因地制宜的漸進式方案，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者所挪用的狂飆突進的革命式方案構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1920年代的香港，傳統文化起到凝聚華人族群、維系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作用，文學無論新舊、雅俗，其存在均有利于延續中文寫作傳統，具有反殖民意義。“中國文學研究社”主動承擔起傳播中華文化的使命，堅持以中文組織的文學書寫和文化教育，試圖在特殊的文化語境中保存中文寫作傳統，不斷強化居港華人的文化歸屬感，恰恰凸顯了1920年代香港文化的特征。該社的追求，折射了居港華人群體所共有的心系中華的情愫。

（作者系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講師，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