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國內地文人帶著未竟的文學理想南下香港，《立報》《大公報》《星島日報》《華商報》《文藝陣地》《文藝青年》《大風》《時代文學》《大眾生活》等報刊在香港創刊或者復刊，香港成為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在內地文人大量南下香港之前，香港的新文學基礎較為薄弱，基本處于邊緣地位。1930-1940年代內地文人南下香港，試圖將內地新文學的話語體系和文學資源“移植”到香港。因此，與1920年代香港文壇文白、新舊、雅俗“同置并存”不同，1930年代下半葉香港文壇迎來了新文學的“爆發”。

不過，內地文人南下香港的文化實踐并不是中國內地文學譜系在香港的橫的“移植”，而是有著多元面向和內在張力。香港文化空間的特殊性為內地文人的話語實踐帶來了諸多挑戰，也增加了新的質素。首先，香港是一個“各派并存、同時發聲”、充滿無限可能的話語場。這意味著內地文人在香港開展文化活動面對的是更為復雜的文化格局，這也使得他們在香港的文化實踐有著多元面向。其次，香港在接受新文化、新文學方面與內地存在“時差”，面對香港新文學發展的遲滯性，內地文人尤其是左翼文人試圖在香港完成“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的雙重任務，這使得他們在香港的話語實踐充滿張力。

左翼文人與香港文化語境的“交鋒”，首先見于有關“反新式風花雪月”的文學論爭中。1940年10月，《文藝青年》第2期刊載了楊剛的《反新式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該文指出，香港青年的文章“初看起來都是寫美麗的雕琢得不很壞的東西。細看起來卻是沒有內容的，充滿悲哀的、頹廢的灰色東西”，與“民族煎熬”“社會苦難”極不相稱。楊剛試圖將內地左翼文藝的話語體系移植到香港的文化語境中，對香港青年進行文學教育和思想啟蒙，但是香港文化語境的復雜性為這種話語實踐帶來了更多的可能。

這篇文章一經發表，便引起各方熱烈的討論。據統計，討論該話題的文章達九十余篇。除了《文藝青年》之外，《星島日報》《大公報》《立報》《華僑日報》《國民日報》《南華日報》等報刊也參與其中。香港文壇的諸多政治力量與文化力量在這場論爭中紛紛登場，左翼文人、右翼文人、汪派文人、香港青年都參與其中。有關該話題的討論已然超越了文學的范疇，各方力量都試圖在這場論爭中論證其意識形態和文學觀念的合法性。因此，在“反新式風花雪月”的論爭的背后，是各方力量話語權力的博弈與角力。同時，左翼文人所提出的“挑戰”也指向香港的文化語境和文學生態。彼時的香港舊文學傳統和通俗文學傳統根深蒂固，相對而言新文學處于邊緣地位。因此，左翼文人試圖改變香港的文學格局，以確立新文學在香港的地位，而“反新式風花雪月”的提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只是楊剛等左翼文人所忽略的是，香港與內地的文化語境和文學生態不同，在香港擁護新文藝的讀者群體本來就少，而楊剛提出的“反新式風花雪月”所挑戰的恰恰就是這些愛好新文藝的青年。同時，楊剛的觀點本身也存在悖論，正如趙稀方先生在《報刊香港》中所指出的，她對“新式風花雪月”創作傾向的批評主要針對流落于香港的外地青年，但是她在追溯原因時卻又指向香港本地的教育體制與文學傳統等歷史因素。所以楊剛在對香港的文學生態發起挑戰的同時，本身也在接受香港文學場域的挑戰。

茅盾為《大眾生活》創作的《腐蝕》也做了這樣的探索，他試圖溝通內地的話語體系和香港的文化語境。《大眾生活》由鄒韜奮于1941年5月17日在香港創辦，其宗旨在于傳播知識，以協助“政府”改進政治，完成“抗戰建國”的目標。而政治色彩太過濃厚的刊物難以獲得香港讀者的親切感，所以為了調和《大眾生活》的政治色彩、打開香港的文化消費市場，茅盾創作長篇小說《腐蝕》并在《大眾生活》上連載。這部小說雖然取材不在香港本地，但是因題材涉及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活動，主人公趙惠明的經歷可謂驚險刺激，較為符合香港讀者的審美旨趣和閱讀期待，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香港及南洋喜歡驚險小說的讀者。不過，雖然《腐蝕》的文本實踐向香港讀者的閱讀期待靠攏，但是其與香港本地的通俗文學作品不同，香港本地的通俗小說以市場為導向，而茅盾創作《腐蝕》雖也是為了以“通俗形式”吸引香港讀者，但目的還是讓其發揮文學的宣傳教育功能，一方面打開香港的文化消費市場，另一方面利用香港特殊的文化空間回應“皖南事變”。因此，《腐蝕》的文本實踐在溝通內地的話語體系和香港的文化語境方面做了成功的探索。

總之，抗戰時期內地文人南下香港的文化實踐有著多元面向。他們一方面將內地的話語體系和文學資源“移植”到香港，借用香港的文化空間，為內地的文藝運動助勢，另一方面也有著建設香港本地文化的文化自覺。內地文人尤其是左翼文人對香港文化語境的“看見”與“不見”也讓這種話語實踐充滿張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