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新證》出版后風行一時，周汝昌因此而在1954年5月從四川調回北京，進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編輯。初來乍到，他并沒有馬上被作為《紅樓夢》專家使用，副總編輯聶紺弩安排他去重編《三國演義》。10月間《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開始后，普及本《紅樓夢》的編校工作也要重新開始，這才啟用了周汝昌。周先生在《紅樓無限情》和《北斗京華》中有基本上相同的生動記述：

即命組成一個專組，專門整校一部新版佳本《紅樓夢》。因這件工作甚合我的平生大愿，故很高興，即訂出計劃，交上去了，聶老等也點了頭，立待執行。

當時我被安排在一樓，與舒蕪同室辦公。一日，舒蕪忽從二樓聶處（聶獨一屋，生活與辦公皆在其間，不另坐班）回室，推門進來，向我傳達指示：領導有話，新版《紅樓》仍用“程乙本”，一字不許改——實在必須變動的（如顯誤、難通等原有的訛誤字）也要有校勘記，交代清楚。

舒蕪話很簡潔，面無表情，此外無一字閑言。我雖書生氣十足，卻也直觀意識到事情大不簡單；而且，聶公對此，從頭到尾，絕無片言向我直接傳示與解釋（這與他給我的任務恰恰相反！）。我初到不久之人，一切不明真相實際，與聶老交又不深，故此總未敢向他請問一句——這都是怎么一回事？！

此事于我，至今還是一個大謎。我只好服從命令，做我最不愿做的“校程乙”工作。

也是眾所周知，周汝昌對所謂“程高偽續”深惡痛絕。程乙本比程甲本改得更多更徹底，讓他去校程乙本，真是強人所難。這個“大謎”如何解？ 我們在幾十年后綜合各方面信息，可以試著揭開謎底。

此事的前因，發生于周汝昌調來之前。1953年12月，人文社以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了新中國第一版《紅樓夢》（五三版），整理者是“湖畔詩人”汪靜之。此本號稱以程乙本為底本，實際上是根據1920年代的胡適亞東本，還隨意擅改了一些。這就像用民國仿品冒充乾隆瓷器，或者是跑馬拉松抄了個近道。此外，在書前說明中對曹雪芹的生卒年單方面采信了周汝昌的主張。針對這些問題，俞平伯及其助手王佩璋各寫了一篇文章提出批評，于1954年3月在剛剛創刊的《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刊發表。

隨后，人文社領導馮雪峰從善如流，接受批評，請社外專家俞平伯、王佩璋，重新整理一部《紅樓夢》普及本。在中宣部領導胡喬木的關切下，此次采用程甲本為底本，權且稱之為五四版。此事的主管是副總編輯、古典文學編輯室負責人聶紺弩，他本人對古典小說也深有研究，另有主見，對胡喬木、馮雪峰的決定不滿，雖被迫服從執行任務，但“始終以為乙本較好。曾對做工作的人說，校勘兩本時留意，發現了乙本較勝的證據，可抄下來送中宣部看”。這一轉折過程，記錄于聶紺弩于1950年代所寫的檢查材料中。

出版社中的后來者周汝昌雖然對五三版的失利略有耳聞，卻并不了解背后決策的內幕，也不知道主管領導聶紺弩的實際態度。

還回到整理《紅樓夢》底本這個話題，可以歸納為三個原因：

第一是舒蕪的說法：“人民文學出版社當時社長兼總編輯馮雪峰先生對于出版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始終強調體現‘樸學家’精神，強調目的是‘供給讀者一個可讀的本子’，他主張編輯要有學問，你可以對你所編輯的名著到報刊上發表論文，但是你在編輯工作上必須念念不忘體現‘樸學家’精神和‘供給讀者一個可讀的本子’的目的。”（見《老吾老》）顯然，普通讀者需要的是一個首尾俱全的完整可讀的普及本，而不是周汝昌意念當中的“斥偽返真”本。

第二，放棄五三版的程乙本路數，采用程甲本校勘，是馮雪峰與俞平伯商定的，聶紺弩早已不滿，“始終以為乙本較好”。僅僅過了半年，在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運動中，馮雪峰和俞平伯同時倒掉。這時俞校本剛開始不久，要另起爐灶還來得及。聶紺弩無人掣肘，有權拍板，重新組織社內編輯做校注，正好回歸到程乙本。又過了半年以后，聶紺弩也倒臺了，但是《紅樓夢》校本不宜再次改弦易轍，接替負責的舒蕪與聶意見一致，聶紺弩的意圖得以繼續貫徹，直到1957年完成。因為時值“反右”運動中，舒蕪、張友鸞被劃為右派，沒有署名，周汝昌成為領銜署名者。

第三個理由是，紅學專家俞平伯雖不再負責通行本，但在文學研究所整理的八十回校本已經進行了兩年多，那是以脂評本為主要依據，將來（1958年）還是由人文社出版，不需要別人再重復勞動了。所以，周汝昌只能被迫不情愿地去“校程乙”。從1957年直到1982年，這個以程乙本為底本的《紅樓夢》一直是最通行的普及版本。